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的某一天，向来被明星八卦霸屏的热搜榜上

赫然出现了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

东汉科学家张衡和其发明的候风地动仪彻底从初中历史课本中被移除。

此前的人教版教材中, 张衡一直被视为一位拥有非凡成就的古代科学和文艺巨匠。

他发明的地动仪代表着古人智慧的结晶。

这早已成为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然而，在2017年秋天投入使用的统编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七年级上册中，

关于张衡的内容全部消失不见了。

那个刻在几代中国人脑海中的地动仪模型，开始淡出当代青少年的视野。

中科院院士傅承义更直言不讳地说道：「房梁下吊块肉都比那个模型强。」

难道说一直以来张衡的地动仪只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吗？

这条热搜新闻背后其实隐藏着一起令人讳莫如深的历史悬案，

今天我们就来抽丝剥茧，探寻这背后的真相。

公元134年，东汉顺帝刘保阳嘉三年的一天，

位于都城洛阳的国家天文台「灵台」里，

一台奇怪的机器，突然发出了「叮」的一声。

机器上朝着西北方向的那条龙，吐下了含在口里的铜珠，

恰巧落在了下面张口等着的铜蟾蜍嘴里。

史书上对这台机器的描述是：「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

整台机器长得像一个酒樽，直径八尺，约有2.6米。

机器外围一周被分成了八个区域，

分别对应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八个方位，

每个方位上有一条口含铜球的龙头。

每个龙头的下面，还有一只蟾蜍。

机器的发明人名叫张衡，时任东汉太史令，灵台的管理者。

张衡走上前去，捡起了铜珠，望向西北方，

年过5旬的他皱起了眉头，他知道落下的铜珠意味着什么。

朝堂上，他坚定地说道，「有地震了」

众人面面相觑，有人甚至嗤笑了一声。

没人感觉到任何震动的感觉。

然而三天后，陇西的信使快马加鞭赶到都城洛阳报告说：

「陇西地震，二郡崩塌！」

京城上下，人们奔走相告：「张衡大人的那台地动仪，神了！」

张衡出生于公元78年，祖上是名门望族。

其祖父张堪曾经担任过蜀郡太守和渔阳太守 ，

一生为官清廉，民间有歌谣传唱：「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然而，随着张堪病故，张家家道中落，所以张衡从小过着清贫的生活。

但遗产不只是金钱，还有更珍贵的血脉和素养。

跟爷爷一样，张衡天资聪颖，勤奋好学。

10岁饱读诗书。

17岁游历名都大邑，求师问业。

18岁写成了第一篇文学作品《温泉赋》。

23岁时，受聘于南阳郡太守鲍德门下当主薄。

此后他花了十年功夫，写成了著名的《二京赋》(即，西京赋》、《东京赋》)，

讽刺了上到王侯下到小吏，无不过度奢侈的不良社会风气，

同时也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名都故城的盛大场面，将汉赋推向历史高峰。

东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张衡由鲍德举荐，进京为官。

公元115年，调升太史令，主管观测天象、编订历法、记录地震等工作。

此后张衡潜心钻研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

公元117年，张衡用精铜制成了浑天仪。

张衡的宇宙天体观是「浑天说」，认为宇宙是「浑天如鸡子」，

天和地的关系就象蛋壳包蛋黄一样，天外地内。

《晋书·天文志》中对张衡所制造的浑天仪有详细的记载。

主体是一个大铜球，和现在的天球仪类似。

球上画了张衡所定的星座、赤道、黄道。

黄道上则绘出二十四节气。

在铜球相当于南、北极的地方，有一根可以旋转的轴。

依靠水力发动，转动铜球，就可以演示星星的东升西落。

此后，张衡把他对天体的观察和研究汇总成了天文学著作《灵宪》一书，

书中精准解释了月亮发光、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的成因。

数学方面 ，张衡著有《算罔论》，

用圆的外切正方形周长来计算圆的周长，

算出的圆周率介于3.1466和3.1622之间。

可奇怪的是，在张衡的年谱里，公元128年到公元132年期间，

他除了写了点诗词歌赋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科学研究。

后世推测，这4年时间里，张衡是在潜心研究地动仪的发明。

终于，公元132年的一天，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感应地震发生方位的仪器横空出世。

