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印军在中印边境多次挑衅。

为维护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中国部署兵力开始反击。

10月20日，克节朗战役打响。

仅两天时间，号称精锐的印军第7旅便全军覆没，旅长被俘。

战后，印度政府不服，进行全面总动员。

印度总理尼赫鲁则以一种近乎于乞讨的方式，向美苏寻求援助。

作为不结盟国家的老大，尼赫鲁的丑态让广大不结盟国家极度失望。

但他认为这是值得的，只要印度能撑到古巴导弹危机解除，美苏介入，这局还能翻。

求锤得锤，尼赫鲁那点小心思，小孩都得看出。

既然他叫嚣着再战，那就满足他。

11月16日，对印自卫反击战第二阶段战役打响。

我陆军130师首先在瓦弄全歼印军第11旅。

瓦弄战役的同时，我陆军第55师、第11师及藏字419部队，集结于达旺地区。

对面之敌是印度陆军第4师的四个步兵旅加一个炮兵旅，约1.2万人。

他们在色拉山口、德让宗、邦迪拉地区，沿公路摆成一字长蛇阵。

从地形上看，印军占据地利优势。

不说进可攻吧，起码也是退可守。撑上十天半月不成问题。

但印军的部署，又是那个老问题：据点之间缝隙太大，且对侧翼缺乏疏于防范。

而我军擅长迂回穿插，就算它是喜马拉雅山脉，也照样能迂回穿插。

刘伯承元帅形象地形容了印军第4师的阵型：“铜头、锡尾、背紧、腹松”。

他指示前线指战员，采取“打头、切尾、斩腰、剖腹”战术，大纵深迂回包围，多路穿插，对敌人实行逐个歼灭。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命令55师两个团负责“打头”。

419部队三个团绕开正面之敌，从侧翼“斩腰、剖腹”；

11师两个团迂回至印军后方，直插德让宗和邦迪拉之间，对印军“切尾”。

命令下达后，11师5000余官兵在师长余致泉的指挥下，从达旺以东6公里的茨姆地区出发，历经7天6夜，翻越4000米以上高山5座，一路披荆斩棘，深入敌后180余公里，以顽强的毅力，提前50分钟攻克登班，抢占拉洪桥。

18日凌晨，刚刚逃离瓦弄的东线印军总指挥考尔，得知中国军队竟然给印军布下一个南北纵深达150公里的口袋，吓得惊慌失措，立即命令第4师撤退。

但为时已晚。我11师已完成了合围。

11月18日早晨8点半，红色信号弹升起。我55师在三个炮兵团的火力支援下，向西山口之敌发起正面进攻。

55师是战前秘密从西宁调来的，该部素有“高原雄师”之称。

战斗打响后，他们仅用一个早晨就拿下了印军的“铜头”色拉山口，迫使印军第62旅向后方溃退。

到了19日，见形势不妙，印军第4师师长帕萨尼亚少将带着师直属部队从尚未来得及截断的打陇宗通道逃脱。

长官又又又一次带头跑路，万余印军群龙无首，场面极度混乱。

用印军准将洛克弗菲希尔的话说：“你见过非洲的斑马群奔跑吗？但是不如印度军队溃逃更加壮观。”

印军自乱阵脚，于是我军开始漫山遍野“抓山羊”。

战斗中，55师163团9连4班副班长庞国兴因为冲的太快，一个人撵着一群敌军跑，与大部队走散。

战场上落单，下场通常是被俘或战死沙场。

但庞国兴犹如开了外怪，与6班战士王世军合并一处，继续边冲边打。

追着追着，他们遇到8班副班长周文轩和6班战士冉福林。

这时天色已晚，四个人一合计：黑灯瞎火的，敌我不明，反正部队都在追敌人，不如继续追击，没准就遇上大部队了。

于是，四人组成临时战斗小组，推选庞国兴为组长，沿公路跟踪追击印军。

不多时，战斗小组被一处山头上的印军发现。

印军进行火力压制，四人在简单沟通后，决定由王世军和周文轩负责迂回，庞国兴和冉福林负责吸引火力。

庞国兴先用56冲锋枪打了一梭子，发现距离太远，于是从冉福林手中要过56半自动步枪，一枪狙杀了印军指军官。

与之同时，迂回中的王世军和周文轩不断向印军射击。

印军听到“四面八方”的枪声，好像还有“狙击枪”，以为遭遇大部队，顿时一哄而散。

见敌人逃走，四人合兵一处，沿公路猛追。

追过一个山脚，他们发现前方山上有一队印军炮兵正对我大部队进行炮击。

于是四人再次分兵，庞国兴与冉福林在山下隐蔽，王世军和周文轩迂回包抄。

待接近印军炮兵阵地后，王世军首先开火，随即山上山下枪声大作。

印军大呼被包围啦，丢下大炮，撒腿就跑。庞兴国四人顺利缴获三门榴弹炮。

好巧不巧，正当四人掩藏好缴获的大炮后，在他们前方的公路上，有十来个裹着头巾的锡克族大胡子正推着两辆满载物资的吉普车，试图向南逃去。

庞国兴大喜：“赶快追，车上一定有大官！”

