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革命家在参加革命之前，可谓是五花八门，其中木匠出身，我所知道的就有刘少奇和李先念。李先念的家里应该不是很富裕，八岁就开始下田干农活，放牛拾柴可是日常工作，到了九岁，好不容易才去上私塾。可是没到两年，家里实在送不起而辍学，只能去地主家开的杂货店里当学徒。这两年私塾让李先念可以读书识字，对他日后参加革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李先念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养成了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特点，但他的独立性、反抗精神也很强，从不愿逆来顺受、任人摆布。李先念不堪忍受店主的欺凌，和每日过重的劳动负荷，而没有相应的回报，李先念在这家杂货店只干了一年，便愤然离开，拿着全部工钱，回到了家中，而他所谓的全部工钱只够买一串鞭炮而已。旧中国的农村，手艺人要比种田佬的社会地位略高些，生活状况也略好些。为了继续谋生，父母亲让李先念去学木匠活。李先念最初跟三姐夫袁传祖学木匠。可是不到一年，三姐夫袁传祖一病不起，无法干木匠，也没有办法教徒弟。万般无奈的李先念只好再次回到家中，拜本村另一位木匠为师。在那个社会，一般的平民百姓中，总会有天降灾祸，有恶霸找碴故意刁难李先念，李母害怕儿子吃亏，便没有让李先念在本村继续学下去。

投靠了离李先念家5里多远的黄陂县塔耳乡叶家田村一家木匠学艺，也姓袁，掌墨师傅叫袁学福祖辈几代都是从事木匠手艺。并且与李先念是表兄弟关系，而且还是李先念三哥陈有全的妻兄。袁学福便是李先念的第三位木匠师傅。袁家祖上四代都从事木匠职业，但主要搞的是雕花工艺，同时做一些家具、农具等。有了这层关系，袁师傅教得非常认真，李先念也学得特别刻苦，加上李先念之前已经跟两位师傅学过一些实际操作，不到两年，就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选择材料、绘制图案、计量尺寸、斧锯凿刨等技能，能制作犁锄、水车、桌椅、箱柜等。关键是李先念在学木匠的同时，没有忘记学习文化，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学习。没有菜油灯，就上山砍些松树明子照亮下来读书写字；没钱买纸笔，就把棍子削尖当笔，在地上练习写字。袁学福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经常对别人夸他收的这个徒弟最有出息。

正式学徒要三年才能满师。袁学福见李先念聪明好学，肯吃苦耐劳，做活精细，一丝不苟，已能独立制作一些简易的木器，故尚未满师，就放手让他走乡串户，单独干活。至今，红安县李先念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他当年用过的木工工具和制作的一张方桌。这期间，他广泛接触社会，耳闻目睹许多不公平的现实，不仅增长了见识，而且愈加同情穷苦人，憎恨地主老财。他经常哼唱着自编的楚词小调，借以抒发一腔愤懑之情。红安一些将领等回忆说：我们都比先念同志小几岁。我们当中，有的家与先念同志家只一河之隔，儿时就知道先念同志的名字，听过他为穷人打抱不平的事迹。先念同志十二岁起先后在家乡和汉口学木工，凡是穷苦人家的木工活，先念同志都热情相助，而对那些地主豪绅家有木匠活要干，却一点都不情愿去干，就算是干了，也不认真，还要他们多付工钱。他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和朴素的阶级感情，在穷苦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小李木匠。手艺初学成后，经师傅袁学福介绍，十五岁的李先念只身去了武汉，在一家寿器店里做工。这家寿器店有30多名工人和徒工，当时李先念的年龄最小。因此除了干些杂活外，如烧水、煮饭、打扫卫生的，一有空就进入工房，给师傅们和工友打打下手，帮点忙。他原来就有木工手艺的基础，因此他总能帮到点子上，这样的工人谁不喜欢啊。其中店里有位老师傅，见李先念做事踏实细致，又不怕苦不怕累，便禀明店主，收李先念当了徒弟，手把手地向他传授制作寿器的工艺。李先念参加革命后，有人曾开玩笑说李先念是“做棺材的”，李先念则风趣地回答：“我可是为旧社会造棺材的。”

