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西欧和美国的领导人，墨索里尼、希特勒更为疯狂。他们敢于装疯卖傻，这可是战前地缘政治牌局中的高级筹码。两人都是退伍老兵，在一战中受伤并获得过奖章。一代人之后，他们摆出一副真正的斗士姿态，比理性的西方盟国领袖有着更强烈的意愿投入战斗。后者则是一群20世纪30年代的贵族人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要么是管理层，要么是普通官僚。这些对比让人想起了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科西拉岛（Corcyra）暴动所发出的警告：“直率的智者”比精于世故的对手更能迅速地采取行动，也更为成功。
到了20世纪30年代，所谓“伟大战争”（Great War，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令上一代退役军人陷于宿命论的泥潭。希特勒在几乎所有的夜间演说中都咆哮着，活灵活现地讲述一战堑壕中的故事。这些噩梦磨炼了其性格，却没有告诫他要小心谨慎。
希特勒的经验教训与纪尧姆·阿波里奈（Guillaume Apollinaire）、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Owen）、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在艺术作品中表现的超现实主义和偶尔的黑暗荒诞截然不同。
比起德国艺术家，这些人的反战作品更能吸引国际受众。也许更达观的胜利者能够在恐怖的场景中反思战争；沮丧的失败者则需要将他们注定无果的勇气变成传奇故事，还要为失败寻找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