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一位农村老太太在儿媳妇的陪伴下来到了北京，多番打探才来到了中国妇女联合会，提出要见妇联主席康克清一面。

但因当时康克清并不在北京，工作人员便让老太太先回去，但这位农村老太却执意要等康克清回来，在经过再三请求后，工作人员才允许她与她的儿媳妇住妇联招待所。

可当她们来到妇联招待所，表明来意后，却因没有介绍信，遭到了值班室工作人员的拒绝，不让她们住进去。

这位农村老太太见状，赶忙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老红军，是毛主席的老部下，是康大姐的老战友......”

可不管老太太怎么说，对方脸上有的只是嫌弃和不信：“你这话就像是编的，哪有这么老的革命还穿的这么破烂，原本就是一个农村老太婆，还敢冒充什么毛主席的老部下，康主席的老战友！你们快走！要不我叫公安啦！”

这位老太太究竟是谁？身为老红军战士、毛主席老部下、康克清老战友的她又为何会成为一位农村老太太呢？故事还得从她的人生路开始说起.......

这位农村老太太名叫王泉媛。

1913年，王泉媛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沪富村的一户贫苦人家，在她16岁的时候被送给茶园村一王姓人家。

1930年3月，王泉媛家乡发生了农民暴动，彼时只有17岁的王泉媛立即投身于革命，加入了红军队伍。

在参加红军后，王泉媛仅用了一年时间便被任命为吉安县少共妇女部长，不久后，王泉媛还参加了在红都瑞金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由此可见，王泉媛的能力是十分突出的。

1934年9月，王泉媛与李伯钊等8位女战士一起被编入红军总卫生部妇女工作团，没过多久，王泉媛便跟随中央纵队，踏上了长征的路途，那时，王泉媛几乎每天都和毛主席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一次，王泉媛搀扶着两名伤病员为躲避苗民的追捕（因当时苗民深受国民党军阀压迫，因此对汉人仇视）跑了十多里地，才终于在一个茅草屋散落的村庄前，追赶上了中央纵队和妇女工作团。

当时，毛主席牵着马和警卫员走在部队后面，当看到王泉媛搀扶着两名伤病员从后面追赶上来时，毛主席主动走上前去问道：“小鬼，你怎么才走到这里？”

早在中央苏区时，毛主席便与王泉媛认识了，第一次见面时，毛主席主动询问她的名字，王泉媛认真地回答道：“我叫王泉媛。”

随即，毛主席又问询了她的工作，当得知王泉媛是在做妇女和青年工作时，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并夸赞道：

“好啊，妇女能顶半边天，你还在做青年的工作，这么说起来你做的是多半天的工作啊，好！”

当王泉媛看到是毛主席，来不及休息一下，便赶忙回答道：“他们负伤掉队了，我搀扶他们跑着追赶过来的。”

闻言，毛主席连连点头，夸赞王泉媛道：“好，小鬼，你很能干！来，把东西放到我的马上。”

王泉媛把两个伤员的枪从自己身上摘了下来，然后放到了毛主席的马背上，这时，王泉媛也注意到毛主席马背上放着不少枪，她在心里默默地数了一数，一共有大小十一支枪。

对于毛主席，王泉媛还是有些了解的，这匹马，毛主席很少骑它，总有伤病员或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骑在上面，即使没有人骑马，也总有一些伤病员的枪放在马背上。

与此同时，毛主席每次行动都会走在纵队的最后，经常落在妇女工作团后面，王泉媛深知毛主席是故意走在最后的，为的就是帮助那些走不动的伤员同志们。

当时，王泉媛除了照顾伤病员外，每天还会下乡去，了解贫苦农民的情况，同时摸清土豪劣绅的底细，然后回来报告总政治部。

1934年12月，王泉媛所在的卫生部妇女工作团在贵州黎平整编，被编入红一方面军干部修养连，在这个连队时，王泉媛还拜谢觉哉为师，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历史，成为了一名“长征不忘求知，操枪不忘弄墨”的红军巾帼。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央部门各单位都临时抽调人员到地方工作部做地方工作。

当时和王泉媛一同被抽调到地方工作的有蔡畅、刘英等人，以及由苏维埃保卫局调来的王首道。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蔡畅主动提出要为王泉媛做媒介绍个对象，当时王源泉听后脸都红了起来，后来，她才听到蔡畅说道：“你觉得王首道这个人怎么样？”

