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香港特区的政治当中，李柱铭这个名字长期占据着特殊位置，作为资深律师、前立法会议员，他曾被称为“香港民主教父”。

从主动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到煽动“反修例”，从宣传“自由民主”到引狼入室，他的一切行动无不指向同一个目标，配合西方遏制中国、祸乱香港，甚至自称“汉奸”。

那么为何李柱铭自称“汉奸”而毫不愧疚？他又如何从一名律师转变为西方势力的“黑中介”？在他的幕后布局中，“反修例”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

李柱铭的双重标准

1998年，香港回归祖国的余温尚未完全消退，香港立法会的一场会议却将目光聚焦到了一场关乎逃犯移交的议题上。

当时时任立法会议员的李柱铭明确提出，香港法治体系中存在漏洞，允许跨境逃犯利用香港与内地之间的法律鸿沟逃避制裁。

他指出，“逃犯的存在严重威胁香港的法治与安全”，并提议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商讨罪犯移交机制，恢复公众对法律的信心。

此言一出，获得不少法律界人士的认同，也成为李柱铭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然而到了2019年，特区政府为堵塞法律漏洞提出修订《逃犯条例》时，李柱铭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他不仅公开反对修例，还声称修例会破坏“两制”、拆除“防火墙”，将香港市民置于“砧板上的肉”的境地。

他不遗余力地宣扬所谓“修例威胁”，甚至宣称香港将成为北京“莫须有”指控的温床。

李柱铭反对修例的理由，细究起来漏洞百出，特区政府提出的修订方案，重点在于弥补跨境法律协作的漏洞，避免香港成为逃犯的天堂。

这与李柱铭1998年提出的动议本质上没有任何冲突，然而他却利用自己的法律背景，刻意混淆修例的意图，甚至将焦点引向外商与外国游客的“安全风险”。

这种言论不仅在香港社会中引发恐慌，也成为外部势力介入香港事务的借口，为了更广泛地反对修例，李柱铭频繁奔走于美国和加拿大等地，试图将香港修例问题“国际化”。

他在多场公开场合中宣称，修例会破坏香港的自由，危及在港外籍人士的利益。

这种毫无事实依据的指控，表面上看似出于对香港社会的“保护”，实则是为西方势力插手香港事务提供了绝佳的借口。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李柱铭的反修例行动背后，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利益关联，1998年，他之所以支持修例，是因为这一提议有助于他作为资深律师拓展业务领域。

而2019年，他之所以反对修例，则是为了避免内地司法力量深入香港，干扰他为某些利益团体提供“法律庇护”的灰色地带。

无论如何，这种彻头彻尾的双重标准，已足以暴露其政客嘴脸，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李柱铭为何能成功将“修例”转变为一场席卷全城的“反修例风波”？

李柱铭“黑中介”

李柱铭的政治转变和他对修例态度的急剧转变，很大程度上与他与西方势力的深度勾结有关。

从1990年代开始，他就在一条精心设计的“黑中介”道路上步步为营，为西方干涉香港事务打开大门，也为自己铺设政治利益的通道。

早在1992年，李柱铭便开始聘用美籍助理，实为西方势力直接指派。

第一任助理明基·沃尔登是一位长期活跃于西方“人权机构”的政治人物，其职责表面是协助李柱铭处理立法会议务，实际上则是负责监督其行动，并向外部提供反馈。

她在西方势力中表现“出色”，随后晋升为美国“人权监察”全球倡议主任，此后她的位置由另一位美籍助理艾伦·博克接替，这位助理背景更深，与美国极右翼势力关系密切。

通过这些助理，李柱铭与西方反华组织建立了紧密联系，并逐步成为这些势力操控香港反对派的“代言人”。

李柱铭的角色不仅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更是一个积极主动的“黑中介”，他在香港法律界和政界的地位，使其能筛选出符合西方需求的“代理人”。

