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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编辑 | 侯哥说历史
前言
在中国现代史上，众多演员曾饰演周恩来总理，其中王铁成以其形神兼备的表演备受瞩目。然而陈友才的扮演却被认为最为逼真，甚至得到了周总理本人的认可。陈友才不仅是湖南郴州出身的革命者，还是周总理身边的亲密战友。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身边珍藏的一张照片背后写着“崂山遇险，仅存四人”，这究竟是怎样一场艰难的遭遇？陈友才在周总理心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1935年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利抵达陕北，标志着长征的结束。然而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全国各地的党组织在敌人的严酷镇压下遭受了巨大破坏，亟需重建。恢复地下党组织的工作迫在眉睫，周恩来肩负起这一艰巨使命。为确保他的安全，党中央从部队中精心挑选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战士陈友才，调任其为周恩来的贴身警卫。
陈友才早在湘南起义时期就投身革命，多年来一直担任警卫和通讯等重要工作。他在与敌人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业务能力出类拔萃。更重要的是他的身高和外貌都与周恩来极为相似。而他的忠诚、勇敢和机智，赢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信任，成为保护周恩来的最佳人选。
在担任周恩来警卫期间，陈友才始终尽职尽责，多次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为了保护周恩来的安全，他不惜以身犯险，多次负伤，但从未有一丝怨言。他深知自己的职责，始终将革命的利益和领导的安全放在首位，毫不退缩。
1937年4月25号，党中央决定派遣周恩来总理前往西安，与国民党的蒋介石进行重要谈判。尽管普遍认为此行充满危险，众多人士担心这可能是一个陷阱，类似历史上的“鸿门宴”，但周总理展现了非凡的勇气与决断力，毅然接受了这一使命。
周总理的身边，陈友才作为几名随行警卫之一，深感责任重大。陈友才深知国民党的复杂性，虽然表面上似乎是诚恳的邀请，但暗地里可能藏有危机。因此在出发前，他特意向周总理提醒：“总理，此行咱们必须格外小心。
但是谁都没想到，这一次出现了意外！
4月25日黎明时分，一行人收拾好行李，开始了他们的旅程。虽然蒋介石已表态支持合作抗日，但周恩来及其随行人员对可能的背叛持谨慎态度。从延安出发，车队穿行于崎岖的山路上，行至劳山地区。
劳山，又称为九焰山，以其险要的地形和密集的林木著称，是一个不容易被发现的地点。行进至一片隐蔽的山谷时，突然一声清脆的响声打破了早晨的宁静，使得警觉性极高的队伍瞬间进入战斗状态。陈友才立刻指挥周围的警卫提高警惕，虽有警卫猜测可能是放羊人所为，但他们很快排除了这一可能性，因为该地区根本不适合放牧。
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了短暂的寂静，无数土匪突然从四周密林中跃出，手持武器，对三辆汽车发起了猛烈攻击。子弹如雨点般激烈射击，汽车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第一辆车的轮胎被射中，车身失控撞向路边，激烈的冲击声和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响彻山谷。
车队的警卫们迅速从车中跳出，利用汽车作为掩护进行反击。周恩来和其他人员紧靠着车辆，同时指导周围的警卫应对这突如其来的伏击。敌人明显经过精心策划，占据了有利地形，而且人数众多，迅速压制了我方的火力。
情况危急之际，张云逸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迅速布置战术，命令陈友才确保周恩来的安全撤退，而其他警卫则提供掩护，坚决抵抗敌人的进攻。
陈友才深感危机四伏。环顾四周，他意识到，唯有依靠自身智慧与勇敢，才有可能生存下来。他积极应对敌方的进攻，同时密切注意地形，寻找逃脱的可能。他注意到敌人已在三处要点布下重兵，但右侧的小丘却出奇地空旷，于是他迅速将这一关键信息传达给众同志。
周恩来果断地作出决定，立即指挥大家一边战斗一边后撤，向右侧的空隙转移。他的声音在枪林弹雨中坚定而有力，鼓舞着所有人的士气。敌人似乎也察觉到了他们的意图，立刻加强了攻势，像疯了一样猛扑过来，试图阻止他们的行动。
与此同时，陈友才和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协同作战，带领战士们牵制敌人的火力，为周恩来等领导的撤退争取时间。他们利用地形优势，不断变换位置，给敌人制造混乱。然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敌人显然不会善罢甘休，除非抓住周恩来。敌人的攻势愈发凶猛，子弹如雨点般洒落在周围。意识到这一点，陈友才在心中下了一个重大决定。他冒着密集的弹雨，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举枪射击，试图将敌人的大部分火力吸引到自己身上。
陈友才的计划奏效，敌军确信他就是周恩来，对他展开了猛烈的射击。一时间，子弹如雨下，他身中多弹，血流如注。即使伤势严重，他仍坚持指挥队伍进行反击，尽力躲避密集的子弹雨。
在最危急的时刻，陈友才回头望了一眼正在撤退的周恩来，挥手示意剩余的战士跟随保护，自己则与少数战友坚守阵地。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他开始模仿周恩来的口音发号施令。敌人听到他的声音，喜出望外，更加确信他就是周恩来，攻势也更加猛烈。