这台仪器在灵台静静地躺了2年。

直到公元134年12月13日，声名大噪。

那次陇西地震，震中在天水一带，距离都城洛阳有一千多里。

《后汉书》对张衡地动仪的评价是八个字「验之以事，合契若神」。

如果记载属实，那么这台地动仪的灵敏度可以说是惊人的。

想象一下，如果当时全球联网了，那这则新闻估计要轰动世界了，

毕竟这玩意儿实在是太超前了。

要知道，西方第一台地震仪，是意大利人路吉.帕米里（Luigi Palmieri）

在1856年造出来的，而张衡的地动仪，比他早了整整1700多年。

1880年，世界上第一个地震学会「日本地震学会」成立了，

会长是曾经留学美国的日本人服部一三。

因为日本是地震多发国，服部一三从小便心系地震问题。

1875年，这位懂汉字的日本年轻人绘制了张衡地动仪的外形，

并用汉字在图画的四周抄下了《后汉书.张衡传》中的关于地动仪的196个字。

「日本地震学会」的副会长是英国工程学教授约翰.米尔恩（John Milne）。

1876年，约翰.米尔恩受东京帝国工程学院的邀请，担任地质学和矿物学教授。

可他刚到东京第一天，就遭遇了地震。

在度过了惊魂一刻后，他拿起相机拍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组地震现场照片。

随后在日本又经历的几次地震，让米尔恩对地震警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米尔恩与服部一三一拍即合，两人共同在学会中研究起了一千多年前张衡的发明。

米尔恩认为张衡地动仪是一种只对地震波有感应的验震器（Seismoscope）。

《后汉书》中说「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

米尔恩猜想，这「都柱」应该是地动仪内部悬挂着的一个沉重柱体。

柱体只对水平方面的振动有反应，因此具有不怕非地震干扰的特殊本领。

因为非地震的干扰运动，比如人走车行、碎石爆炸等等，

产生的波动都是与地面垂直方向的颤动。

悬挂物不会出现任何反应。

而地震波却是以水平方向的晃动、摇荡为主的，

悬挂的都柱会因为惯性而继续维系静止状态，

于是都柱与地动仪的底部框架之间就会出现相对的微小位移，从而触发机关。

几年后，米尔恩照着自己的构想，搭配服部一三复原的外形，

试探性地复原了一个地动仪出来。

1895年，在不停地研究和改进之后，

米尔恩发明出了「现代水平摆地震仪」，

不仅实现了张衡地动仪的验震功能，

还可以记录地震的时间、方位、地震波形、强度等详细数据。

1896年米尔恩回到英国，将他发明的地震仪安装于62个英联邦国家，

并编制了全球地震报告，一举成为了现代地震学的奠基人。

而他也毫不吝啬地在自己的著作《地震和地球的其它运动》

（Earthquakes and Other Earth Movements）中，

说自己是受张衡地动仪「中有都柱」的启发，做了大量的模仿试验才成功的，

更是盛赞张衡是「衔接现代地震理论和经典物理学的重要一环」。

时间转眼来到了20世纪中叶。

1952年中国《人民画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用一整个版面，图文并茂地详细介绍了地动仪的结构和原理。

这张照片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地动仪的经典形象。

次年，中国邮电部发行了《伟大的祖国 -- 古代发明》系列邮票，地动仪被印于邮票之上。

随后，教育部也将地动仪编入中小学教材。

至今为止，地动仪还是中国地震局的标志。

不仅如此，地动仪的复制品还多次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在世界各地展出，甚至以国礼的形式赠送给他国。

它被视作人类文明的象征，摆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部，

和它并排展出的是美国宇航员从月球带回的岩石。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地动仪代表的是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撑起的是一代国人的底气与骄傲。

然而，与荣誉如影随形的，还有质疑声。

1988年，地动仪在日本奈良展出，偌大的展厅内，

这架高2.2米，直径1.6米的庞然大物矗立在中央，周围挤满了前来参观的日本民众。

讲解途中，中方解说员被要求演示一下地动仪的灵敏性，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鼓捣了半天，八只龙首口中的铜丸纹丝不动。

