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民党的起义部队，一般情况下会进行重新整编，编入其他部队，或者撤销原建制并进行教育改造。当然了，在这之中也有个例，就比如曾泽生的滇军第60军，这支部队在起义后，就保持了原有的建制进行改编。那么，这支部队到底有何奇妙之处呢？

滇军的历史地位及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各个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赞誉，就比如在宣统三年（1911年）到民国五年（1916年），有着“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说；在抗战时期，滇军有着“国之劲旅”的赞誉。这支军队虽然是地方实力派，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便会挺身而出，英勇奋战。

民国初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培养军事人才，各种军事学校先后兴办，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创办，无疑在全国军事学校中有着重要地位。从云南讲武堂走出的，就有共和国元帅朱德、叶剑英，唐继尧、龙云、卢汉等也都是这所学校的学员，这里也被称为滇军军官的“摇篮”。

实际上，早在大革命时期，滇军中就有我党派去的共产党员，但国共关系破裂后，我党的大多数党员相继撤出。

龙云掌权云南后，虽然表面上倒向了蒋介石，实现了“清党”，但他的重心是放在了建设“新云南”，重振滇军上。也就是说，因此，滇军是名义上接受了蒋介石的中央认可，但实际上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其武器装备及其他方面均由云南地方自给。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龙云更是毫不犹豫地表示：“身为地方行政负责者，应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

龙登云

龙云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两件壮举：一个是组织了20万滇军奔赴前线；一个是修筑滇缅公路，打通抗日通道。

在台儿庄战场上，滇军不畏强敌，展现了其作为“国之劲旅”的担当与风采。他们不畏强敌，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对战，没有一个人因为怕死而当逃兵，台儿庄一捷，滇军威震华夏。

起初，龙云对蒋介石是拥护的，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出现了裂痕。蒋介石的枪口不断地对准共产党，对准自己人，这让他十分气愤。在他看来，日军都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还有闲工夫打内战，如此下去，究竟何时能将日本人赶出去？

与此同时，蒋介石对龙云也颇有微词，在他看来，云南处于一种独立或者半独立的状态，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潜在威胁。深感不安的蒋介石开始三番五次地对龙云下手，几番波折下，龙云保住了一条性命，但被免去了一切职务，遭到了软禁。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国民党第60军被派往东北战场，军长曾泽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抉择。

曾泽生的内心很是矛盾，在他心里，军人就是为保家卫国而生，可现如今，大家齐心协力把侵略者赶跑了，还得继续打这场毫无意义的内战？

曾泽生

他痛心却又无可奈何，军人最重要的就是服从命令，更何况在他心里，蒋介石是孙中山的接班人，无疑代表着“正统”。可眼前的现实却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之中，他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在这无限的纠结与矛盾中越陷越深……

当部队被派往东北战场的那一刻起，曾泽生就隐隐感觉到，事情好像不是那么回事了。

众所周知，蒋介石向来是更为重视嫡系部队，而身为云南地方军的第60军自是不会受到重视。部队被拆得七零八落，分散至各个军团之中，曾泽生自己则成了“光杆司令”。

这也就算了，更令他心痛的是，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处处遭受排挤与打压，仿佛成了战场上的“弃子”。第六十军就像是一块可以随时被牺牲的棋子，无论战事如何，他们总是被随意地抛来抛去。这不仅让曾泽生心生不满，更让每一位战士都满怀愤慨。

此时，刘浩的策反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来到60军后，刘浩首先约见了21师的师长陇耀，向其分析局势、宣传政策。毕竟这关于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60军官兵的命运，对于内战，陇耀同样深恶痛绝，只是他更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再付诸行动。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9月22日，这天晚上，曾泽生将陇耀和白肇学召集了过来，他这段时间想了很多，但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几番忧虑下，曾泽生还是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他表示，综合形势来看，当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反蒋起义。

陇耀

陇耀听后，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在他看来，被排挤、被歧视，这些都不算什么。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在战场上，60军总是被当作炮灰，不是去送死，就是当别人的替死鬼。这种屈辱与无奈，让每一个战士都心生怨恨。对于起义，陇耀举双手赞成。

