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日记》 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 著 邹继东 译 山西人民出版社

《塞巴斯蒂安日记：1935-1944，法西斯年代》记录了罗马尼亚小说家、剧作家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特殊历史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时间跨度从二战之前直至战争尾声。这本日记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和社会记忆材料，帮助我们窥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罗马尼亚社会生活一角，审视那个特殊的时代，尤其是理解东欧犹太知识分子的独特遭遇。

求生成为难题

法西斯战争不仅造成大量无辜生命的伤亡，也给幸存者带来无穷的伤害，即便能侥幸免于一死，精神和肉体也难免饱受摧残。

日记显示，随着德国的战争机器在欧洲四处横行，罗马尼亚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也受到了巨大影响，尤其是犹太人的处境日益艰难。除了不时传来各种屠杀虐待传言外，政府的公共政策也不断加大对犹太人的剥削和管制。这些公共政策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除了常规的驱逐令、各种禁止性的公共法令之外，还要求缴纳各种特殊的税款，完成从服装到食物的各类摊派，甚至还有没收犹太人滑雪板这种奇怪的政策。

当然，最大的恐怖是死亡：“他们会屠杀我们……我们随时都可能被赶出家园、被推上马路并被杀害。我们谁都不知道，明天早上，我们是否能把今天的日历翻篇。”面对这样恐怖的国内环境，朋友劝塞巴斯蒂安移居国外，对此他一直犹豫不定，对国内家人的惦念是最主要的原因：“我绝不可能忍心抛弃我所爱的人。”

除了生命安危之外，活着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贫穷是大问题，类似“我从哪里能得到钱”这样的句子在战时日记中随处可见。他没有可以维持生计的稳定工作。战争一开始，他失去了律师执照，也失去了在基金会的工作，创作的小说不能出版，话剧不能上演。幸好找到了在一个犹太中学代课的机会，他才能获得一点收入。“我想工作，想做点文学以外的任何事情，例如行政工作、经纪业务、商业——任何能够支付房租和家庭开支的工作。”在纳粹时代的欧洲，这是集中营之外一个犹太知识分子悲惨处境的真实呈现。

历史告诉我们，在生存权不被保障、恐怖无处不在的法西斯时代，有千千万万人在深渊里挣扎，他不过是其中之一，深广的人类灾难更凸显了这份日记的珍贵。

友谊面临考验

与生存危机相伴随的是情感的苦闷、朋友的冷漠与背叛。战前塞巴斯蒂安属于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圈子，但是随着战争的酝酿和进行，反犹主义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潮，他的朋友圈迅速分化，无所不在的污蔑和威胁言论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煎熬。他逐渐失去了过去赖以存身的文化共同体，虽然偶尔还能有朋友一起吃饭、听音乐，但被疏远和冷落却在所难免。

塞巴斯蒂安最亲近的朋友圈几乎都拥护反犹主义的铁卫军。他视为精神导师的纳埃·约内斯库在给他小说的序言中指出他只是一个犹太人，并公开否认他的罗马尼亚公民身份。他最亲近的朋友之一米尔恰·伊利亚德不断在朋友集会上发表反犹言论，完全不顾及他的在场和感受。

困境中勉强维持的友情也面临着考验。当他在万不得已向过去的朋友、富裕的济苏求救时，后者只给了一笔小钱，这令他非常失望：“我不希望他能以这么低廉的价码成为我的恩人。”当然，也并非所有的朋友都抛弃了他。当有人试图当着他的面贬低犹太人时，他的朋友安东涅·比贝斯库便及时制止。在国内反犹气氛高涨时刻，朋友中也有人不断劝告他离开罗马尼亚。

无论如何，塞巴斯蒂安都带着最大的善意理解和宽容朋友的态度转变。在日记中，他会对朋友的言论表示反思和同情，也会对失去的友谊深表惋惜。即便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困境，他也没有抱怨和悔恨昔日的友情，更多的是深深的遗憾。这样的态度让我们更加欣赏日记作者的崇高心灵和宽广胸襟。

艺术是最忠诚的慰藉

即便是生命面对存亡危机的时刻，塞巴斯蒂安都竭力保持着精神的镇静。他对文明战胜黑暗与野蛮从来没有丧失信心：“最后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呼吸的那一天将会到来。你必须坚持下去。就是这样。”

远方的战局变化莫测，而身边的艺术则是他保持精神平衡的重要援手。音乐是他最大的精神慰藉。日记中对音乐的记载俯拾皆是，成为他得以摆脱生活绝境的精神桃花源：“在我回到同样可怕的噩梦之前，有了片刻的遗忘机会。”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上半年，日记中提到的听音乐记录就有9处，其中还包括多日听音乐情况的合并记录，可见作者对音乐的喜爱和依赖。

另外的精神动力来自文学。即便在经济上陷入绝境，他也没有放弃大量的文学阅读。“幸运的是我还能读书。这是我仍有勇气的迹象。”为了能直接阅读英文原作，战争期间，他还坚持学习英语，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仅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他就将《傲慢与偏见》翻译成罗马尼亚文。他还坚持用英文阅读和尝试翻译莎士比亚，并萌生了一个愿望：要写一本关于莎士比亚的书。这些投身文学艺术事业的努力无疑成为塞巴斯蒂安保持精神稳定的最大助力。

《塞巴斯蒂安日记》能保存下来并得以出版，有很多侥幸的偶然因素，绝大多数同时代的受伤害者、牺牲者都无声地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法西斯战争和纳粹种族灭绝暴行所释放的人性罪恶，给犹太民族和其他战争受难民族留下沉重的集体记忆，造成战后各民族难以愈合的文化创伤，成为几十年来东西方社会都无法摆脱的历史梦魇。

作为身处和平时代的读者，这本日记促使我们思考的是：人类何以纵容和鼓吹了非理性民族主义狂热？何以亲手创造了涂炭无数生灵的历史悲剧？并进而反思人类历史上各种极端思潮造成的无穷危害。

（作者为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