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正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导语：为保卫党中央、打败胡宗南、夺取转战陕北的全面胜利，党的情报战线在战略、战役、战术各个层面对国民党形成全面压制，造成战场向我方单向透明的态势。周恩来说：“在陕北战场上，天天有得用的情报，使我们对敌情了解得很清楚。”毛泽东说：“那一时期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回顾75年前那场秘密战，党的情报战线究竟是依靠什么法宝完胜敌人的？有哪些叱咤风云的英杰？有多少险象环生的故事？
在1947年3月18日晚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之前，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就已经悄然打响了，并随着转战陕北斗争的开展而愈演愈烈。
未雨绸缪，布下闲棋冷子
转战陕北的情报战早在1937年就拉开了帷幕。这场暗战的胜利，要溯源到抗战时期党对白区工作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一“十六字方针”。
全面抗战爆发后，党中央汲取以往在白区工作中由于鲁莽蛮干而造成人员力量严重损失的惨痛教训，对新形势下的白区隐蔽斗争工作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该方针从1937年11月首次提出至1940年12月完善确立的过程中，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活动也愈加猖獗，致使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组织人员频遭破坏，屡受损失。中共中央由此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共本质，开始在国民党内部“投棋布子”，防患于未然。正是这一时期奉命打入敌人内部或被发展为我党内线的人员，后来在转战陕北乃至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被周恩来称为隐蔽战线“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就是在此时闪亮登场的。1937年12月，熊向晖奉命打入胡宗南部，担任其机要秘书兼侍从副官。1938年和1940年，正在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支团任职的申健与陈忠经先后入党，也受命潜伏在胡宗南身边。1941年，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领导此3人的潜伏工作，“后三杰”初步形成。1938年夏，受中共中央委派，杨荫东打入杨虎城部，后辗转到胡宗南部所属西安绥靖区第七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任参谋。1938年底，中央决定吸纳胡宗南部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为我党内线。1939年，王超北奉命组建西安情报处，他毁家纾难，将家族积蓄的两万块银元全部捐给组织，在大莲花池街、王家巷一带购买了4个院落共1000多平方米的地皮，历时3年建造成带有地下密室，集交通、联络及无线电通联于一体的秘密工作点。根据周恩来“把电台架到敌人司令部去”的指示，王超北在敌保安司令部、咸阳专员公署、防空司令部、西北行营等核心机关布设了8部电台。这一时期，吴德峰指导肖德、霍建台打入西安敌特组织，后肖德升任侦缉队队长，霍建台则被敌特派去监视八路军办事处动向。
与此同时，兰州地区的情报工作也平行展开。1938年春，肖炳实以经营皮货为掩护，组建了覆盖甘肃、宁夏、青海地区的情报网。他指导代号为“烈士”的情报员王新潮，以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邓宝珊部驻兰州办事处副官身份，结交兰州国民党军上层搜集情报；派遣情报员赵峰打入青海军阀马步青骑五军政治部任少尉司书；派遣地下党员刘兴兰打入邓宝珊公馆做女佣，将一部电台藏于公馆后院楼上邓母灵堂之中，与延安、莫斯科直接通联。
这些预置在敌人内部的“炸点”，被隐蔽、埋伏至国民党进攻延安，于我党生死存亡之际多点开花，互为补充，彼此印证，源源不断地将敌人的一举一动及时准确地报告给转战于陕北沟壑梁峁之间的中央前委。
胜负总在棋局之外。有了正确的情报路线和得力的情报队伍，胜利只须计日而待。
转战陕北何以料敌在先？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决意“解决中共问题”。为应对内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危局，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强情报工作。1945年10月，李克农在晋绥总局情报侦察工作会议上要求以蒋介石、阎锡山集团为主要对象，加强对敌内线工作。
1946年6月，中央情报部指示西安情报系统密切注视蒋介石、胡宗南对陕北采取军事行动的动向。同年11月起，西安情报系统陆续报告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备战动向。如，勘察陕北大小道路、秘设洛川至延安电话线、赶修咸阳至洛川公路、胡主力整编一师、九十师由山西调至宜川、洛川一线等。