最后，没办法讲解员只能手持木棍捅了一下，龙口中的铜丸这才掉落下来。

铜丸与蟾蜍碰触的声响回荡在展厅内，

各国学界对地动仪的怀疑之声也愈演愈烈。

其实早在那次展出之前，60年代末开始，

日本、美国、荷兰、奥地利等国的地震学界就发表了一系列措辞严厉的论文，

质疑中国复原的张衡地动仪。

美国地震学家博尔特院士（Bruce Alan Bolt）毫不客气地说：

「中国目前最流行的地动仪模型，工作原理模糊，简陋粗糙，

对地震的反应低于居民自身的敏感，其作用应予以质疑，

而且利用铜丸的掉落方向来确定震中也是不准确的」。

前面我们提到的米尔恩的著作《地震和地球的其它运动》

（Earthquakes and Other Earth Movements）

一直被视为现代地震学的开山之作。

这本书至少被再版过9次，但是从第5版起，

里面关于张衡的内容就全部被删减了。

事实上，一直以来绝大部分国人对地动仪都存在着深深的误解。

首先，张衡的候风地动仪绝不是预测地震的仪器，

它的真实作用是监测地震。

只不过在那个靠驿卒传信的年代，

地动仪能让京都迅速知道地震的发生，

在古人眼中，这和预测也没什么差别了。

其次，很多人都以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的地动仪是张衡的原作。

除了专业学者，几乎没有人知道张衡在东汉末年制作的这一科学仪器，至今还没有出土文物。

最早在国内介绍地动仪结构和原理的《人民画报》的那篇文章中，

其实有这样一段原话的：

「可惜张衡这一重要发明早就失传了，

隋朝科学家临孝恭尚写有一部《地震铜仪经》，也未能传流下来。」

文章的最后还特意提到：

「这里介绍的这个模型，是我们在1951年设计完成的，

主要是根据《后汉书·张衡传》的记载，及考古材料而复制的。」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人民画报》中的这段话，

不知为何被此后修订版的教科书略去了。

这个经典的地动仪模型的设计者名叫王振铎，

曾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王振铎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

复原一批代表古代文明的器物，作陈列、宣传之用，其中就包括候风地动仪。

王振铎从《后汉书.张衡传》里「中有都柱」的记载中获得了灵感，

采用「直立杆」原理复原了地动仪。

简单来说就是在地动仪内部竖一根又细又长的立柱，

地震发生时，立柱会在微弱的地动作用下失稳而发生倾倒，

击中龙首机关，龙口张开，吐出铜丸。

但直立杆原理却无法说服一众地震学者们。

1972年，日本学者关野雄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立柱验震是不可能的。

因为如果想要让一根立柱的灵敏度比人的感震灵敏度还高，

那么运用力学原理算出的立柱高度要接近1.89米，直径得细至1.5毫米。

这么细而高的立柱是绝对站不住的。

1983年，荷兰人斯莱斯维克（André Wegener Sleeswyk）、

美国人赛维（N. Sivin）也提出王氏模型不能成立。

立柱在受到地震作用时，并不会100%的倾倒向震源方位，

而是会各方向乱倒，根本不能用来判断震源位置。

不仅是外国人，中国学者也在给王振铎泼冷水。

1976年，王振铎的老朋友、地球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傅承义，

当着王振铎的面说出了那句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的话：

「房梁下吊块肉都比你那个模型强！」

有关地动仪的争议声达到了鼎沸，甚至扩散到了对张衡的怀疑，

认为所谓的候风地动仪不过是后人的杜撰罢了。

奥地利学者雷立柏（Leopold Leeb），

在他的《张衡：科学与宗教》一书中写道：

「对张衡地动仪的迷恋正是华夏科学停滞特点的典型表现」，

「《后汉书》的记载也不一定是可靠的」。

不过插个题外话，雷立柏主修的是哲学和神学，

写的书也大多是关于宗教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雷立柏对地动仪产生了兴趣。

那么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吗？

如果存在过，又为什么会失传了呢？

我们把时间重新推回到1800年前，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张衡所生活的东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

公元125年，无能的汉安帝刘祜hù驾崩。

安帝刘祜只有一个独子刘保，按理说安帝死后，刘保继承皇位是没有悬念的。

可历史偏偏出人意料。

刘保并非汉安帝所爱的阎皇后所出，其生母只是一个普通的宫女李氏。

早在安帝驾崩前，阎皇后就找了个由头，废了刘保太子之位，贬为济阴王。

安帝驾崩后，阎皇后为了能长期专权，扶北乡侯刘懿继位。

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刘懿登基不到半年就病死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以孙程为首的十九名宦官连夜发动政变，