陈友才和他的战友们顶住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但他们依然顽强地抵抗着。最终陈友才用尽最后的力气，开出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枪，然后重重地倒在了战友的身旁。
敌人见状，迅速冲到陈友才的身边，查看他的情况。他们看到，鲜血正从他的腹部涌出，身上布满了弹孔，足有六处之多。此刻陈友才还试图伸手去拿身旁的枪，想要继续反抗，然而一脚踢开了他的手枪。
陈友才明白，自己的生命即将在这里结束。但他无怨无悔，因为他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生命的脉搏也随之停止。
敌人见动静平息，迅速上前查看。在他的衣袋里，他们发现了一张属于周总理的照片和名片，更加确信他就是周恩来。在一阵狂喜之后，敌人离开前还对他的遗体多次刺击，以泄心头之恨。完成这暴行后，敌人冷酷地撤离现场，急匆匆地返回，准备向他们的上级汇报，以期获得奖赏。
在劳山发生的枪战震惊了驻扎在山上的通讯部队。他们迅速尝试与中央总部取得联系，却发现通讯线路已被故意破坏，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报告情况。于是他们不得不急忙派遣一名通讯员亲自前往中央，递交紧急报告。
接到报告的毛主席对此消息极为震惊，他立即从座位上跳起，在来不及穿上鞋子的情况下，匆忙跑出办公室，下达了紧急命令：“不顾一切代价，务必将周副主席安全救回！”
响应毛主席的命令，警卫部队迅速动员，派出了精通骑术的骑兵部队直奔劳山。在途中，他们意外地遇到了奋力突围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在确保自身安全后，立即命令骑兵部队继续前进，尽力营救其他被困的同志。然而当救援队伍抵达现场时，敌人已经撤离，留下的只有混乱和破坏的痕迹。这次劳山遭遇战的惨烈，最终只有四人从32名队员中生还。
事件发生后，延安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追悼大会，表达对烈士们的哀悼与敬意。虽然周总理因紧急前往南京进行谈判而未能亲自出席，他专门送来了花圈表示哀悼。
周恩来离开延安后，毛主席及其他高级领导决定对此次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他们坚决表示，不能让勇士们的牺牲白白付出，同时也不能容忍威胁党和人民安全的敌人逃避法律的制裁。
原来周总理的行踪泄露是因为延安南门有一名国民党潜伏特务，这名特务成功地将行踪信息传递给了当地的一帮土匪。这些土匪并非一般的山贼，而是一支规模达到200人的武装集团，他们在黄龙山区活动，自称为地方霸主。
这支团体最初是在1934年8月，由一部分愿意归顺的土匪组成的红泉县突击队。他们最初被派驻在金盆湾，执行维护当地秩序的任务。但到了同年12月，国民党的特工成功策反了突击队的副队长李青伍，协助他重新掌握队伍，并将其带回土匪的老巢，转化为政治性质的武装力量。
在李青伍的领导下，这支队伍恢复了他们的掠夺活动，占领地盘，对平民敲诈勒索，还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并为国民党提供军政情报，甚至暗杀我军干部。
他们手中装备精良，拥有超过一百支各类火器，实力远超一般土匪。到了1937年，国民党的一些右派分子为了破坏国共合作，指使李青伍带领手下刺杀经过劳山的周总理一行。
计划中，这帮土匪在周总理出行前夕就在劳山附近的公路转弯处筑起了防御工事，并在劳山南面和东面的山沟里布置了伏击。他们占据了地理优势，并切断了当地通信班与外界的联系线路，以阻断任何可能的援助。
幸运的是，通信班内有一条预备的备用电话线藏在悬崖下，这使得延安总参谋部能及时接到了求援信号，并迅速派遣了增援部队到劳山。
虽然李青伍及其部下在初次行动中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他们未能完成其最终目标。周总理及少数幸存者得以逃生，而李青伍等人则暂时逃脱了追捕。
1938年，李青伍携带9名手下再次现身劳山附近的一个村庄，胁迫村长供给粮食。机智的村长借口买酒，悄悄跑到村里的交通情报站报告了此事。
我方接到消息后，立即组织了一支警卫团和村里的赤卫队共同行动，成功将李青伍及其余土匪全数歼灭。此次行动彻底铲除了这支长期威胁地区安全的武装团体，也为陈友才等烈士的牺牲报了仇。
虽然劳山遇刺事件已被彻底调查并告破，但周恩来总理心中对那段经历的回忆永远难以抹去，特别是对那些在枪林弹雨中为保护他撤退而英勇献身的警卫战士们的牺牲。他经常在私底下向亲近的同事感叹道：“我这一生遭遇了无数风险，但劳山的那次危机是最为凶险的。陈友才同志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我的安全，我将永远铭记他的牺牲精神。
在1973年，36年后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陪同外国友人参访延安的行程中，专程安排了时间询问当地官员陈友才的安息之地。当得知1947年胡宗南的军队侵袭延安时，陈友才的墓地不幸被毁，并自此未能找回遗址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当场泪目，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在那次访问后，他坚定地指示：“务必重寻陈友才及其他烈士的墓地，要重建他们的坟墓，还要确保在烈士陵园为他们每一个人立碑纪念。我们不能让英雄们无名地躺在遗忘之中。”
到了1976年，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他的去世让全国陷入了深切的哀悼之中。在处理周总理的遗物时，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件珍贵的物品，一张照片，这张泛黄的照片记录了周恩来与张云逸以及孔石泉等当时的幸存警卫在延安的合影，照片背面简单地写着“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