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王在其封国内的政治权力，西汉与东汉是不一样的，而西汉七国之乱前与七国之乱后也是不一样的。七国之乱前可以说是诸侯王权力的鼎盛期，用吕思勉的话，是有“君国子民之实”的，但七国之乱后，诸侯王的权力一落千丈，直至东汉都再没有恢复。这个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因此诸侯王在王国内的政治权力基本上局限于西汉七国之乱前。

推恩令前王国的“地方”行政单位及吏员配置

史载王国初封时“大者五六郡”，而据周振鹤考证，高祖末年同姓诸侯王国最大者刘肥之齐国有7郡之多，最小的刘恢之国亦有2郡，其余6郡者2个，4郡者2个，3郡者3个。王国这么大的地域空间，仅设郡或县一级行政单位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史载高祖六年“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

虽然封立之时，有以汉郡县称之而无关王国建后之行政建置的可能，但惠帝二年，已为齐王的刘肥“献城阳郡以益鲁元公主邑”，再次表明汉初王国内是有郡县两级行政单位的。

此外，一些出土的封泥和印章也能说明文献记载无误。先看县级行政单位及其吏员配置的物证：如《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收录的前汉官印“梁菑农长”，注称：“《汉书·地理志》梁国下有甾县。又《百官公卿表》：‘大司农属官有郡国诸仓农监长丞。’”菑县前冠以梁国，自然是梁国国内县级行政单位存在的确证。

又如狮子山楚王汉墓出土的封泥和印章，据刘瑞整理，有“兰陵丞印”、“兰陵之印”、“下邳丞印”、“彭城丞印”、“符离丞印”、“相令之印”、“吕丞之印”、“萧邑之印”、“萧丞之印”9种封泥，以及“文阳丞印”、“卞之右尉”、“缯之右尉”、“承令之印”、“朐之右尉”、“兰陵之印”、“僮令之印”、“谷阳丞印”、“相令之印”、“武原之印”、“海邑左尉”、“北平邑印”12种印章(不可识的“□□之印”未计算在内)。这些印章和封泥除“海邑左尉”和“北平邑印”两印章无法考实外，都在汉初刘交始封之楚国辖境内。

至于“海邑”和“北平邑”的归属，黄盛璋有过推定，以前者为东海郡的海西县，后者为楚元王自立之陵邑。虽然没有文献佐证，但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否定之。以概率而言，12种印章中仅有2种印章无法确认归属，是无法排除这两种印章所反映的地名与其它10种性质相同而在楚境内之可能性的，且均以邑相称也应该是县级行政单位。所以虽然该墓墓主是谁还存在争议，但学者们大都承认这些印章是始封之楚国的遗物。

至于封泥的性质，耿建军认为这些封泥应该是楚王去世后，“属下封存送给楚王礼物的遗留”。既称之“属下”，封泥所体现的县名自然是楚国属县了，而事实也确如此。这样看来，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这些印章与封泥，足以说明汉初楚国境内县级行政单位及其吏员的事实存在。

再看郡级行政单位及其吏员配置的物证：一是“庐江豫守”封泥。《封泥考略》收录在汉郡国官印封泥中，据陈直考证，该封泥应是“庐江国豫江郡守”封泥的省文。庐江国设置于文帝十五年，周振鹤曾指出“汉初豫章郡既位于庐江之南，而庐江郡又置为庐江国，则豫章郡必为庐江国别郡无疑”。如此，庐江国有豫江郡，且豫江郡由郡守主政。

二是“守府”印泥。《封泥考略》卷二录入，称“右封泥二字半通官。印文曰守府，出临菑，是齐国守府掾史之印。”“守府”应是郡守之府衙，既然有郡守属下掾史办公用印，郡守之存在应该没有疑问。

三是“楚东海守”封泥。孙慰祖在《古封泥述略》中定其“时代下限在景帝三年”，且称之与“庐江豫守”封泥同例，“皆为当时王国属郡特有印制”。“东海守”应是“东海郡守”之省文，既然此郡守前又冠以“楚”字而有别于无需冠属名的汉郡守，显然是台湾学者郑宗贤所说的“适足说明汉初楚国，可自遣郡守治理东海郡的事实。”