王泉媛没有说话，只是脸越发红了，蔡畅见状继续说道：“首道这个人很不错，你跟他成亲好不好哇？”

王泉媛本就对王首道有意，听到蔡畅的话后，她直接激动地连连点头。

就这样，在蔡畅等人帮助下，没过多久相互倾慕已久的王泉媛、王首道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虽然结婚了，但革命任务至关重要，在婚后第二天，他们便依依不舍的分开了。

直到1936年6月，红军翻越夹金山，到达两河口，王首道得知妻子王泉媛也来到了这里，便派警卫员去叫妻子与自己见面，重逢后，他们夫妻有着说不完的话，就这样，他们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第二天一早醒来，王泉媛便与丈夫王首道告别，跟随部队向两河口以西的木城开拔。

然而，那时令王泉媛和王首道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自此一别，夫妻二人重逢竟隔了长达几十年的岁月，当然这也是后话了。

长征途中，王泉媛是红军部队中有名的双枪巾帼英雄，她凭借着自己过人的枪法和军事本领，在湘江、娄山关等战役中屡立战功。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惠和厚，王泉媛被编入了红四方面军进行北上长征，不久后，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直到1936年10月，王泉媛才跟随部队在会宁与红一方面、红二方面军会师。

不久后，王泉媛被任命为1300多名经过长征的女红军组成的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随后，王泉媛便率领妇女独立团西渡黄河，踏上了艰苦悲壮的烽火征程。

那时，面对多于自己数倍的马匪的疯狂追杀，王泉媛下令让所有女红军剪掉头发，一律换为男装，并改用30军285团番号。

1937年，在西路军面临全军覆灭的绝境时，王泉媛主动向徐向前总指挥请缨，要掩护西路军总部首长和机关转移的重任，徐向前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最终同意了王泉媛的这一要求。

就在这场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生死之战中，王泉媛所率领的妇女团有500多名战士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在子弹打光后，她们依旧没有后退，开始就地捡石头砸向敌人，还与敌人拼刺刀，在与敌人激战八个多小时，王泉媛所率领的妇女团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

在任务完成后，王泉媛下令让剩下的战士立即撤退至山上，她则率领一小部分战士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可在此过程中，王泉媛等300余名女战士因体力不济，再加上男女力量悬殊，被马匪俘虏。

被马匪俘虏后，王泉媛在狱中遭受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但她始终不吐露自己的身份，一次在逃跑时，王泉媛被敌人发现，抓了回去，又对她进行了一番猛打，可即便如此，依旧没有止住王泉媛想要逃脱敌人魔掌的决心和斗志。

直到1939年的一天，王泉媛被马家军囚禁两年多后，在马家军一团长马进昌家的一位女佣的帮助下，才趁着夜色逃离了马家军的魔掌。

在逃出去后，王泉媛没有一刻敢松懈，她趁着夜色一直跑，在跑出去几百里路后，终于找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在见到接待自己的工作人员后，王泉媛流着泪向对方讲述了自己被马家军俘虏后的遭遇和不幸，在讲述完后，王泉媛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可以尽快回到组织，投入党的怀抱。

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听完王泉媛的陈述后，却以她脱离部队时间太久为由，没有接收她，并给了她5块银元让她回乡。

王泉媛手握着那5块银元流下了眼泪，投奔组织的满腔热血化作了寒冰，虽然如此，但王泉媛对党组织依旧充满信任，她含泪道：“这里不收留我，我不怨你们，只求你们向党组织捎一句话，就说我王泉媛永远是党的人！”

1939年4月，王泉媛沿着曾经走过的长征路倒着往回走，于她而言，这是第二次走长征路，一路上，她靠着乞讨度日，渴了就趴在路边小河水旁喝水，饿了，就向好心人要一口饭吃，当走过曾经走过的地方时，王泉媛的眼泪总是止不住落下。

在路上走了一千多天后，王泉媛才终于走回江西老家，当她敲开家门时，王泉媛的母亲以为是一位要饭的姑娘，刚想给拿些吃食时，突然听到对方叫了一声“娘”，王泉媛的母亲回过头去，看着早已泪眼婆娑的女孩，仔细辨认了一番，才发现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

但王泉媛的家人并没有把王泉媛认下，因为她的家人认为她是“逃兵、叛徒”，家乡里的乡亲们也都看不起她，乡里的保长还扬言要抓她，要把她送去官府杀头。

面对家人和乡亲们的怒骂，王泉媛并未生气，因为她知道家人和乡亲们恨的骂的并不是她，而是叛徒和逃兵，可她并不是。

万般无奈之下，王泉媛只得离开家乡，不久后，王泉媛嫁给了离家不远的泰和县刘瓦村的一位烈士后代刘高华，从那时起，王泉媛便当起了农村妇女。

原本王泉媛以为自己一生都将这样度过，让她没想到的是党组织从未忘记她......

