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都派张学良的弟弟去东北，效果却截然不同
1945年，随着日本投降，东北这片饱经战火的土地终于迎来了和平。然而，和平的曙光刚刚升起，一场新的较量就在这片黑土地上悄然展开。国共双方都深知东北的战略价值，都想在这里站稳脚跟。
在这场较量中，双方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妙计：派遣张学良的亲弟弟回东北！要知道，张学良在东北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他的弟弟们自然也备受东北百姓的尊重。
蒋介石派出了张学铭，毛主席则派出了张学思。表面上看，他们都是张作霖的儿子，都是张学良的亲弟弟，可是他们在东北的遭遇，却天差地别。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截然不同的结果？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玄机？
一、东北形势危急，国共双方的＂东北本地牌＂之争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横扫关东军，一路势如破竹推进到了东北腹地。在这场战役中，苏联红军用了短短11天时间，就彻底击溃了盘踞东北多年的关东军。
当时的东北，可不是一般的地方。这里有着全国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光是日本人留下的工厂就有七百多座。沈阳的机械厂、抚顺的煤矿、鞍山的钢铁厂，这些都是在当时亚洲都数一数二的大型工业设施。
不仅如此，松嫩平原的＂三江粮仓＂更是闻名遐迩。东北的黑土地肥沃无比，种啥产啥，有＂北大仓＂的美誉。每年产出的粮食，足够养活大半个中国。
10月底，苏联红军开始陆续撤离东北。一时间，这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土地成了一块巨大的＂真空地带＂。国共双方都看准了这个机会，开始了一场争夺战。
可是问题来了。对东北的百姓来说，无论是南京来的国民党，还是延安来的共产党，都是＂外来户＂。要想在东北站稳脚跟，光靠军队是不够的，还得得到东北百姓的支持。
这时候，一个特殊的群体进入了国共双方的视野，那就是东北的地方实力派。这些人大多是张作霖、张学良时期的旧部，在东北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1945年11月，国民政府派出了由熊式辉率领的＂东北行营＂，试图接收东北。熊式辉一到东北就碰了钉子，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些＂南方人＂充满了戒心。
同一时期，共产党也派出了以林彪为首的东北局。林彪很快就发现，要想打开东北的局面，必须要有本地人来配合。
就这样，一场＂东北本地牌＂之争悄然展开。双方都开始物色合适的人选，目光很快就聚焦到了张家这个在东北根基深厚的大家族身上。
张作霖在东北经营了二十多年，张学良又在东北掌权近十年，张家在东北的影响力无人能及。特别是在奉天（现在的沈阳）一带，张家的威望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更重要的是，张家在东北留下了一大批旧部。这些人有的在基层当官，有的经商务农，有的在民间组织里当领袖，都是东北社会的中坚力量。
二、蒋介石的无奈之选：张学铭
就在国民政府准备接收东北的关键时刻，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蒋介石面前。社会各界纷纷建议让张学良重返东北，毕竟他是东北的＂少帅＂，在当地威望极高。
1945年10月，原东北军将领郭松龄的儿子郭若愚就曾代表东北各界向蒋介石递交请愿书，恳请让张学良回东北主持大局。这份请愿书上签名的都是东北的知名人士，他们认为只有张学良才能让东北迅速稳定下来。
但是，这个提议却让蒋介石犯了难。西安事变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让张学良回东北，无异于放虎归山。但若不用张家人，又很难在东北立足。
正在这时，一个人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这就是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
张学铭1906年出生于奉天，是张作霖的次子。年轻时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军事素养扎实。1928年，张学铭从日本回国后，被张学良委以重任，担任了东北军第七旅上校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铭随东北军南下，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色。1932年，他在淞沪抗战中指挥部队，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多次重创敌军。
然而，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铭的仕途也受到了影响。1936年底，他被调离军职，改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实际上是一个闲职。
