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冬，襄阳城外寒风呼啸。十余万百姓推着独轮车，挑着竹筐，跟着刘备的军队向南逃亡。这支混杂着老弱妇孺的队伍，在曹操铁骑追击下日行仅十里，却无人愿离开——这是汉末乱世罕见的图景：一个落魄诸侯与流民共进退，而千里之外的邺城铜雀台上，曹操正宴请群臣，庆祝荆州易主。

两种截然不同的统治逻辑，揭开了《三国演义》尊刘抑曹的历史密码。

当曹操写下“白骨露於野”时，他的军队正将徐州百姓的头颅堆成京观；当孙权在江东修建石头城时，山越部落的血染红了长江支流。汉末四百年基业崩塌之际，唯有刘备集团始终恪守底线：新野撤退时携民渡江，入蜀后与民约法三章，汉中决战前“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却无大规模民变。

这种对基本秩序的维护，在公元194年曹操屠徐州、公元193年公孙瓒筑京观、公元192年董卓焚洛阳的背景下，犹如黑暗中的萤火。

关羽降曹时要求“若遇皇叔，虽蹈水火必往”，张飞失徐州后刘备只说“兄弟如手足”，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二十三次提及“先帝”。这种超越君臣的羁绊，构成了蜀汉集团的精神内核。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操的谋士荀彧因反对称公被赐空盒，夏侯渊战死后其妻杜夫人被曹丕纳入后宫。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在汉中称王引发争议，却也是汉末乱世最接近正统的宣言。当汉献帝沦为曹操的盖章机器，当九品中正制固化阶层流动，蜀汉的“复汉”旗帜实际承载着庶民对公平的最后期待。

诸葛亮南征时“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与曹操迁徙匈奴、孙权镇压山越形成对照；蒋琬治蜀时“府库充盈”的记载，反驳了“蜀民面有菜色”的传言。

夷陵战败后蜀中家家缟素，却无大规模叛乱；诸葛亮五丈原病逝，蜀地百姓私祭的祠庙遍布乡野。与之形成反差的是，曹魏代汉仅16年即被司马氏取代，东吴末帝孙皓的暴政引发“吴人无不思蜀”的民谣。历史证明，得民心的未必是胜利者，但失去民心的胜利注定短暂。

北宋文人苏轼在《诸葛亮论》中感叹：“三代以下，唯此一人。”这种评价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深层心理：对逆境中坚守者的天然共情。

当罗贯中将“桃园结义”写入《三国演义》开篇，他塑造的不仅是历史传奇，更是市井小民对“义”的想象。关帝庙从荆州走向全国的过程，恰是草根价值观对精英史观的修正。

历史的吊诡在于，真正塑造文明的往往不是冷冰冰的“胜利”，而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持。蜀汉集团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恰是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证明了理想主义者的存在价值——这或许就是成都武侯祠香火千年不断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