1947年初，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后，李克农特别指示西安情报系统要把摸清胡宗南进犯陕北的计划作为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配合解放军粉碎敌人进攻，确保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
同年1月下旬，西北情报系统连续上报了胡宗南即将进攻延安的预警情报。2月14日至3月7日，西安情报系统或几日一电，或一日数电，接连报回蒋介石面示、电示胡宗南进攻延安、胡部兵力部署、行动路线、进攻时间等要情。3月8日，更是准确预报了胡宗南将遣整一军、整二十九军，分宜川、洛川两路，同时于13日向延安发起进攻。
战事爆发后，李克农派罗青长随中央前委行动，专职负责情报联络工作，向绥德、陇东、三边（定边、靖边、安边堡）派出3个侦察站，配备电台监控敌军动态，将西安、兰州、北平、沈阳4个秘密情报台调由中央前委直接指挥。李克农本人则在中央后委调度全国情报系统，将各地侦获的大量密悉情报与公开材料，源源不断报给转战于峡谷沟壑、与外界隔绝的中央前委。
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熊向晖九死一生捍卫党中央
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的威名，不是羽扇纶巾于谈笑间一挥而就的，而是多少次命悬一线置生死于度外拼搏出来的。在胡宗南身边潜伏的12年时间里，熊向晖曾5次面临生死考验。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密电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预定进攻时间为7月9日。为掩人耳目，蒋介石特令对共产国际解散一事不予公开置评。熊向晖迅即将胡宗南的作战计划报告了延安。
为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图谋，阻止胡宗南10万大军进犯边区，中央决定将熊向晖的情报公之于众。7月4日朱德明电胡宗南，称“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并列举胡部调动部署、弹粮运输等备战情况，谴责国民党“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延安《解放日报》也于同时公布了胡宗南部兵力部署详情。
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不得不罢兵，要求胡宗南“查明泄密、通匪情事”。一旦敌人根据情报知情范围倒查，很容易查出泄密源头，熊向晖随时可能暴露。尤其是朱德明电中“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乃蒋介石亲口所言，胡宗南部只有师以上将领和熊向晖等少数身边人员知情。熊向晖看到电文不禁“心中一惊”，但仍保持镇定，当即建议胡宗南秘密审查包括自己在内的知情人。胡宗南采纳了他的建议，命特务头子刘大军调查。所幸刘大军误抓了两名“匪谍”，熊向晖方得以脱险。
1946年6月，周恩来乘坐来华调停国共内战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上将的专机，从延安飞往南京，不慎将随身携带的记事本遗落机舱，记事本上记着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还标注了一个“熊”字，一旦落入国民党手中，熊向晖定将暴露无疑。后来周恩来把实情和盘托出，熊向晖当即表示，即使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自入党之时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决定安排熊向晖暂避半个月风头，静观动向。彼时胡宗南已决定送熊向晖赴美留学，熊向晖对周恩来表示，如他半个月不出问题，希望直接返回西安，不去美国留学。胡宗南进攻陕北只是时间问题，他留下来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生死未卜之时，熊向晖想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党的需要。
就在暂避风头期间，保密局特务到杭州找到熊向晖，称奉毛人凤之命接熊先生赴南京面见长官胡宗南。熊向晖无法断定自己是否因“记事本”暴露，但想到周恩来曾说毛主席夸他能顶几个师，下不了决心把他从胡宗南身边撤走，遂毅然决定随特务赴南京一探究竟。临别时熊向晖与妻子约定，四五天如不来信，说明凶多吉少。然抵宁方知，胡宗南奉命进攻延安，调他来起草施政纲领。
1947年3月3日，熊向晖随胡宗南返回西安，当晚即向上级报告了敌人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而当时胡宗南的军、师、旅长们对此还蒙在鼓里。