1945年11月，蒋介石终于想起了这位张家二公子。在一个私人场合，蒋介石对身边的幕僚说：＂张学铭在军事上很有才能，现在东北需要这样的人才。＂
很快，蒋介石就任命张学铭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这个职务听起来很气派，实则权力有限。张学铭的主要工作是＂参议＂，说白了就是出出主意、提提建议。
紧接着，蒋介石又给张学铭加了两个头衔：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中将总参议。这些职务看似重要，却都是虚衔，没有实际的指挥权。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还给张学铭设置了重重限制。比如，他不能直接指挥军队，必须通过东北行营；他不能随意调动人事，要事先报请批准；他甚至连发布命令都要经过多层审批。
张学铭很快就看出了这些职务的虚实。1946年初，他婉言谢绝了这些任命，以＂身体欠佳＂为由留在了天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与其去东北当个摆设，不如在天津安度晚年。＂
事实证明，张学铭的选择是明智的。1946年后期，东北的形势急转直下。那些真正接受了蒋介石任命的东北将领，大多都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有的被架空，有的被调职，还有的干脆被扣上了＂通共＂的帽子。
三、毛主席的慧眼：张学思的革命历程
就在张学铭留在天津的同时，另一位张家子弟却在东北大展拳脚。他就是张作霖的四子张学思，一个在共产党内部享有盛誉的革命将领。
1933年的一个深夜，北平城内一间普通的四合院里，一场秘密会议正在进行。会议的主角就是28岁的张学思。那一夜，他郑重地在入党志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张学思的革命生涯并不平坦。1935年，他被派往晋察冀根据地，在平西地区开展工作。当时的平西，是日军＂治安战＂的重点区域，形势异常严峻。
在平西期间，张学思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曾在东北军中担任过营长，深谙军事之道。很快，他就被任命为平西军分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负责指挥当地的抗日武装。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共中央派张学思回到东北。与蒋介石给张学铭的虚衔不同，张学思获得了实打实的职务：辽宁省政府主席、辽宁军区司令。
到任后，张学思立即展开工作。他首先联系了当地的进步人士，很多都是他父亲张作霖和大哥张学良时期的老部下。这些人虽然没有公开支持共产党，但对国民党也心存芥蒂。
在张学思的号召下，许多老部下纷纷投身革命事业。原东北军的张廷芝就带着自己的部队加入了人民解放军，成为了辽东军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不仅如此，张学思还积极推动土地改革。他深知东北农民的疾苦，在土改中特别注意做好富农和中农的工作。他提出＂三不动＂政策：富农的机器不动、手工业工具不动、零星出租的土地不动。这一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
1946年春，张学思又被任命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这个职务可不是虚衔，而是实实在在地参与东北的政权建设。他亲自主持制定了《东北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为解放区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组建地方武装方面，张学思也颇有建树。他帮助各地建立民兵组织，仅在辽宁一地就发展了十多万民兵。这些民兵不仅保卫了解放区的安全，还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重要后备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张学思还特别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他多次到沈阳医科大学、东北大学等学校访问，与教授们促膝长谈。在他的影响下，不少著名学者都选择留在解放区工作。
1947年，东北形势逐渐明朗，张学思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他提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口号，组织农民开荒种地，恢复工矿企业生产。在他的主持下，东北解放区的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
四、两种用人之道的鲜明对比
1947年春天，一场意味深长的会面在沈阳举行。当时已经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学思，接见了从南方来的一位老朋友。这位朋友曾是东北军的一名军官，此时正在为国民党效力。
席间，这位老朋友向张学思提起了他二哥张学铭的近况。＂二哥现在在天津过得很安逸，＂老朋友说，＂不过听说蒋委员长又派人去请他了，这次给的官更大，是东北剿总的高级参议。＂
