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武汉封城，人们在遭遇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之时，迎来了一个最不平凡的新年。大年三十晚上，跟随着各地援鄂医疗队奔赴前线的，还有一群扛着摄像机的纪录片人。他们或穿上防护服与医护人员在救治一线共同经历生死搏斗；或敲开身处“风暴”中心的武汉普通市民家门，记录下他们在不平常之中的日常；或是带上手机和无人机，走出家门，在武汉的街头来一场边走边拍的记录；更有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外国人，决定用自己的镜头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武汉……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当下，这些纪录片人终于有时间放下手中的摄像机，一同走进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与大家分享他们在抗疫前线的所见所感。

作为获得过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大奖的资深纪录片导演，范俭有过拍摄重大事件纪录片的经验，他的《活着》和《十年：吾儿勿忘》聚焦汶川地震。今年3月，范俭和澎湃新闻团队一起向武汉出发，他们选择了离疫情风暴中心最近的居民社区百步亭作为拍摄的“主战场”，那些表现社群关系的故事，最后被集结成了一部作品，取名《被遗忘的春天》。

与2008年深入汶川地震创伤的第一现场不同，这次去武汉，范俭有意选择了“往后退一步”，“我从开始就没有想到去医院拍，想对生活日常进行拍摄。因为在这种疫情之下，武汉人的生活日常是怎样的，人的关系又如何被影响，在当时并没有被外界太多关注，这不符合纪录片的观察态度，也不是新闻视角的观察，所以我就选择去社区，这反而给了我更大的空间。”

但是范俭的想法遭遇到了现实的阻力，“很多人是拒绝的，不愿意被拍摄，因为我们的拍摄是需要在家里，而且长时间待在家里拍私人空间，事实上也把他们家简单的私密暴露出来了。他是确诊的，他是确诊的家属，这本身就是一种暴露，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们被拒绝了很多次之后，终于有一个人同意了。”

而做新闻调查记者出身的范士广，面对突发的疫情，最本能的反应就是“我要去新闻的中心，我要去告诉大家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在这之前，由他任总导演的纪录片《人间世》曾引发过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次他决定再次把镜头对准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但他有意抛弃了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更多地关注个体化的感受。“在特别重大的灾难面前，我觉得个人化的叙事、经验和体验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支撑，而且会让你看到个体中的经历。若干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是更为宝贵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展开了100个人的采访计划，我们离开武汉前一天还在采访。”范士广认为，纪录片最大的作用就是在反映现实和时代的时候，能呈现出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这是你的天性要做的一件事情。”

与范俭和范士广的专业出身不同，武汉人林晨是一名VLOG博主，在B站上也是小有名气。在封城的日子里，他用手机和无人机拍摄创作的系列短视频《武汉日记》是疫情初期大家最早看到的武汉影像纪录。这些视频在网络上被大量转发，引来热议。

作为“非专业”纪录片人，林晨没有作为纪录片导演的自我角色界定。但正如论坛主持人、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指出的，林晨对无人机的使用呈现了非常有趣的叙述视角，区别于传统纪录片。传统纪录片中无人机的客观视角在《武汉日记》里，成为了个人化的主观视角。林晨解释：我要从我的视角探索这件事情，所以我首先配上自己的旁白，把无人机的起飞过程也拍进去，使它和我产生关联，让无人机看见的成为我能看见的东西。”

如果说林晨的《武汉日记》完全是一次个体视角的呈现，那么导演、诗人、文艺评论家、大象纪录创始人秦晓宇正在制作中的全民记录计划《余生一日》则像一束聚光灯，打在了生活的万花筒上，试图把不同的视角集结起来。而这种企图具有启蒙意义：“大家突然觉得，原来我记录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它就是历史本身，原来我就是一个历史的书写者。”秦晓宇认为全民记录的时代和全民导演的时代正在来临。“因为我们拍摄的设备非常普及，一个智能手机就能完成高质量的拍摄。真正的创作就是要打破边界，而不是划地为牢。全民记录计划，这只是一次尝试，以后这种方式会成为一种常态化。”

秦晓宇还表示，相比在前线拍摄，而重要的是往深处拍摄。深处也许不再是环境、社会层面或者公共空间，而是心理情感和私人空间。而后者恰恰是电影艺术和文学作品最有表达能力的地方。

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在疫情期间，带来了两部带有典型新媒体属性的作品《南京抗疫现场》和《好久不见，武汉》。区别于其它拍摄疫情主题的纪录片人，竹内亮预设的观众不仅有中国观众，还有日本乃至全世界的观众。这使他在自己的影片里总是不断在中文和日语间切换表达，并成为了自己影片的出镜主角。

《好久不见，武汉》的拍摄对象，是竹内亮用微博招募征集来的100名网友中筛选出的10位。通过与拍摄者交朋友、打成一片，竹内亮以在华日本人身份进行的主观讲述，呈现了最客观的记录，以此告诉世界发生在中国武汉的真相。

竹内亮透露，《好久不见，武汉》在网络上走红后，改变了很多外国人对武汉的印象。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中国、对武汉的热爱，“我希望通过我们的作品去掉外国人对武汉的偏见，我们会一直记录下去，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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