1984年，周恩寿找邓颖超诉苦，邓颖超机智回答：咱俩可都是委屈人
春日的北京，阳光正好。在中南海西花厅的会客室里，邓颖超正在接待一位特殊的客人——周恩寿。作为周恩来总理的二弟，周恩寿与这个家庭有着说不完的往事。今天，他带着满腹的心事前来拜访。
谈话间，周恩寿提起了自己在特殊时期的遭遇，言语中透露出深深的委屈。出人意料的是，邓颖超听后不但没有急于安慰，反而说起了自己的委屈：＂可不要说你感到委屈，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其实咱俩可都是委屈人……＂
这句话让周恩寿愣住了。作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在革命队伍中德高望重，她又有什么委屈可言？这番对话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故事？
一、革命家庭的牺牲与奉献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年仅21岁的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组织了觉悟社，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那一年，16岁的邓颖超也加入了这个进步组织，两人就此相识。1925年，他们在广州正式结为夫妻。从此，这对革命伴侣携手走上了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的漫长征程。
在革命事业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将个人和家庭置于革命事业之后。1927年，他们把仅有的一点积蓄捐给了党组织，用于支持革命工作。为了专心投入革命事业，他们放弃了组建自己家庭的机会，终身未育。
周家三兄弟中，大哥周恩来带头投身革命，带动了两个弟弟也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周恩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在狱中坚贞不屈，最终牺牲。周恩寿则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1936年，在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为了促成国共合作抗日，多次往返于西安与南京之间进行谈判。这期间，邓颖超独自留守延安，承担起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她经常要深夜处理文件，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尽管生活艰苦，她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特殊要求。
抗战期间，周家在老家的房产被日军炸毁，家族中多人流离失所。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并没有因此动用党的资源帮助家人，而是让他们自行设法谋生。这种严于律己、律己律人的家风，在周家蔚然成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面对这个重要职位，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他规定，家中不准请保姆，一切家务都要自理；不准配备专职司机，出行一律乘坐公务用车；家人不得擅自接受任何礼品和特殊待遇。
邓颖超作为中央妇委会的负责人之一，本可以享受相应的待遇，但她始终坚持和周恩来一样的简朴作风。她常年穿着普通的灰布衣服，在机关食堂排队打饭，从不摆总理夫人的架子。即使在生病期间，她也坚持自己处理家务，不愿麻烦他人。
二、周恩寿的人生起伏
1925年，21岁的周恩寿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校期间，他表现优异，不仅军事技能出众，还积极参与进步活动。毕业后，他被派往北伐前线，担任国民革命军的一名连长。
1926年秋，在湖北的一次战役中，周恩寿不幸被炮弹击中右脚踝，伤势严重。组织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将他调往武汉后方，负责文化宣传工作。就在这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位在革命学校任教的女教师。
这段感情来得突然，却让年轻的周恩寿难以自持。当女教师因家庭原因必须返回老家时，周恩寿未经组织批准，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追随而去。这一举动引起了组织的严重关注，尤其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周恩来得知后，立即严厉批评了这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
1927年初，在感情受挫后返回武汉的周恩寿，面对组织的批评和兄长的训斥，一时难以接受。他选择了脱离党组织，独自一人北上，前往东北谋生。从此，他与党组织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开始了长达18年的漂泊生活。
在东北期间，周恩寿先后在多个工厂做过工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1936年，他在沈阳一家机械厂工作时，因被怀疑与地下党有联系，被日本特务逮捕。在狱中，他遭受了严酷的审讯，但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1938年，在一些老同学的营救下，周恩寿获释。此后，他辗转于东北各地，以技术工人的身份谋生。尽管远离革命队伍，但他始终关注着抗日战争的进展。他在工厂里秘密收集日军的情报，通过可靠的渠道传递给抗日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恩寿决定重新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他给远在延安的周恩来写信，表达了重返革命队伍的愿望。1946年，经叶剑英同志联络，组织安排他在东北地区开设商号，为解放战争提供后勤保障。
然而，1947年春，由于叛徒出卖，周恩寿的身份暴露。国民党特务以他是＂周恩来的弟弟＂为由将其逮捕，投入监狱。这次入狱经历比前一次更为严酷，他不仅遭受酷刑，还被威胁利用他来策反周恩来。但周恩寿始终坚守立场，没有屈服于敌人的压力。
经过周恩来和南开校友的多方营救，周恩寿最终获释。这次经历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作为革命家庭的一员所要承担的责任和面临的考验。出狱后，他更加坚定了追随革命的决心，为新中国的诞生默默付出。
三、周总理的特殊时期决断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国务院总理，他既要维持国家正常运转，又要保护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对待家人的态度更加严格，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保护性措施。
1967年初，为防止周恩寿卷入政治漩涡，周恩来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周恩寿暂时安置在一个偏远的农场。这个决定表面上看是一种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保护。周恩来向组织出具了书面报告，说明这是出于保护家人的考虑，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他人利用总理家属的身份做出不当行为。
在安置周恩寿期间，周恩来特别交代农场负责人：一是要保证周恩寿的基本生活条件；二是不得给予特殊待遇；三是要让他参加正常的劳动；四是严格控制外界人员的接触。这些要求既体现了对亲人的关怀，也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严格要求。
1968年，周恩来得知有人打着＂照顾总理家属＂的旗号，想给周家在农场的亲属安排轻松工作。周恩来立即表态反对，强调家属必须和其他职工一样参加劳动。他说：＂在特殊时期，家属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工作和生活。＂