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蒋介石派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携带美国最新无线电侦测设备侦测中共首脑的位置。熊向晖急于将这一事关中央安危的情报上报组织，却不能脱离岗位前往，又无技术条件把情报传递出去。情急之下，他毅然违反情报工作规定，用明语将情报内容书写成信，一式两封，一封写联络上线王石坚的代名，另一封交国民党旧友、研究书店经理潘裕然，嘱其勿拆，速转王石坚或陈忠经。两封信一并装入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交由胡宗南机要交通员送达。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坦言：“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1947年9月，王石坚被捕叛变，在美国留学的熊向晖再次陷入暴露被捕的危险。所幸王石坚未供出“后三杰”真实身份，只承认利用3人搜集情报，加之胡宗南担心身边出了共产党会受蒋介石处罚，隐瞒未报，熊向晖方又躲过一劫。
行走于刀锋之上，没有安然无恙的潜伏，没有一蹴而就的传奇。
威名赫赫的隐蔽战线“后三杰”
“后三杰”的威名无人不知，其中熊向晖的传奇更是家喻户晓。相较之下，世人对陈忠经、申健的事迹则知之甚少。
陈忠经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曾连续四届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1937年底在长沙加入胡宗南所属国民党一军“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随之到达西安，进入“战时干部培训团第四训练团”，毕业时作为骨干与胡宗南“见面畅叙、歃血为盟”，深受胡宗南器重，遂被招入胡宗南嫡系秘密组织“铁血团”。1938年蒋介石授意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陈忠经被胡宗南任命为“三青团”陕西支团组训组组长。1939年经董必武考察，陈忠经被吸纳为我党内线，受命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此后，他升任“三青团”陕西支团书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委，成为当时西安乃至陕西的“场面”人物。陈忠经结婚时，胡宗南亲自为其证婚。
1941年，中央社会部指派王石坚赴西安领导熊向晖、陈忠经、申健。陈忠经受命开办“研究书店”，自任董事长，王石坚任总经理，以书店为掩护接收熊向晖、申健传递来的情报，发往中央。后又买下《新秦日报》，以开设办事处、派驻记者为由，开辟了许多新的情报站、点，使王石坚情报系统迅速拓展，一度覆盖西北、华北、东北，获取的情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党务多个领域，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多次表扬。熊向晖获取的胡宗南企图闪击延安、攻打延安、保密局用最新美式装备侦测中央动向等重大情报，正是经陈忠经之手及时发出的。陈忠经也因这一时期的卓越表现赢得了“为保卫党中央作出特殊贡献”的评价，被周恩来誉为隐蔽战线“后三杰”之一。
1937年12月，申健与熊向晖、陈忠经同期加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后随胡宗南部来到西安。1938年5月入党，同年10月受党派遣打入胡宗南部“战时干部培训团第四训练团”，毕业后任“三青团”西安分团干事、书记，成为西安军统、中统、三青团联署办公的“特联组”主要成员。期间，申健从国民党地方党政系统获取了敌人企图闪击延安、进攻延安的情报，及时报告中央，也“为保卫党中央作出特殊贡献”，被周恩来誉为隐蔽战线“后三杰”之一。
1946年春，经胡宗南作媒、地下党组织报周恩来亲自审批，申健与熊向晖的姐姐熊汇苓相识相恋结婚，处于对战状态的国共两党高层“默契”地促成了这桩美满婚姻。
国民党的电讯科长是我党的情报员
翻开任何一部历史，传奇总是个别，英雄总是少数，无名总是大众。横跨情报和科技两界的戴中溶，就是这样一位在转战陕北和开国大典两个重大历史关头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无名英雄。
戴中溶早年就读上海交大电机工程学院，1934年毕业后进入胡宗南部队，创建了通至营一级的无线电通信网，深受胡宗南器重和信任，后被委任为长官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兼电讯科科长，衔至少将。期间，戴中溶日益厌恶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更不愿成为内战帮凶，“感到不能再待下去了，想要离开”。
1938年底，戴中溶的妹妹、中共党员黄葳（原名戴中）来到西安。戴中溶向妹妹表露了想入党、想去延安的强烈愿望。中央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决定吸纳戴中溶为我党内线，潜伏在胡宗南身边搜集情报。为便于戴中溶传递情报，中央先后派遣罗青长、王石坚为其上线指导联络，又派王金平任其副官，协助搜集情报。