拥立废太子刘保继位称帝，史称汉顺帝。

这一年是公元126年。

此后，宦官集团的势力，愈发强大了。

不仅如此，两汉时期，自然灾害频发。

百姓在水灾、旱灾、蝗灾、冰雹、地震等灾难中，艰难度日。

翻开史书，我们看到的是「郡国十八地震」、「二十八大风雨雹」、

「万民饥流」、「民相食」等令人绝望的字眼。

张衡见过地震肆虐后的断壁残垣，见过被崩塌的山石掩埋的村庄，

见过废墟中奄奄一息的佃户和村民，这也许就是他设计地动仪的初衷吧。

可他的科学实践虽然超越了时代，但思想认知依然被迫顺从了迷信。

公元133年，张衡将《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一文上呈汉顺帝，

他试图借地震之机，改善朝纲。

文中，张衡说：「妖星见于上，震裂着于下，天诫详矣，可为寒心。」

不管是天灾还是地震，都是上天给予的儆戒，修德政，可转祸为福。

他本想铲除奸佞报效君王，却没想到满腹忠心反办了错事。

这纸《京师地震对策》开启了中国因地震而查处高官的历史先河，

且愈演愈烈，直到东汉灭亡。

借地震之事，诛异己者成了顺帝时期的朝廷潜规则。

庞参、王龚gōng等辅弼良臣皆在这场政治游戏中被罢免。

公元134年的那次铜龙吐珠后，汉顺帝召见张衡，在大殿上问他：

「爱卿觉得谁是那触怒上苍之人？这次朕该罢黜谁呢？」

张衡看着周围宦官们近乎吃人的眼神，终究没敢挺直腰板说出实情。

但宦官们并没有就此放过张衡。

自那之后，一鸣惊人的地动仪成为了一颗犯了众怒且「惧其毁已」的煞星，

张衡也因「妖言」过多成了众矢之的。

宦官们不断对顺帝进谗言，公元136年初，

张衡被贬到了荒无人烟的河间(今河北省沧州)，

调任河间王刘政的国相，

那里也是几百年后流放林冲的地方，其悲凉可见一斑。

离京前，年近60的张衡最后回望了一眼凛冽寒风中的洛阳城，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张衡晚年的文学作品《怨篇》、《四愁诗》、《冢赋》、《归田赋》等等，

尽是他悲不堪言的笔述。

此后的公元137年5月至7月、138年2至6月和139年4月，

东汉又发生过多次地震，

但史料中却不再有地动仪工作的记录。

地动仪随着张衡被排挤，重视程度一落千丈，最终被彻底摒弃了。

公元139年，垂暮之年的张衡思乡心切，

于是上书给顺帝「乞骸骨」，自请退职，乞求骸骨得以归葬故乡。

顺帝应允，张衡官职被降为尚书。

他有没有应征，史料并没有详细记载。

我们只知道，同年，张衡溘Kè然长逝。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军阀董卓趁机攻入洛阳，到处烧杀抢掠，焚烧宫室。