上述文献与实物两方面的材料适足说明，汉初诸侯王在其封国内与汉朝廷一样推行郡县二级行政建置，自置郡守县令，替自己管理“地方”。其实《汉书》卷三八《高五王传赞》所言“时诸侯王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已经提示郡守县令之存在，且在诸侯王自除之列。只不过过去我们将诸侯王国首先看作地方行政单位，忽略了汉初王国大者数郡的实际状况，从而导致王国官制的探讨上多停留在与汉朝廷中央百官的比照上。

少数有谈及王国郡县长吏的要属《西汉一代之诸侯王国》的作者张维华，他在文中讨论王国官属时提出“王国有县令”，但又误将淳于意所任的齐国太仓令之“太仓”看作县名，多少影响了其立论，也没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当然这也与文献以王国中枢机构为主的记述方式有关，不过这倒提醒了我们，汉初诸侯王在其封国内能够致力于“拊循其民”，就是因为其在国中有着高度的自治权，郡守、县令的自置就是这种自治权的最集中体现。

推恩令后王国行政权的萎缩

汉初诸侯王在其封国内拥有行政权，这个行政权就是依靠上述的“中枢”和“地方”两个职官体系得以完成的。但是这两个职官体系并不完全由王自置或自行掌控，比如在其中枢机构，汉朝廷保留着部分职官的代置、补置权，而地方上事关国家命脉的重要部门如我们谈到的太仓也直属汉中央。

因此我们说，汉初王国拥有行政权是没有疑问的，但不是完全的行政权，而只能是比较充分的行政权而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宗室诸王的“君国子民之实”是一定程度上的。但这个一定程度上的“君国子民之实”，在七国之乱后，也不复存在了。

景帝不但继续“削藩”、继续“众建”，使得王国之数与王国之地反比例地增长，前者渐多，后者日蹙，而且还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王国官制规模大大缩小，再无贾谊所说的“等齐”现象了。

之后武帝又“推恩”，王国之地所剩无几；同时又定“左官之律”、“附益阿党之法”，除了汉置吏外，诸侯王得自置的四百石以下官吏来源也日渐枯竭。元光元年，衡山王刘赐的谒者卫庆被王核为死罪，起因是卫庆有方术，“欲上书事天子”。衡山王刘赐犯法，天子惩之以“为置吏二百石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诸侯王与汉朝廷在封地、人才上的艰难博弈，但显然诸侯王已力不从心，只能自食其果了。

到了东汉，光武虽然继续实行分封王国的制度，但分封伊始就注意从封地与治民两大方面限制诸侯王的势力发展。这与西汉景武之后诸侯王“惟得衣食租税”的状况是一样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东汉诸侯王立国之初根本就没有过西汉诸侯王的“大者五六郡”的规模，再加上自光武始诸帝的刻意防范，因此即便宦官外戚乱政之际，似乎也没听到诸侯王的声音，以致范晔感慨“东京诸侯，鲜有至于祸败者也”是有原因的。

汉代爵位有两套系统：一是高祖封建诸侯，所设的“爵位二等”，即王与列侯；一是承秦制而来的二十等爵，即一级公士到二十级彻侯。其中二十等爵中的最高等级彻侯与爵位二等之列侯是重合的，因此有人也将汉代爵位混称为“二十一等爵”或将王侯合为诸侯一级，而迳称“二十等爵”。但无论如何，这些爵位在汉初基本是因军功大小而封赐，所谓的“大者王，小者侯”、“以赏功劳”。

不过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王侯爵位越来越集中在皇子、王子身上，成了他们的专属爵位；我们所说的二十等爵除了彻侯外自第一级公士到第十九级关内侯，也渐渐脱离军功而用于国家重大庆典场合普赐吏民，宗室自然也是受赐者。

此外，帝女、王女等有血缘优势的刘氏女性成员，也会依例得到公主之类的爵位，如“宝弟子承袭公主爵为林虑侯”、“追爵元为新野长公主”之记载，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总之，爵位是汉代国家用以表明个人身份的重要标志，而宗室内部的爵位分配又表明了宗室内部的分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