对于周家后人的教育问题，周恩来也有着严格的要求。1969年，当得知有人提议让周家的几个年轻人免于下乡时，周恩来坚决反对。他在一份批示中写道：＂革命家庭的后代更应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能有任何特殊化。＂
在处理家庭关系时，周恩来始终坚持＂亲情服从革命＂的原则。1970年，当周恩寿提出想回北京探亲时，周恩来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婉言谢绝了这个请求。他托人带话给周恩寿：＂现在是非常时期，暂时安心在农场工作，等形势好转再说。＂
1972年，周恩来病情开始恶化，但他仍然没有改变对家属的严格要求。当时有同志建议让周恩寿回京照顾他，周恩来却说：＂我是国家的总理，有党和人民照顾，不能因私事影响工作安排。＂
1974年，周恩来住院治疗期间，仍然关心着农场里的家属。他让秘书传话给农场负责人，要求继续按原定方针办事，不要因为他生病就对家属另眼相看。这种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对亲情的割舍，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格。
到了1975年，随着形势的变化，周恩来终于同意周恩寿离开农场。在安排周恩寿回京后的工作时，周恩来特别强调：＂工作岗位要按照正常程序安排，不要因为是我的弟弟就破例提拔。＂这种严格要求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四、邓颖超的委屈往事
1925年，邓颖超与周恩来在广州结婚时，正值革命形势紧张。婚礼极其简单，没有请客送礼，甚至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有留下。当时的邓颖超年仅22岁，已经担任了广东省妇女部的重要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颖超随周恩来转入地下工作。在上海期间，她经常需要改变住所，有时甚至一天之内要搬家数次。为了掩护身份，她不得不扮作普通家庭主妇，每天清晨要去菜市场买菜，装作与革命工作毫无关系。
1928年，周恩溥被捕牺牲的消息传来，邓颖超作为嫂子，不能公开悼念，只能将悲痛深埋心底。她继续坚持工作，并协助周恩来照顾周家其他亲属的安置问题。在那段艰难时期，她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党组织传递情报和文件。
到了延安时期，邓颖超面临着另一种形式的考验。1938年，由于战时条件艰苦，她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组织多次建议她去苏联治疗，但她坚持留在延安工作。每当有同志劝她休息时，她总是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每个人都在克服困难，我不能例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担任了全国妇联主席等重要职务。然而，她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在中南海的住处，她用了近30年的一套旧家具，多次拒绝更换。她的衣服大多是补丁摞补丁，就连参加国际会议时穿的礼服，也是由老布料改制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颖超面临着更大的考验。一些人借机翻出她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问题，对她进行批斗。面对这些无端指责，她没有利用总理夫人的身份为自己辩护，而是主动检讨，接受审查。
1970年，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但邓颖超仍然坚持工作。她一边照顾生病的丈夫，一边处理大量公务。有时为了不影响周恩来休息，她常常在卫生间里处理文件，就着微弱的灯光工作到深夜。
1975年，在周恩来病重期间，邓颖超依然保持着严格的工作制度。她坚持自己打理家务，不让工作人员承担额外的负担。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她也从不向组织提出特殊要求。
正是这些往事，构成了邓颖超对周恩寿说的＂委屈＂。这不是简单的抱怨，而是一个革命者对革命事业的深刻理解。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周恩寿：在革命道路上，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和委屈，关键是要有正确的态度去面对。
当年轻时在天津南开学校的进步活动，到后来的地下斗争，再到延安时期的艰苦岁月，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工作，邓颖超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她的委屈不是抱怨，而是对革命历程的真实记录。
五、革命家庭的深刻教育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周恩寿接到了一封来自邓颖超的信。信中详细记录了周恩来生前对革命家庭教育的一些重要指示。这些内容此前从未对外公开，成为了周家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周恩来担任总理期间，曾多次强调革命家庭后代的教育问题。1964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提出：＂革命家庭的后代更要严格要求，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为此，他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家规：家庭成员必须自食其力，不得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子女就业必须按正常渠道，不得要求照顾安排；家中不准接受任何礼品和特殊待遇。
1965年春节前夕，有个别机关想给周家送些节日慰问品，被周恩来严词拒绝。他说：＂过年过节，我们家和普通职工一样，不需要特殊照顾。＂这种严格的家风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周恩来对家庭成员的政治学习也十分重视。1970年，他专门安排人员定期给在农场工作的周恩寿及其他家属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内容包括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革命传统教育等。
在周恩来看来，革命家庭的教育不仅仅是政治理论的灌输，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培养革命精神。1972年，当得知有些干部子女不愿意参加基层工作时，他特别强调：＂革命家庭的后代更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工作，要从最基层做起。＂
1974年，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仍然关心着家庭成员的思想教育问题。他让秘书整理了一份家书，其中详细阐述了对革命家庭党性修养的要求：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邓颖超在周恩来逝世后，继承和发扬了这些优良传统。她经常向家庭成员讲述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特别是那些关于艰苦奋斗、不计个人得失的事例。每当有人提出要照顾周家后人时，她都会严词拒绝，表示要让年轻一代经受锻炼。
1977年，一些单位提出要为周恩来纪念馆征集家庭实物，邓颖超提供了一些老照片和文件，但坚持不让把家庭成员的特殊待遇写入展览内容。她说：＂这些都是普通的革命故事，不需要特别突出。＂
1978年，在整理周恩来遗物时，发现了一份手稿，记录着他对革命家庭建设的思考。这份材料后来成为了周家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其中特别强调：革命家庭的后代要继承革命传统，但不能享受革命的果实；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工作和生活，决不能搞特殊化。
这些教育理念一直影响着周家的后代。他们中有的在基层工作，有的在科研岗位，都坚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从不炫耀家庭背景，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