到了公元190年，繁华的帝都洛阳，被董卓一把大火烧毁。

汉献帝刘协和洛阳周边几百万居民被驱赶进入关中，一路伤亡无数。

史称「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

东汉成了无根漂泊的孤魂野鬼，

两百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此成为瓦砾场。

灵台自然也难逃厄运，最终在烈火中付之一炬，此后地动仪再无踪迹。

沧海桑田，岁月如梭。

2004年，中国科学院教授、地震学研究者冯锐站在灵台遗址中，

他环顾四周，当年放置地动仪的房间早已空空如也，

墙壁上还残存着大火焚烧的痕迹。

相隔1800年，冯锐试图聆听彼时铜珠掉落的声音。

2003年，冯锐接受了河南博物院的邀请，

参与到了张衡地动仪的重新复原项目当中。

上个世纪80年代，

冯锐曾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地质地球物理系作过访问学者，

他当时的系主任正是美国地震学家博尔特院士（Bruce Alan Bolt）。

一天博尔特半开玩笑地问冯锐说，「中国人是不是很能喝酒啊？」

冯锐说，「那当然了，李白斗酒诗百篇嘛！」

博尔特大笑说「无怪你们的地动仪也像个酒桶。」

在博尔特所著的《地震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Seismology）一书中，

张衡被画成了一个颇似酒鬼叫花子的形象。

这幅画一直是冯锐心中的一根刺。

冯锐的课题小组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发现，

古人对地震的记载，经常用「摇」这个字。

汉顺帝的诏书就曾用「地摇京师」来形容地震时的情形。

摇摆、摇摆，冯锐由此联想到了现代地震仪的「悬垂摆理论」，

猜测张衡地动仪内部的都柱应该是「悬垂摆」而不是「直立杆」。

「悬垂摆理论」正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地震学之父约翰.米尔恩在1880年创立的。

