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汉惠帝刘盈掀开11岁皇后张嫣的盖头时，未央宫的牡丹尚未完全绽放。这不是个例——隋文帝杨坚大婚时新娘14岁，唐太宗与13岁的长孙氏结缘，紫禁城里12岁的郭氏戴上凤冠。

这些凤冠霞帔背后，藏着封建中国延续两千年的生存逻辑。

翻开泛黄的《周礼》，"男十五女十三"的婚配基准线赫然在目。诸子百家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空前统一：孔子强调"女子十五适人"，韩非子主张"妇人十五而嫁"，墨家更直接规定"女子十五不嫁，罪其父母"。这种共识源自农耕文明最朴素的生存哲学——在战火与瘟疫的夹缝中延续族脉。

长城脚下的村庄最能阐释这种紧迫。根据汉代户籍木简，普通农户平均寿命不足22岁。这意味着如果少女15岁不婚，可能来不及见证第一个孙辈出生。

更残酷的是，每两个新生儿就有一个会夭折，建安七子中徐幹五个儿子尽数早殇的悲剧绝非孤例。

汉初长安城头飘扬的税赋令昭示着国家意志：超过婚龄的女子家庭需缴纳五倍赋税。这道政令效果显著——据统计，文景时期适龄女子初婚年龄比秦代提前三年，每户子嗣数量增加1.2人。

当卫青率军北击匈奴时，背后是经过三代人累积的4000万人口支撑。

深宅大院里还有另一重考量。宋代《清明上河图》中忙碌的脚店掌柜，往往养育五六个子女。按当时物价计算，每多养一个女儿到16岁，需消耗家庭三年口粮。将及笄少女送入婆家，既是减轻负担的权宜之计，也是穷苦人家维持生计的生存智慧。

紫禁城最后的婚礼定格在1922年，16岁的婉容戴上珍珠朝冠。彼时中国平均寿命已突破35岁，千年不改的早婚传统悄然松动。当我们以现代眼光审视那些凤冠下的稚嫩面容时，或许更应理解：在生存与文明延续的天平上，古人做出了他们时代的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