周文轩和王世军沿左侧小路，向敌发起夹击。

庞国兴则与冉福林走公路正面迎敌。

当接近敌人200余米时，庞国兴开火。

印军听到枪声，以为被我军大部队包围，连忙将车上的电台、弹药、干粮、望远镜和地图等辎重丢弃，然后坐上吉普车，溜之大吉。

敌人逃走，四人将缴获的物资藏入森林，然后继续相互掩护，交替前进。

不一会，战斗小组在公路旁又发现了一个正在向北射击的印军炮兵阵地。

周文轩和王世军随即左右迂回，庞兴国与冉福林居高临下，四人对着印军阵地就是一顿猛打。

印军炮兵听到枪声，作鸟兽散。

就这样，庞国兴战斗小组又缴获了四门榴弹炮。

印军本就人心涣散，现在又缺少重火力支援，于是开始向指挥部集中。

庞国兴通过望远镜，发现对面人多势众，经过一番商议，四人决定不蛮干，先占领有利地形，等待战机。

但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身后的山头上又下来了一股敌人，足有200多人。

四人见状，转入森林中，与敌人打起游击战。

在与敌人周旋的过程中，周文轩意外走散，战斗小组只剩下三个人。

这时，他们已经深入敌人腹地15里，整整一天一夜没有吃饭、喝水，十分疲惫，是否还要继续往前呢？

三个开了个小会后，决定拧成一股绳，敌人多，就跟他们打游击。

敌人少，就吃掉他们，坚持到主力部队上来。

在森林里休息了一会，三人对印军发起袭扰。

印军虽然人多，但不了解情况，被庞国兴三人耍得团团转。

周旋了一阵，印军心态崩溃，准备跑路。

见敌人要跑，庞国兴三人发起追击。

跑着跑着，三人发现公路旁有一顶印军帐篷。

三人对着帐篷一通扫射，毙敌三名，击伤一名。

随后，他们又发现一处敌军的炮兵阵地。

在庞国兴的带领下，三人战斗小组迅速投入战斗，啪啪两枪，击毙了正在指挥作战的两名印军指挥官。

恰好此时，我军主力也赶到了，三个人挥舞军帽，主动带路，端了印军炮兵阵地，缴获榴弹炮八门。

在一天一夜的战斗中，庞国兴战斗小组孤胆深入敌纵深15里，打了五仗。攻占敌人两个炮兵阵地，缴获火炮七门，炮对镜、望远镜各四付，推土机、汽车四台，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向敌纵深发展做出了贡献。

战后，国防部授予庞国兴“战斗英雄”称号。

庞国兴在写报告时，留下了一句名言：“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

相比“打头”、“切尾”的55师和11师，419部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行军。

为了不被敌军发现，他们只能在高山密林中运动。

战场多是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人迹罕至，根本没有路。

官兵们只能在“猴子都难行走的地形上行进”。

有的地段只能靠手攀、脚蹬、绳吊才能通过。

由于行军困难，部队赶到预定地点后，印军大多已经溃逃。

157团和155团只能就地张网，在山林中展开搜剿。

154团则因为位置靠前，战果最大，击毙了印军第62旅旅长辛格准将。

此前，154团还俘虏了第7旅旅长达尔维。

两场战斗，俘获一名印军旅长，击毙一名印军旅长，154团堪称是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收获最大的部队。