戴中溶利用职务之便，将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密令、胡宗南报给蒋介石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电文第一时间报告延安。胡宗南进攻延安前，戴中溶上报了胡宗南部行动计划、参战部队、装备辎重等重要军情，特别是获取了敌电台通联密码，我军据此侦听胡宗南各部无线电联络，尽数掌握敌军全部动向。戴中溶还向延安输送了多批我方急需而国民党严控封锁的电讯器材。
关于戴中溶的情报价值，胡宗南占领延安期间任命的伪延安市市长陈绥民曾于1984年8月在台湾《中外杂志》刊文《延安的克复与失落》：“收复延安之后，全军攻略均为国防部共谍刘斐与一战区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将我军情况全部泄露，致我军功亏一篑。”2003年，晚年的戴中溶接受采访时只淡淡地说：“我干过的比较知名的情报工作，大概是提供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事动向的情报吧，对保卫延安发挥了作用，中央曾发电给予嘉奖。”
1947年9月，北平中共密台被军统破获，波及西安情报系统，王石坚、王金平相继被捕，戴中溶当时在延安，他闻讯后并没有立刻转移，而是毅然登上了胡宗南派来“接他回西安”的飞机。军统将他关押审讯，但始终找不到任何破绽。同期被捕的很多同志被敌人杀害，戴中溶在毫无“通共”证据的情况下被判10年徒刑。新中国成立后，戴中溶来到北京，老上级罗青长安排他到通讯部队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2019年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其中第一个故事《前夜》，其人物原型之一正是戴中溶。关于这段经历，戴中溶以同样平淡的语气说：“我曾完成开国大典电控升旗装置的研制任务，保证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电钮后，第一面五星红旗准确无误地升到旗杆顶端。”
此后，他参与了新中国最早的半导体研制，成为我国芯片事业发展的先驱。关于这段经历，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参与过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开创工作。”
“粮草官”在情报战线屡立奇功
有价值的重要情报未必都来自核心要害部门，“毫不起眼”的后勤补给参谋杨荫东在转战陕北中的卓越表现证明了这一情报规律。
1938年夏，杨荫东受中共中央派遣加入杨虎城部队。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将杨虎城十七路军改编为第三十八军，杨荫东奉命隐蔽待机，后经中共三十八军工委派遣，先后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国民党步兵学校深造。
1946年1月，根据周恩来关于派遣地下人员打入胡宗南部搜集军事情报的指示，中共三十八军工委书记、关中地委常委蒙定军选派杨荫东打入西北行辕参谋处任联合作战少校参谋。同年12月，蒙定军获悉杨荫东的老相识周士冕出任胡宗南新组建的西北补给区司令部中将司令，急需用人，还曾向人打听过杨荫东的下落，便火速安排杨荫东主动与周士冕联系，周士冕遂任命杨荫东为补给区司令部办公室少校参谋。补给区司令部的任务是负责陕西、晋南、豫西、川北、陇东等地区国民党部队的后勤供应。杨荫东虽只是个粮草官，却掌握着几十万国军的驻扎地点、补给需求、行动路线等实时军事情报。杨荫东到任正值胡宗南备战进攻延安之际，他迅速将敌军兵力部署、作战计划以及步兵团以上、特种兵营以上指挥官名册、部队驻地、主战装备等情报，经关中地委报告了西北野战军前委。从此，胡宗南几十万大军的每一步移动，都被实时标注在彭德怀眼前的作战图上。
1947年4月，杨荫东报告，胡宗南集中主力向绥德、米脂推进，企图压迫我军东渡黄河，其补给物资集中于蟠龙镇，由整编一六七旅守卫。西北野战军据此情报随即发起蟠龙战役，集中主力4个旅全歼一六七旅，缴获4万套军装、100万发子弹、1.2万袋面粉、1000匹骡马及大量我军奇缺药品。杨荫东的这份情报解决了西北野战军的急需补给。
1948年2月，胡宗南部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两个整编师集结洛川待命。西北野战军前委急需了解敌军意图，彭德怀急电关中地委，要求3日内摸清刘戡的行动意图、兵力部署等情况。杨荫东迅即报告，刘戡率军部及两个师从洛川赶往宜川，意在增援守敌张汉初之二十四旅。彭德怀随即在瓦子街设伏，全歼敌军3万人，击毙军长刘戡，取得转战陕北又一重大胜利。彭德怀对参加祝捷的关中地委领导说：“你们的情报很重要，很准确，对作战有很大帮助。”
纵观中外情报史，能够做到获取什么就报告什么的情报员已属难能可贵，杨荫东却完成了需要什么就获取什么的“命题作业”，达到了中外同行难以企及的境界。
转战陕北中的情报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战果，标志着党的隐蔽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为随后夺取解放战争中情报工作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拉开了序幕。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将领张治中得知熊向晖的真实身份后感叹：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