1962年3月初，朱德元帅和妻子康克清到江西调查研究，在南昌各地参观视察听取汇报后，驱车来到了王泉媛的故乡吉安，在到达吉安后，康克清向地委的同志们打听王泉媛的下落，并请他们把她找来。

很快，王泉媛便被接到了吉安地委交际处，并被人领进了康克清的临时办公室。

当看到面黄肌瘦的王泉媛进门后，康克清当即快步走上前：“小鬼！”

康克清伸出双臂，把王泉媛紧紧地搂在怀里，哭了。

“康大姐！”王泉媛也忍不住抽泣了起来。

康克清平静下来后，紧紧拉着王泉媛的手，略带埋怨地说道：“你这个小鬼，怎么弄成这个样子！长征的时候，你多么英姿飒爽，可现在.......”

说着说着，康克清说不下去了。

长征时，她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起爬雪山、过草地，那些并肩作战的岁月如潮翻浪涌一般扑进王泉媛的心怀，听到康克清的话，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有用流淌的泪水表达她对康克清和那段岁月的深深怀念。

随后，康克清又向王泉媛询问了这些年的遭遇，在得知她还没有工作后，康克清立即把地委领导叫来说道：“王泉媛同志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安排工作，这不应该嘛！长征没有到陕北不是她的错，泉媛是位好同志，我作证人。”

不久后，康克清便与朱德元帅离开了，分别时，王源泉与康克清互道保重。

在康克清离开后不久，王泉媛先后担任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副主任及生产小队长、队长等职。

1981年11月，王泉媛应全国妇联邀请，到北京参加了红军女战士茶话会，在北京，她和当年的长征老红军刘英等老大姐再度重逢，唯独只有王泉媛一个人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

在王泉媛参加完会议回到家乡不久后，刘英等7个大姐的证明材料寄到了江西省，徐向前元帅的办公室也寄到了中央组织部，王首道也给泰和县寄去了王泉媛与他在长征途中结婚的证明信，并在信中说：

“王泉媛是个好同志，几十年来她对党一片赤诚，忠心耿耿，她受到了长达几十年的不公正待遇，这对她是不公正的。”

1982年，为恢复组织关系，王泉媛在儿媳妇的陪伴下再次来到北京，这便出现了前文的那一幕。

面对工作人员的质疑，王泉媛着急忙慌的从身上摸出一个信封说道：“同志，我没有对你说假话，我真的是毛主席的老部下，康大姐的战友，你看这是康大姐写给我的信，这总不是假的。”

工作人员在接过信后，依旧半信半疑，但出于考虑他还是把这封信交给了领导，领导看过信后，认出是康克清的字体，这才让王泉媛和她的儿媳住了下来。

在住下来不久后，妇联一位女同志找到王泉媛说：“康大姐回来了！她听说你来了，让我先过来看看，她一会儿就来看您！”

不一会儿，康克清便来看望王泉媛，并把她带到了妇联，派专人整理好了王泉媛的资料，并对整理资料的同志说：“王泉媛是个好同志，长征这段历史我证明，西路军的事，中组部知道。”

之后，康克清又把王泉媛领到中央组织部，她对中组部的同志说：“王泉媛同志是一位好同志，你们对她的问题一定要妥善解决。”

虽然有了康克清的交代和王泉媛的历史资料，但组织关系恢复起来却没有想象中容易，直到1989年，江西省、吉安地区、泰和县有关领导和同志带着江西省委组织部第67号批复件，走进王泉媛的家门，向她宣读了批复件内容：

“经研究并报中央组织部和省委领导同意，按有关文件规定精神，王泉媛同志的党龄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算起，工龄从依旧三〇年 四月算起。工资定位工改前的行政十四级，并按套改后计发，从批准之日起执行。离休后享受副地级干部政治、生活待遇。”

闻言，王泉媛老泪纵横，这一刻，她足足等了半个多世纪。

一个月后，王泉媛作为全国烈军属代表来到北京参加了首都庆祝建国40周年活动，又一次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2009年4月5日在江西省泰和县人民医院不幸逝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