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通常认知，古代中国的南北经济版图，大约在唐末宋初完成权重对调。此前，长江流域虽有显著进步，整体产出仍抵不过黄河、淮河与海河水域的携手交织。此后，仅仅一个太湖平原就足以撑起半壁江山，对偌大的江北呈断崖式领先。

然而，人口统计似乎并不能完全支持该观点，南北方的体量差距始终保持在较小范围。直至蒙古帝国的铁蹄大举入侵，才从根本上完成这轮久拖不决的权重移位。

草原无疑是蒙古人的战争策源地

公元13世纪，无疑是属于蒙古人的高光时刻。他们由名不见经传的草原部落，蜕变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史诗级强权。这种急速扩张，势必伴随着激烈战争和大规模杀戮。尤其是紧挨着草原本部的华北地区，几乎从一开始就承受着巨大冲击。无论两度遭围困的燕京，还是后来被强攻击破的开封，又或是几乎被彻底夷平的兴庆，都有大量人口死于非命。

其次，蒙古人的作战方式不同于定居势力。经常派骑兵展开极限扫荡，连续不断的将乡村、城镇居民驱赶至特定目标，以便加深对手的后勤压力。普通人靠双脚逃难，又无法掌握远距离讯息，几乎很难从包围圈中脱身。只能本着趋利避害原则，遁入有重兵防御的中心城市，在彻底毁灭前寻求一丝微弱希望。反之则可能提前面对饥饿，同样不具备躲过灾祸的可行性。

蒙古军队擅长将大量人口驱赶到特定目标屠杀

需知，在铁木真挥师远征前，金国治下的华北地区尚有5000万人口。虽略逊于南宋境内的6000万体量，远没有到全面拉开差距地步。若再算上缺乏统计的东北亚老根据地，以及独占一隅的西夏王国，那么南北人口的整体规模实则相当接近。但到公元1234年，也就是金国彻底灭亡后，华北地区的人口聚降至475多万，损失超过90%！

另一方面，其他被蒙古入侵的地区也有类似惨痛遭遇。譬如花剌子模治下的中亚和伊朗，阿巴斯哈里发所在的两河流域，突厥人占据的叙利亚与小亚细亚半岛，以及罗斯群雄的乌克兰平原，都在很短时间内折损掉大量居民。可见华北的凋敝绝非个例，完全不能用流亡、隐藏或统计不到位等理由解释。

蒙古军队所到之处都会对经济和人口造成巨大破坏

相比之下，南宋境内的人口流失就轻微许多。这主要是因为战争集中爆发于长江中上游，而居民稠密的下游几乎未遭波及。同时，得天独厚的密布水网，让蒙古骑兵无法实施恐怖的极限扫荡。于是，在北方屡试不爽的围歼作战，到南方就不得不改成击溃模式。流亡者有充足时间逃难，避免在某些中心区域遭一锅端。

当然，随着战争停摆和生产力恢复，华北地区的人口开始缓步复苏。尤其是在忽必烈继位后，花大力气营建金莲川、大都等中心城市，并为其建设有手工业园区、漕运物流中心等经贸设施。乃至征调、吸引来不少色目人定居，加快城市经济重回正轨。只是相对于庞大整体而言，这种完全依托指令性的模式过于杯水车薪，甚至会反过来引起结构性失衡。

大都这类城市建设对整个华北而言无异杯水车薪

蒙元扩张过程中还伴随着大量人口掳掠

早在入侵中原初期，蒙古贵族就开始成规模掠夺奴隶，批量送往草原充当人矿。比如仅1214年，就有在三省席卷金帛子女牛马羊群而去。而且无论具备专业技能的工匠，还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普通农夫，在新主眼中都是纯粹消耗品。

等到忽必烈夺权建立元朝，原始习俗又升格为帝国指令，等于是换个方法继续执行人口转移。特别是以草原为核心的岭北行省，因是龙兴之地而具有特殊意义，需要周期性输送人口来维持表面繁荣。诚然，日益干旱的草原根本维持不了大型城市，却不妨碍黄金家族从南方抽调人矿前往。故而当时广泛流传“穷极江南，富夸塞北”说法，实际上被高频吸血的还是华北各省。

岭北行省虽然有很高政治地位但经济水平一言难尽

那么，蒙古人向草原腹地的输血有多厉害？公元19-20世纪之交，清朝末年的外蒙古人口统计不过勉强超过百万，而在14世纪初竟高达200多万！这些按指令迁徙的人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少部分参与手工业制造。彼时的佃户非常卑微，可以被主人随意买卖或抵押，根本没动机卖力。即便是被调来拓殖的世袭军户，实际地位还是和农奴相差不大。

同时，漠北草原长期降水稀少，因气候恶劣而很难适宜大规模农耕。即便无脑堆砌人力，还是难道成本大、收益小的命运桎梏。公元1328年，蒙元全国的商税收入有939682锭4两8钱，其中来自岭北行省的份额不过区区448锭45两6钱。由此可知，偌大的行政区域只能提供全国总税额的0.84‰。一旦指令性输血停止，几乎没任何可能达成收支平衡。

尽管有大规模人口转移 岭北等边区发展始终落后

到14世纪中期，元朝国力日益衰落，享受转移输血的草原故地随之败坏。除恶劣的自然灾害外，过度剥削压迫逼的汉儿农奴集体出逃，数次将包括哈尔和林在内的无根城市打回原形。于是，蒙古统治者继续从华北强制转移新人口过去，酿成符合政治正确的恶性循环。

受其影响，华北大部的农业生产陷入凋敝。当地农业条件本就不如南方，经受过更多战争摧残和生态问题，十分依赖水利建设等官方调控措施。奈何元朝崇尚粗放是式管理，完全跟不上关内外人口、资源的调剂需要。那些负责治河的监官，往往自己对水利一窍不通。结果，便是黄河决口、泛滥频率远胜前朝。加之常年超发货币形成亏空，根本凑不出钱来赈灾救济，人口自然呈负增长态势。

黄河溃坝泛滥 成为蒙元灭亡的重要导火索

蒙古贵族崇尚粗放 又要求管头管脚

看到这里，必定有好奇者要发问：难道蒙古统治者自己无法体察这些情况？

答案是根本没必要！

由于崇尚粗放管理，又无可避免的依赖指令调度，元朝的各级官吏皆深陷腐败螺旋。一方面是上层过于养尊处优，对缺乏控制的下层事物漠不关心。另一方面是中下层官僚得过且过，发展到无论红事白事都要向地方伸手要钱。如若有官司要对簿公堂，更离不开必须的银弹孝敬。何况监察官员往往会参与其中，不可能为所谓正义而牺牲小我利益。

蒙元的各级官吏 几乎都深陷腐败螺旋

综上所述，正是蒙元帝国促成华北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彻底衰落，破坏力远超先前的五代乱世和靖康之变。即便常被后人吐槽的女真金国，都在诸多措施上更为用心。后来取而代之的明朝，同样因异常深刻的耳濡目染而表现怪诞。

讽刺的是，蒙古人在元朝灭亡之际，还为整个华北带去新的浩劫。不仅有肆虐各方的红巾军，还有王保保、李思齐等相互攻伐的地区军阀。加之黑死病的无征兆肆虐，让早年欠账全都转变为积重难返，乃至延续到今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