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善长，字百室，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县）人。明王朝开国功臣。李善长自幼读书，熟读经史，有智谋，他很早就投靠朱元璋，帮其出谋划策，随其东征西讨，出生入死，功勋卓著，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曾褒赞他“功比萧何”。

李善长是朱元璋起事时军中的元老级人物，因其足智多谋，曾为朱元璋的首席谋士之一。两人情谊甚笃， 李善长竭力辅佐朱元璋，对朱元璋忠心耿耿，极得元璋信任。

公元1368（元至正28年）年正月，正当徐达率北伐军横扫山东之时，40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于应天府（今南京）登基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以李善长为右丞相，徐达为左丞相，其余功臣各有封赏。就这样，继西汉缔造者刘邦后，放牛娃、穷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成了我国历史上又一位布衣天子。

李善长为人处事一向谨慎小心。大将军徐达则常年率兵在外征战。因此，明初的这两位开国大功臣、左右丞相都没有和太祖朱元璋形成多大的矛盾冲突。

明朝建立后，李善长亲自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草拟并逐步完善了律法，因此被朱元璋誉为“建明第一勋臣”。加上他和朱皇帝结为儿女亲家，两人间成了姻亲，彼此更增添了几分亲近。

俗话说“共患难易，共富贵难” 。回望中华历史，多少曾患难与共的生死弟兄，在大功告成之后，逐渐反目乃至成仇。在南征北战的、逐鹿中原的日子里，李善长敢于任事，当机独断，原来也是特殊时期值得赞许的长处。而在削平群雄，驱逐残元，建立大明后，李氏这一长处不免会被生性猜忌的朱元璋视为独断专行，为已登大位的朱皇帝所不容。况且，朱元璋的猜忌多疑是与生俱来的，亦或是后天环境所造就，李善长虽然谨慎小心，但不谙适应新情况而多加检点，自然离灾祸愈来愈近了。

以李善长立下的功劳以及崇高的威望 ，朱元璋是不愿无端治罪的，但在为子孙“削棘”的强烈愿望驱使下，他又不能抬手放过，必须要找个机会。一次，李善长患病在家卧床不起，于是上疏恳请致仕（辞官）。这本是一种表面文章，一种姿态，也是历代大臣惯用的手法。李擅长以为，朱元璋一定会温言挽留。出乎他意料的是，朱元璋居然顺坡下驴，立即批准他辞职。李善长本来不过是按惯例意思意思，以表达不恋权位的谦逊之态，没想到弄巧成拙丢了丞相尊位，心里暗暗叫苦不迭。

李善长“辞去相位”后，汪广洋随即继任左相。他也是追随朱元璋很久的元勋。汪广洋任丞相 3年，无所建树，遂被罢相。

朱元璋虽忌惮已经辞官的李善长，但又找不到合适的下手理由。相位传给了胡惟庸，事情就起了变化。胡惟庸也是濠州定远人，是建明头号功臣李善长的女婿，汪广洋去职后，他依仗老泰山李善长这个后台当上了左丞相。胡惟庸和岳丈不同，行事嚣张跋扈，无所顾忌，在朝中大权独揽，独断专行，像官员任免、升降、生杀大事，他都自作主张，不向朱元璋请示；朝野内外的报告，凡对他不利的全被扣住不报；许多想弄个官做或想升迁的人、不得志的文臣武将，纷纷奔走在他的门下，趋附于他，他大肆贪赃纳贿，卖官鬻爵，府中聚敛的各种财物不计其数。他在朝中遍竖党羽，培植亲信，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小集团，排斥、打击异己，以独霸朝堂。

胡惟庸以精明能干著称，遂得到李善长的青睐与栽培，不仅将他招为东床快婿，还多次受到李善长的举荐和提拔。胡惟庸入相后，朱元璋逐渐发现他遇事隐瞒、专断，且与已经致仕的李善长往来密切。于是有些懊悔革逐汪广洋，干脆又将汪广洋调回南京，利用他牵制胡惟庸，并让他充当耳目。

胡惟庸并未警醒，反而更加恣肆放纵。朱元璋本来就在处心积虑地铲除功臣，以为子孙削棘，他终于不再忍耐了，于是召汪广洋密询胡惟庸恣纵不法之劣迹。汪广洋本无真凭实据，不敢随意轻薄、栽赃，便采取息事宁人的圆滑态度。朱元璋大为恼怒，以“朋欺（为庇护友人而欺君）”，把汪广洋一撸到底，发配到远恶军州去了。 打发了汪广洋后，朱元璋还是余怒未消，越想越气，竟又派出一位锦衣卫使追赶汪广洋，将他处死在贬逐途中。

汪广洋和胡惟庸本是政敌，汪广洋第一次被罢相，就是胡惟庸从中使坏所致。两人之间毫无友谊，更难说朋比为奸了，汪不肯栽赃胡，或有难言之隐，他死于“朋欺”之罪，真乃冤深似海。

杀死汪广洋，胡惟庸也朝不保夕了。汪广洋罪在不体察圣心，不愿配合皇上构陷胡惟庸。而胡惟庸本就是朱元璋要穷治其罪的目标。几个善解君意的大臣，联名上书诬告胡惟庸结党谋反。

借口有了，朱元璋也不派人调查是否属实，亦不分青红皂白，一声令下，便将当朝宰相逮捕下狱。

既然是结党谋反，就应该有一批心腹党羽和密谋造反的事实，就当穷本溯源，一网打尽。但捕风捉影之事，怎能经得起仔细推敲？除掉一个对朱明江山有威胁的权相才是朱元璋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 。假若派有司深究下去，肯定会因为证据不足而无从下手，不好对胡惟庸下重手，于是速战速决，连可以作证人的告密者也一起诛杀， 这样就可以死无对证了。如此这般，朱元璋也可以免去许多节外生枝的麻烦。

朱元璋明里结案，暗中并没有停止侦察。表面的平静，隐藏着更凶险的危机。朱皇帝编织了一张大网，已悄悄在李善长周边张开，危险渐渐向早已致仕（辞官归里） 的李善长袭来。

李善长退休回家后，因其社会声望高，对大明政治仍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对这个潜在的威胁，朱元璋是不会视而不见的。又有善解君意之人上密折揭发李善长与胡惟庸过从甚密，经常暗室密谋，图谋不轨。这时，正遇到星变，实乃不祥征兆，有星象家说，得杀大臣以祭天应灾。朱元璋便下令赐早已退休在家的李善长自尽，这位明朝开国第一勋臣便如此做了牺牲品。真个是：天下本由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

史载，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后，朱元璋顺藤摸瓜，借题发挥，将那些个性突出的、能力出众的、行为桀骜跋扈的、心怀不满的、危及朱家基业的都统统罗织进来，成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案牵连甚多，先后持续了好几年。前后共有3万多名大小官员被杀。就连位居“勋臣第一” 、早因年迈退休在家，已经77岁风烛残年的李善长也遇害，还被抄家灭族，全家70多位妇孺老幼（妻、女、弟、侄、孙）一齐被诛。

《明史》记载：李善长临死前哀叹：“进亦疑，退亦疑”。可谓一语中的。功高主疑，不论你是在朝还是退隐山野，都在劫难逃。

朱元璋还把李善长及其“从犯”的供词编纂为《昭示奸党录》一书，刊印发往各地诸衙。目的就是要说明李善长等人都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并非他卸磨杀驴，过河拆桥，大肆诛戮功臣，更全无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敌破臣亡之意。

明初共有四位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除徐达上任不久就改派他职，其余三个都被朱元璋所杀。 后来，朱元璋干脆废除了宰相制度，将天下大权全部拽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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