在武汉期间，李先念的接触面比在农村宽广，视野逐渐开阔，人与人的关系及一些社会问题成了他经常思考的焦点。他看到店里的工人师傅对店主不满，故意把棺材板做得厚些，让店主蒙受经济损失，店主就受不了。李先念回忆说：“每星期要给一顿肉吃，不给吃就斗。办法就是多下料，一次多二三分，一天四立方米多就不见了。这样老板就受不了，就要请大家吃饭。”李先念晚上住在寿器店街对面的庆和茶馆里，常与工人师傅聊天，接触了江湖上三教九流的人物。他夜间常去江边码头扛麻袋，出苦力，一边挣点零用钱，一边与码头工人交朋友，对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有了切身的感受。李先念后来回忆说：在汉口的这段生活，对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论，很有帮助。如同我们有了生活阅历，读鲁迅的文章才有更深的体会。1926年10月，李先念受大革命影响，回家乡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11月，李先念率领九龙冲乡农民自卫军参加了黄（安）麻（城）起义，并于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高桥区九龙冲乡游击队成立，李先念任队长，率游击队坚持斗争并加入红军。在粉碎国民党第三次“会剿”后，党组织派李先念回地方开展工作。

1931年6月，李先念当选为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尽管做了管辖20多万人口的“官”，但他仍像过去一样，与群众同甘苦，共呼吸。当时粮食和经费的缺乏是鄂豫皖根据地普遍存在的两大困难。陂安南县辖区位于根据地的前沿地带，屡遭敌人“清剿”和抢掠，缺粮现象尤为突出，财政收入更是少得可怜。李先念领导广大干部群众采取了诸多措施，急谋解决这些困难，同时他自己带头要求全县政府工作人员和党团员，每天只吃两餐稀饭，带头种菜种粮。他注意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平易近人，作风民主。李先念经常身着农民衣装，脚穿草鞋，走村串户，和农民群众交朋友，话家常，了解他们的疾苦，帮助农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所以久而久之乡亲们有事都愿意找他。诸如一旦发生邻里吵架、土地纷争、婆媳不和、夫妻离异等矛盾的时候，乡亲们都会说：“咱们去找李先念评一评吧！”因此在李先念的办公地点，经常有男女老少进进出出，来找他解决琐碎的问题。李先念曾回忆说：“农民把我们当成神，大小事都找我们决断。离婚说找神，就是找李先念，天不下雨也说找李先念。”

在陂安南县高桥区有家穷苦农民，因生活困难，将女儿许给一位家境较好的小伙子，但是这位小伙子双目失明，是个盲人。而小姑娘长得端秀水灵，且已经有了自己心上人，同时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知道这是包办婚姻的行为，因此坚决反对这门闲事，非逼着父亲解除婚约不可。但是她的父亲已经拿了人家的钱，又不好意思反口。而男方听说女方要“悔婚”，眼见煮熟的鸭子就要飞掉，肯定不同意，双方为此闹得不可开交，于是小姑娘就去找李先念给评理做主。李先念听了女青年的诉说，认为她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坚持婚姻自主，完全符合政府的法令，就对她说：“你先别着急，等我们去做工作。”他先到男青年那里，了解到与女方说的情况基本一致，就劝说道：“人家长得漂亮，你双目失明看不见，她爱别人，又不爱你，勉强和你结婚，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如果她私自跑了，或是去同别人要好，你也看不见，管不了。不如想开一点，和她解除婚约，你再找个真情实意爱你的女子，照顾你的生活，这样对你不是更好吗？”盲人青年听了这话，觉得在理。李先念又做了两家家长的工作，经双方同意，解除了婚约。事情过后，李先念又委托村干部给这位盲人青年，另找了一个老实女子，在双方愿意的情况下成亲，先前告状的那位女青年也终于嫁给自己相爱的人，两对青年人都过上自己想过的幸福日子。这事很快在老百姓中传遍了，人们都说还是李先念会做工作，成全了两对青年人的婚姻，真的是苏维埃政府的好主席。李先念后来回忆起他在县里这段工作时说：“我的基本经验是两条：一是要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指示，这样工作才不会走偏；二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了解到真相，才能把党的决议和指示转化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样也才能真正学会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本领。只有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我们党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李先念，这位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从早期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期间，在长达22年的戎马生涯中，李先念坚定不移地、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战略策略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年轻时工作经历让李先念得到极大的锻炼和成长，为他后来在极为艰险复杂的战争进程中，显示出的灵活斗争艺术和卓越指挥才能打下坚实的基础。李先念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