如戴耀廷，这位在2014年提出“占中”概念的法律学者，就是李柱铭一手挖掘和培养的，黎智英则是另一个经典案例。

李柱铭通过多年的扶持，将黎智英从一名商业大亨转变为“反中港独”运动的金主，并与其合作利用《苹果日报》等媒体平台为“反修例”运动造势。

2019年“反修例”风波背后，李柱铭与黎智英联手，将媒体的煽动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苹果日报》刊发了大量带有煽动性、误导性的文章和报道，渲染特区政府与修例有关的“阴谋”。

与此同时，李柱铭还积极与西方政要直接联系，他多次组团窜访美国，先后与美国国会议员及政界人士会面，游说对方对香港事务进行干预。

他甚至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公开建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为西方插手香港事务提供“法律武器”。

他在会上宣称，“修例将摧毁香港的自由”，“外籍人士将因此成为政治打压的受害者”，这些言论不仅扩大了国际社会对香港修例的误解，更使西方势力找到了插手香港事务的口实。

更让人无法忽视的是，李柱铭与西方势力的经济关联，黎智英通过其在《苹果日报》的影响力和巨额资金，向反对派输送了大量“政治黑金”。

操控青年做炮灰

李柱铭的政治轨迹中，最让人愤慨的莫过于他一面煽动年轻人走上街头，一面将自己的家人远远置于乱局之外，享受安逸生活。

表面上，他是“为民主奋斗”的旗手，实际却将普通市民的青春和前途当作筹码，换取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利益。

2014年“占中”行动期间，李柱铭曾多次发表高调言论，他公开宣称“愿为民主付出一切代价”，甚至喊出“我应该是第一个被捕的人”的豪言。

然而当“占中”进入尾声、香港警方开始清场时，李柱铭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

他利用法律规则巧妙脱身，将其他参与者如戴耀廷、陈淑庄等人推向前台，自己则宣称“总要有人留守后方”。

这种“丢卒保车”的伎俩不仅让他免受法律追究，也让他的真实意图昭然若揭。

到了2019年的“反修例”风波中，李柱铭更是将这一套路发挥到极致，他和黎智英等幕后策划者联合，通过媒体制造大量煽动性宣传，怂恿大批青年走上街头。

街头抗议中被捕、被起诉的年轻人数量急剧上升，但李柱铭却始终保持低调，既不在示威前线出现，也不为被捕者承担任何责任。

更令人愤慨的是，李柱铭对自己的家人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他的独子李祖怡早早被送往英国著名的温切斯特公学接受精英教育，之后又顺利修读法律，与富家千金结婚，成为家族的“骄傲”。

李柱铭的家庭与这些被牺牲的普通市民形成了鲜明对比，令人不禁质疑：他口中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到底是谁的民主和自由？

李柱铭对家庭的保护和对他人的冷漠，让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意识到他的虚伪本质，他的“双重标准”不仅表现在家人和普通市民的对比上，也表现在对利益的分配上。

许多被捕的年轻人事后才明白，他们不过是李柱铭政治计划中的棋子，却为其错误的言辞付出了惨重代价。

李柱铭一直通过煽动不满情绪换取自己的利益，但如今，当他面对逐渐清醒的香港社会，他还能逃避责任吗？

结语

李柱铭，这个曾被捧为“香港民主教父”的人，早已将自己的名声与西方势力的利益绑在一起。

作为“当代吴三桂”，李柱铭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香港的未来属于那些建设家园、守护家园的人，而绝非像李柱铭这样的“政棍”。

参考文章

台海网2019年10月16日《“祸港头目”李柱铭餐厅吃饭被市民质问“为何搞乱香港”，不敢回应》的报道

浙江日报2019年8月20日《“反中乱港头目”李柱铭难逃正义审判》的报道

中国日报2019年8月30日《起底“当代吴三桂”李柱铭，“修例”头号倡导者如何变身“反修例”头目》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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