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的冬天，透过牢狱里那方极窄的窗，我看到了纷飞的白雪，单薄的囚衣难以抵挡寒冬的冷风，枯坐一夜依旧难凉满腔悲愤热血。
我向狱卒要来纸笔，笔墨浸透薄纸，字字泣血：“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
——这是我为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一我叫胡宗宪，字汝贞，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我出生在徽州绩溪县的龙川。我的父亲名叫胡尚仁，人们经常夸赞他的品德，说他孝顺，说他为了陪伴父母甘愿放弃做官。
在我的记忆里，邻里乡亲都非常尊敬我的父亲，平日里要是遇到了解决不了的矛盾，还会专门请他帮忙调解。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父亲真的做了官，肯定是一个好官。
后来，父亲说我到了年龄，该去念私塾、拜先生了。在进私塾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很聪明，像《千字文》这样的书我早早就能读会写了。等到正式拜了先生以后，我才明白人外有人。先生为我传道受业解惑，每每在先生面前表现得不尽人意，我甚至还会跑回家躲起来偷哭。
在私塾读书之余，我还对诸子兵书、传奇故事感兴趣，然而在父亲看来这些都不属于“正道”，他告诉我，读书当用以明志，更要以举业为重，将来为家族争光。
我自然知道父亲是为我好，从那天开始，我日夜苦读不辍，终于在十六岁那年通过童试，进入绩溪县学就读。再六年，我于南京科考成功中举。然而第二年的会试，我落榜了。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从京城回龙川的路上，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三年后的会试，我一定要成功。我没有辜负三年所付出的汗水与努力，三年后，再一次来到京城，一朝扬眉，高中进士。
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在我二十六岁这年，怀着忐忑而激动的心情，我正式踏入了我的仕途生涯。
二考中进士以后我的第一个工作地点在刑部，说是工作，其实只是跟着观摩学习，并不需要我动手去处理政务。直到两年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我才正式出任山东青州府益都知县。
在益州当知县的三年，我谨记读书做官是为民，恪尽职守，不仅组织益州百姓扑灭多年难得一遇的蝗虫灾害，而且顺利招降了长久以来危害当地的强盗。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的四月，我的母亲在故乡与世长辞，我没能见到她的最后一面。就在母亲去世不到两年的时间，我的父亲也因病永远离开了我。
守孝五年期间，我并没有懈怠自身，反而是努力攻读了《大学衍义》、《武经七书》等多套经典著作。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朝廷命我前往浙江余姚担任知县，在我的治理下，余姚县一度出现“政通人和，上天感应，岁时丰稔”的繁盛景象。
而我也因此在后来升任御史，巡按宣府、大同等边防重镇，整军纪、固边防。
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湖广地区发生苗民起义，我依旧以御史职巡按湖广，最终将起义平定，得到朝廷嘉奖。
由于我此前任职生涯里的显著政绩，我正式走进了世宗的视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的四月，世宗钦点我出任浙江巡按御史。
而此时，东南沿海的倭患已日益严重。
是以，我终于走到了这里，一步一步、毫不懈怠，我即将迎来的是我人生中最为辉煌绚烂的时刻。
三倭寇侵犯，是持续困难我大明王朝数百年的难题。早在太祖皇帝仍在世时，就有前朝的余孽勾结倭寇不断进犯山东沿海各地，直至今日，无数的英雄将才前仆后继、头破血流都难以彻底解决。
但我来了。
我的上司叫张经，他打仗的水平是不弱的，然而他为人太过刚正不阿，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春，倭寇进犯，同年五月，张经分遣将士，终战于王江泾，大败倭寇，是东南抗倭以来最辉煌的胜利。
张经的结局如何呢？
我说过了，张经是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也因此，就会有人眼里容不下他。
兵部侍郎赵文华是当朝宰相严崇的义子，王江汀大战前于浙江督军，赵文华是个草包脑袋，不顾实际情况多次催促张经发兵，还背地里让张经给他交钱。
张经没有答应，赵文华自然就记恨上了他。王江泾大战前，赵文华已经上奏弹劾张经，说他“畏贼失机”。
王江汀一战结束后，嘉靖皇帝同时收到张经带领大军取胜的捷报和赵文华弹劾张经的奏章，最终，在宰相严崇的大力帮助下，就在当年的十月，张经被冤杀。
张经是冤枉的，我比谁都要清楚——赵文华弹劾张经此事，我亦参与其中。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我初到浙江，在深入调查后我发现，沿海倭寇贼乱长久难除，除了倭寇本身的残暴，朝廷里势力的盘根错节、地方政府的乱政怠政或许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张经不愿意做的所有事，我都做了。所谓结党营私、所谓谗上媚下、所谓收受贿赂，我都做了。只有这样，我才能爬上那个最高的位置，我的机会已经来了。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我被任命为直浙总督，负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地的军务。
此后的六年里，我一方面提拔戚继光、俞大猷、徐渭等有才干的将领，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军民一体、共击倭寇，同时我也鼓励部下练兵，在未来成为抗倭主力军的戚家军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展壮大起来的。
擒汪直、杀徐海，清缴掉这两大倭寇集团，平息沿海猖獗百年之久的倭患，我已经做到了前人皆所未成之事。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这是我人生最巅峰的一刻，嘉靖皇帝亲自擢升我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仅时隔一年，我再度被加封少保之衔，并且节制总督江西等七省。
然而此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仅仅只是五年，五年后我的人生将迎来落幕。
四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严崇倒台了。
得知严崇倒台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树倒猢狲散”，世人眼里我就是凭借着巴结赵文华、严崇起家立身的，最大的倚仗都已经不在，我不觉得我能逃过一劫。
不甘吗？愤恨吗？后悔吗？
同年年底，南京给事中陆凤仪上奏弹劾，细数我的十大罪名，贪污军饷、滥征赋税、结党乱政等，一条挨着一条，白纸黑字，触目惊心。
这些都是我做的吗？
朝堂之上，九五之尊高坐，周遭充斥着或鄙夷、或同情、或不屑的目光，我跪于长阶，俯首告罪。那本奏章就在我的眼前，在那一瞬间过往五十年的记忆在我脑海里倏忽而过，我不由在心底深深地诘问我自己：这些都是我做的吗？
恍惚间，我听到嘉靖皇帝的声音，他说：“宗宪他啊不是严崇一党，自从他就职御史以后都是朕升用他，到现在已经八九年了。假如朕今天加罪于他，以后还会有谁为朕办事呢？就让他退休回老家好了。”
我回到了龙川老家。
二十四年前，我从龙川到京城，高中进士，春风得意，父母尤在。现如今，我从京城回龙川，一身布衣，满纸荒唐，父母已逝。
我常常会想，我这一生，究竟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直到两年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我曾经的朋友罗龙文被下旨抄家，而在他的来往信件里，发现了有我假造圣旨的证据，十月，我再度被押送入京。
在狱中，我一度写下万言书《辩诬疏》为自己辩白，最终石沉大海。我知道，我活不了了。不是因为我贪污腐败，不是因为我结党营私，甚至可能不是因为我所谓的假造圣旨。
我会死，早在严崇倒台的那一天就已经是注定的结局。
临终前，我恍惚看到了儿时的自己，双亲尚在，私塾的先生一字一句地教我读文天祥的诗：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