一个简易的悬垂摆模型只需要两个组成部分：

一枚悬挂的重物，还有悬挂重物的水平。

如果在重物的末端固定一根铅笔，铅笔下面放一张白纸，

再模拟地震时的水平运动，

我们就可以看到铅笔在白纸上不断地记录着地震的震动。

这其中的奥秘就是我们前面解释过的惯性原理。

据此，冯锐的课题小组向中科院提交了他们的地动仪复原设计初稿。

地动仪内部有一个挂在中间的粗壮悬摆 ，高与直径的比约为6：1。

悬摆周围有8组杠杆，对应着8个不同的方位。

杠杆与龙口机关相连，悬摆摆动，带动杠杆，触发龙口机关，铜球掉落。

然而，这份看似完美的设计稿很快就被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退了回来，

研究所明确告诉冯锐，设计稿无法实现。

原因是地震发生时，悬摆会像钟摆一样，

在地震发生的水平方向上左右摆动，

那么它所测量的就是两个方向之间的运动，

也会触发两个方向上的龙口机关，根本无法确定震源方位。

100多年前，米尔恩的解决方法是在多个地方放置地震仪，

形成一个监测网，通过多个地点提供的数据交叉验证，

来计算出地震的具体地点。

但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

张衡只用了一台地动仪就实现了对地震的准确监测，

张衡是怎么做到的呢？

再次研究史料，「施关发机，机关巧制」的「关」字给了冯锐灵感。

「关」在古代是个多意字，有门栓的意思，也有通路交汇点的意思。

冯锐由此改进了他们的设计方案，在悬摆下方增加了一个由悬摆控制的铜球。

重新设计的地动仪内部结构分为5个部分：

中央的悬摆对应着史料记载的「中有都柱」；

悬摆下的铜球对应着史料里的「关」字；

铜球被放置在8条向下倾斜的凹槽的汇集处，这是「傍Bàng行八道」；

凹槽和地动仪外壳上的龙头由8组杠杆连接，这是「机关巧制」的「机」；

外壳龙头口中所含的铜丸对应着史料中的「首衔铜丸」。

至此，历史记载的「都柱」、「机」、「关」、「道」、「丸」，五个部件全部集齐。

地震水平波传来时，悬摆由于惯性保持静止，

但相对底部框架来讲就产生了一个反方向的位移，铜球落入凹槽，触发机关。

除此之外，冯锐还对地动仪的外形进行了改进。

《后汉书》中形容地动仪是「形似酒樽」，

但很多东汉出土的酒樽并非中间圆胖的桶状的，

而是穹窿状，类似一个钟罩。

另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

兽体头向内而背向外是对皇权的大不敬，

所以冯锐还改动了蟾蜍的方向，

让蟾蜍的头向外，后背紧贴在地动仪外壁。

2005年3月冯锐的课题组交出了他们的答卷。

重新复原的张衡地动仪模型，

经过了长达7天的强干扰实验，没有一次误触发，完美通过检测。

冯锐终于完成了他对张衡穿越时空的致敬。

故事如果到这儿就结束的话，

对张衡和他的候风地动仪来说似乎是一个美好的结局。

然而，2010年，「打假狂人」方舟子的一篇文章

再次把有关地动仪的争议推上了风口浪尖。

方舟子认为冯氏地动仪模型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起到验震的作用，

它检验的只是实验室里对真实地震的模拟。

模型建成以后，中国境内发生过多次5级以上地震，

特别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北京也有震感，

但并未没听说在北京展出的该模型有监测到地震。

方舟子的这篇博文很快传至海外，影响不断扩大。

除了方舟子，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冯锐所还原的地动仪

实际上是参考了现代地动仪的「悬垂摆理论」，

与中国古代史书描述并不相符。

《后汉书》中的「中有都柱」指的就应该是「直立杆」而不是「悬垂摆」。

在漫天的质疑声中，教育部对初中历史课本中

关于地动仪的内容进行了删减。

方舟子在他那篇题为《张衡的地动仪管用吗？》的文章末尾，

毫不留情地说道

「张衡的地动仪很可能和今人复原的那些模型一样，仅仅是个摆设。」

不过，对于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扑朔迷离的黑科技，

我们始终没有停下探索和复原它的脚步。

2013年，天文仪器专家、80岁的研究员胡宁生老先生

带领团队挑战一直以来被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立柱验震。

前面我们提到，1972年，日本学者关野雄通过计算得出，

想要立柱的验震灵敏度优于人的震感灵敏度，

立柱的的高度要达到1. 89 米，但直径只能有1. 5 毫米。

这么高而细的柱子是根本立不住的。

但胡宁生老先生说，关野雄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高立柱的灵敏度应该与其「着地面」的大小直接有关，

而不是与立柱的粗细有关。

我们完全可以给粗立柱配一个小着地面，

使这根粗立柱也能获得一个高灵敏度。

为了证实这个结论，胡宁生老先生亲手制作了一个新的地动仪模型。

在一个直径为1米的底座中央，

立一根高2米、直径80毫米的铝柱，并进行了大量验震实验。

2020年，胡老先生将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中国科技史杂志》上，

只可惜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舆论关注。

2021年，郑州大学物理学院李平林教授和工程师张晓宇

运用「听罂」原理重新设计了地动仪的复原模型，

颠覆了此前学者们对地动仪原理的认知。

不久前，我们与工程师张晓宇取得了联系，

并拿到了他们最新撰写的研究论文。

所谓「罂」在古代指的是圆形陶器。

《墨子. 备穴》中就有「伏罂而听之」的记载。

古人打仗时，为防止敌军从城外挖地道进来攻击，

会在城内每隔一段距离挖一口井，

井里埋一个大腹小口的坛子，也就是罂。

罂口用薄牛皮密封，让听力好的人伏在罂上进行侦听，

就能知道敌军是否在挖地道，这就是「听罂」。

听罂能监测到城外敌方挖地道时产生的微弱动静。

根据这个原理，李平林教授和团队认为，

张衡地动仪其实是被固定在地面之上的，

地面下埋着用来接收地震波的鼓形听罂，这才是地动仪的关键部件。

鼓型听罂一端埋在土中，另一端包覆皮革，

皮革在接收地震波后会产生共振，相当于共振膜。

与以往学者的结论大相径庭的是，李平林教授认为，

地动仪内部的都柱是固定不动的。

都柱的末端埋入地下，上端安装有8个方向的杠杆机关。

机关一端连动着龙口铜丸，另一端通过丝线与鼓形听罂相连。

地震发生时，鼓型听罂的皮革共振膜产生振动，

该振动通过丝线传导给杠杆机关，铜丸落下。

为保证仪器的灵敏度，中央的都柱要粗壮，且不易弯曲与振动。

有意思的是张晓宇工程师在考察洛阳灵台遗址时，

发现遗址下存在一个「十字地宫」。

地震波的波长较长，要想使鼓型听罂的共振膜与地震波产生共振的话，

鼓的体积就需要非常大，

而灵台遗址下的空间，恰巧能容纳大体积鼓型听罂的。

总得来说，至今为止，关于地动仪的争议声依然不绝于耳，

很多专业学者或是出于好奇，或是出于兴趣，

依然没有放弃对张衡地动仪的探索。

但敢于把王振铎版地动仪模型从教科书中删除，

恰恰体现了国人自信心的提升。

我们不需要用来撑面子的民族自豪感，

也早就应该跨过了需要过分夸大一样东西来满足民族自尊心的时代。

张衡地动仪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在愚昧迷信的年代，带来了一丝科学的亮光。

正是这一丝亮光启迪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

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踌躇满志，

中年无奈向黑暗现实低头，晚年郁郁而终的真实张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