张学思听后只是淡淡一笑：＂我二哥看得明白，那些头衔都是虚的。＂
这句话点出了国共两党用人方式的关键区别。以张学铭为例，蒋介石给他的职务一个比一个响亮：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室中将主任、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中将总参议。可仔细一看，这些职务都带着＂参议＂二字，说白了就是顾问性质，没有实权。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职务还互相牵制。比如，参议室中将主任要向行辕主任汇报工作，但行辕参议室副主任又要向参议室主任请示。这样的安排，让张学铭即便想干事也无从下手。
反观共产党这边，张学思获得的每一个职务都实权在握。作为辽宁省政府主席，他能直接决定全省的人事任免；作为辽宁军区司令，他能统筹指挥当地武装力量；作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他更是参与东北地区的重大决策。
1947年夏天的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当时张学思提出要在辽宁建设一批兵工厂，这可是个大项目。按常理，这种涉及军事、财政的重大决策，应该层层上报、反复商议。但是林彪很快就批复同意了，并且直接下拨了专项资金。
这种用人方式的差异，在其他东北将领身上也表现得很明显。1946年，国民党派了不少东北军旧将回东北，比如张作相、马占山等人。这些人当年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在东北很有影响力。
可是蒋介石给他们的安排，和张学铭如出一辙。张作相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可是这个副总司令一共有九个，他排在第七位。马占山的情况更糟，排在倒数第二位。
而在解放区这边，东北军的老将领们都得到了重用。吕正操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是林彪的重要助手；万毅任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司令，统领一方军队。这些职务都是实打实的战斗序列，而不是挂个名头。
1948年春，张学思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了这样一番话：＂共产党信任咱们，把真正的权力交给咱们，咱们就得用心干。＂这句朴实的话，道出了东北形势转折的重要原因。
五、历史的选择与启示
1948年秋天，辽沈战役即将打响的前夕，张学思正在沈阳城外的一个村庄视察。一位老农民拉着他的手说：＂张主席，现在的日子和当年你父亲、你大哥在时完全不一样了，地是自己的了，人也是自己的了。＂
这番质朴的话，印证了东北局势的巨大变化。从1945年到1948年的三年间，东北的天平已经完全倾向了共产党这一边。
而这场变化，恰恰从张家兄弟的不同遭遇中可见一斑。张学铭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却因为种种掣肘最终选择留在天津；张学思则在东北大展拳脚，成为了当地群众拥戴的领袖。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此时的东北解放区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拥有2800多万人口的大区域。这里不仅有组织严密的政权机构，还有数量众多的地方武装，更有群众的广泛支持。
战役打响后，解放军如同长了翅膀一般，得到了东北百姓的全力支持。从送情报到带路，从运输弹药到救护伤员，当地百姓都踊跃参与。许多人还自发组织起担架队，冒着炮火往前线运送物资。
相比之下，国民党在东北的处境就艰难得多。他们虽然也派了不少东北籍将领回乡，但这些人大多成了摆设，无法调动起民众的热情。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进入最后阶段。此时的张学思正在组织后勤工作，为前线提供支援。而他的二哥张学铭，则在天津的一处宅院里，通过收音机听着战况播报。
11月2日，随着锦州、长春、沈阳相继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整个东北战略要地，全部回到了人民手中。这场战役共歼敌47万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为后来的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战争结束后发生的一件小事，却很有意思。当时有人劝张学思去找他二哥张学铭，让他也来东北工作。张学思却说：＂革命工作要靠自觉，不能勉强。＂
这种态度，与当年共产党接纳张学思时的情形很像。1933年张学思加入革命队伍时，组织上就说过：＂革命是自愿的，每个人都要有这个觉悟。＂
1949年1月，张学思在一份工作报告中写道：＂东北的胜利靠的是群众，我们把权力交给群众，群众就把胜利交给我们。＂这句话道出了东北形势转变的关键。
仔细想想，张家兄弟在东北的不同遭遇，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道理。一个政权要想赢得民心，首先要信任人民，而要真正赢得信任，就必须放手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