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印度，因其地缘战略价值和不结盟运动的领导地位，成为美苏两大阵营竞相拉拢的对象。苏联通过技术援助和重工业投资，美国则提供粮食援助和资本支持，试图将印度塑造为区域盟友。然而，这种“左右逢源”的外部输血，并未帮助印度建立起自主、完整的工业体系。其背后根源，既有国际政治博弈的复杂性，更折射出印度本土的制度桎梏与社会矛盾。

一、外援依赖下的“技术惰性”

苏联对印度的援助始于1950年代，以比莱钢铁厂、重型机械制造厂等标志性项目为代表，其核心逻辑是通过重工业基础建设推动工业化。美国则通过“绿色革命”支持农业现代化，缓解粮食危机以稳定社会。然而，这种援助模式使印度形成路径依赖：苏联的技术输出以成品设备为主，而非技术转让；美国的资本更多流向消费领域，而非生产性投资。印度政府将外援视为填补财政赤字的工具，而非产业升级的催化剂。例如，苏联援建的工厂长期依赖苏联专家维护，本土技术人才培养滞后，导致重工业“有产能无创新”。

二、制度困局中的“政策失灵”

印度独立后确立的混合经济模式，试图平衡计划与市场，实则陷入官僚主义泥潭。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将核心工业领域国有化，但国营企业效率低下、腐败滋生。许可证制度（License Raj）要求企业获得政府批准才能扩大生产或引入新技术，导致私营部门创新动力枯竭。一名印度企业家曾抱怨：“等待许可证的时间比建厂还长。” 这种过度管制环境，使印度错失1970-80年代全球产业转移浪潮，而同期东亚国家通过出口导向政策实现工业飞跃。

三、社会断裂与“内耗型发展”

印度工业化进程始终受困于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种姓制度与城乡分化导致劳动力市场割裂，低种姓群体难以获得技术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有效转化为产业工人。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进一步加剧失衡：至今仍有30%的工厂因电力短缺无法满负荷运转。此外，地方邦的自治权与中央政策冲突频繁，例如土地征用改革因地方势力抵制屡屡搁浅，直接阻碍工业用地整合。

四、地缘博弈的“双重陷阱”

美苏援助本质上是冷战代理竞争的产物，其目标并非印度工业化，而是战略牵制。苏联更关注军事合作（如米格战机生产线），美国则通过粮食援助影响农业政策。这种碎片化支持导致印度工业布局畸形：国防工业局部先进，民生制造业却基础薄弱。1991年苏联解体后，印度骤然失去重工业技术来源，暴露出自主创新能力的缺失。而美国在冷战后调整南亚战略，将重心转向巴基斯坦，进一步削弱了对印产业支持。

结语：自主性缺失的代价

印度案例揭示了一个悖论：外部援助既能提供发展契机，也可能成为结构性陷阱。当援助替代而非补充内生动力时，工业化便会陷入停滞。当前印度推动“印度制造”计划，试图以税收优惠吸引外资，但其官僚体制、基础设施短板仍未解决。历史经验表明，唯有打破制度桎梏、培育技术创新生态，才能真正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工业实力。否则，即便坐拥大国扶持，也难逃“借来的翅膀无法高飞”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