我军缴获的印军坦克

11月21日，战斗接近尾声。

11师31团2营在邦迪拉东南约30公里处的多龙桥，又打了一场神仙仗。

当天上午10点左右，印军马德拉斯联队第1营约400人，试图从多龙桥撤退。

而当时多龙桥附近的我军官兵，只有29个人。其中一多半还是炮兵。

如此悬殊的差距，90%的人，肯定选择好汉不吃眼前亏。

剩下9.99%，会选择就地阻击。跟敌人拼了，为主力回援争取时间。

但我军指挥员却选择了全歼这股敌军。

29人中，职务最高的是31团防化连指导员王文保。

他当机立断，派四名炮兵负责侧翼包抄，五名步兵拦截后路。王文保则与两名战友堵正面。

其余人坚守炮兵阵地，提供火力支援。

不多时，印军发现了我军企图，开始疯狂突围。

王文保的三人战斗小组因为处在正面，承担了最大压力。

但他们军事素质过硬，连续打退印军三次冲锋。

战斗中，33团2营的三名战士和33团3营的四名炊事兵听到枪声，赶来支援，从两翼向印军发起了反冲锋。

十个人居然向两百多人冲锋，印军被这一幕给整懵了，顿时军心大乱。向北逃跑。

这时，负责迂回的几名战士赶到，将印军又堵了回去。

战斗进行到尾声，随2营行动的保卫股长将前一天俘虏的两名印军军官带到阵前喊话劝降，印军营长见突围无望，下令投降。

多龙桥之战，我军以3人负伤的代价，歼敌241人。俘虏敌军中校营长，击毙少校副营长，缴获一批武器装备。

唯一遗憾的是，未能全歼敌军。最终还是让100多人逃进了山林中。

仗打成这个样子，考尔简直要晕了。

他很清楚，自己的仕途走到了尽头。

为了面子，考尔亲乘直升机，跑到深山老林搜寻剩下的四名印军旅长，最后还真被他救回一个。

这也是中印战争期间，考尔唯一的亮点。

西山口邦迪拉战役，我军牺牲225人，477人负伤。歼灭印军第62旅、炮兵第4旅，重创第48旅、第65旅、第67旅，毙伤印军霍希尔·辛格准将以下5063人。缴获各种枪3840支、火炮187门、汽车416台、坦克 9辆。成功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领土。

战至11月21日晚上，整个中印边境东段，已经没有印军成建制的抵抗力量。

当11师33团2营推进到伏特山口时，展现在指战员们眼前的，是一望无际，无险可守的阿萨姆平原。

此役，我军能取得如此悬殊的战果，除了实力差距外，藏南地区够大，给了我军充分穿插迂回的空间，也是重要因素。

而相比之下，阿克赛钦的作战被限制在狭小地域，只能做战术性小迂回。

因此第二阶段战役西线的战斗，多是硬碰硬的攻坚战。

11月18日，印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向驻守斯潘古尔湖地区的我边防部队发起进攻。

我边防部队随即予以反击。

西线历时三天，我军攻歼印军侵略据点三个，收复三个，一举全部肃清斯潘古尔湖以西地区印军据点。

等到战果出来，印度政府慌了。

在东线，印军奉命执行焦土政策，准备将桥梁、工厂、机场、油库，全部炸掉。

此举导致阿萨姆邦出现骚乱，歹徒开始抢劫，不少城市秩序失控。

在西线，由于中印边境西段距离新德里也就300公里。

一时间，新德里风声鹤唳，民众抢购生活物资，政府高层认为我军的行动是为了占领印度，也盘算着跑路。

1962年11月20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取消对古巴的海上封锁。

与此同时，苏联宣布解除最高战备状态。

这场让人类文明最接近毁灭的古巴导弹危机，终于结束。

11月21日凌晨，鉴于国际形势有变，中央发布紧急命令，要求所有单位停止攻击。

同一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自此结束。

这个结果让正在准备新德里防御战的印度政府大舒一口气。

随即，印度人就开始捏造战果，吹嘘胜利。

一些不负责任的印度媒体还叫嚣：决不能接受停火建议，一定要与中国血战到底！

但真相如何，别人不清楚，考尔和尼赫鲁最清楚。

中印之战后，考尔被永久赶出军队。

这哥们人生中的最后十年，只做一件事，就是撰写回忆录，为自己开脱罪责。

尼赫鲁则因为不甘印军战败，变得抑郁寡欢，没两年就气死了。

至于印度，尼赫鲁在战争期间的丑态，让以巴基斯坦为代表的、一直饱受印度欺凌的南亚国家看清了谁才是大腿。

所以很快，南亚国家就开始积极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抗衡印度。

很多人都对当年我军在取得大胜的情况下，主动停战而感到不解。

却殊不知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

一场仗要不要打，能不能打，绝不是只考虑战场上的胜败。

1962年的中印之战，中国不想打，又不得不打。

大胜之后，面对国际上的掣肘，中央决定不追穷寇，只期和平，让印度老实50年，已经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回看历史，我国作为周边环境最为复杂的大国，历史矛盾有之，领土纷争有之。如何处理好地缘战略的矛盾，争取主动地位，保家卫国，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