白肇学虽然也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与部队的险境，但他对共产党并不了解。因此，他同意反蒋起义，但希望起义后能放下武器，解甲归田。

两人各执一词，曾泽生见状，也不再强求，只是劝他们再好好想想。毕竟，这是关乎他们每个人命运的大事。

第二天清晨，曾泽生便去做白肇学的思想工作。在他的开导下，白肇学放下了心中的顾虑，表示支持起义，并决定留在60军与战友们共进退。此后，三人又多次聚在一起，商讨起义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及应对策略。

李嵩和郑洞国可能会成为起义的绊脚石，但这两人的力量并不足以构成太大的威胁。相比之下，新7军才是他们真正的劲敌。作为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新7军的装备和战斗力都不容小觑。因此，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10月14日，曾泽生派遣陇耀带着联名信与中共方面协商，信中，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大意就是说希望部队起义后，仍保留建制，不被散编；遵循官兵意愿，若想解甲归田的，希望发放经费，资送回乡等等。

对于起义部队，一般情况下会进行重新整编，编入其他部队，或者撤销原建制并进行教育改造。但考虑到滇军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战斗经历，中共方面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保留了建制。这一决定不仅稳定了军心，也避免了无效起义的发生。

随后，刘浩来到了曾泽生的临时指挥所，传达了中共方面的意见。他明确表示，起义军官将与解放军享同等待遇，一视同仁；起义士兵也会得到妥善安置；起义后会保留原有的建制；考虑到60军长期遭受国民党嫡系部队的打压和排挤，交防后无需再配合我军消灭新7军，可以直接撤离长春进行休整。

10月18日，曾泽生率第60军全部撤出了长春，走上了光明之路，第60军也被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继续担任军长。

那时的东北气候已经比较冷了，但起义部队的战士们还穿着秋装，曾泽生深感忧虑，而我军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早在起义部队奔赴解放区之前，就已经为其赶制出了3万套棉服，这让曾泽生很是感动。

不过，对于第60军“弃守”长春这一决定，部队中的官兵们心中想法各异，有人说：“过去说死也不投降，如今怎就未战先降了？”有人说：“军人就该战死在沙场，举着白旗算怎么回事？”还有人说：“当兵嘛，在哪干都行。”

曾泽生

从这些官兵的想法中不难看出，大家还是对形势缺乏认识，角度略显狭隘，只关注眼前，忽略了长远的未来。那种旧军队、旧习气的作风并不会因起义而自动消除，更有甚者某些思想糊涂的官兵与老百姓发生摩擦、争执，军民关系渐趋紧张。要改变这支队伍，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那必然得从“上层人物”的工作做起，也就是曾泽生。

王振乾在做曾泽生的思想工作的同时，知道他喜欢读书，还给他推荐了马列及毛主席著作的书籍。他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书籍，感受到了别样的思想理念，还做了数万字的学习笔记，曾泽生的思想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一次闲聊中，曾泽生向王振乾坦露心声：“这支部队除军阀制度外，还有几十种别的派别及组织，这些问题，我解决不了，蒋介石同样无法解决，我希望共产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上层建筑的稳固，为下层基础的改造铺平了道路，一旦有什么大的会议或者出现了什么棘手的问题，基本由曾泽生出面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起义军中的大多数战士出身贫寒，党组织在通过深入的思想工作拨正他们的观念的同时，还组织观看《血泪仇》、《白毛女》等歌剧，激发他们的阶级意识与觉悟。

随着政治整训的深入，许多军官的思想发生了蜕变，他们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勇于承认错误。短短四个月，50军脱胎换骨，成为了一支充满朝气的人民军队，就连群众们都说：“50军像个老部队的样子了！”

之后的50军也没闲着，朝鲜战争爆发后，曾泽生主动请战，率领50军入朝参战，战士们不惧死亡，不畏严寒，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其实，曾泽生心里一直有一些顾虑，毕竟50军是起义部队出身，总感觉自己在兄弟部队面前“低人一等”。但真正的勇士，就要用实力说话，而50军也在朝鲜战场上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后来，曾泽生两次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1955年，他更是被授予了中将军衔。

在整编与改造的过程中，第50军经历了从旧军队向人民军队的转变，这种转变，让他们成为了真正的战士，也成为了人民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