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640 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大唐在西域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成为唐朝统辖西域的最高权力机构。
其中，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焉耆（也就是如今的新疆库车、喀什、和田、焉耆）至关重要。唐朝在此修建城池、驻扎军队，旨在守护中西陆上贸易通道。
不过，安西四镇与大唐腹地相距甚远，朝廷对该地的统治基础不够牢固。一旦遭遇强敌，因距离问题，大唐的增援往往无法及时抵达。
唐高宗初期，大唐将精力集中于东北事务，无暇西顾。此时，吐蕃趁机扩张势力，先是吞并周边小国，接着又灭掉吐谷浑，由此打通了与西域诸国相连的通道。
随后，吐蕃将目标瞄准了安西四镇。 唐高宗李治得知此事后，极为恼怒，当即决定出兵。
于当年四月九日，李治任命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为副将，统领十万大军征讨吐蕃。
在古代战争中，将领的能力起着决定性作用，常常左右着战争的胜负。那么，此次李治派出的这三位将领能力究竟如何？或许我们能从中找出“大非川兵败”的缘由。
先来讲讲主帅薛仁贵。薛仁贵出身于河东薛氏，这是当时的名门望族，位列关西六大姓。然而，河东薛氏并非土生土长的河东本地氏族。东
汉末年蜀国灭亡后，薛氏亲族五千户由蜀地迁徙至河东汾阴。
经过后代子孙不懈努力，终成关西六大姓之一，因源起蜀地，故而有“蜀薛”之称。当时的关陇贵族对这个外来的“薛”姓存有一定偏见，这也为后来“大非川兵败”埋下了隐患。
薛仁贵在贞观末年投身军旅，随唐太宗李世民征讨高句丽。在“安市城之战”中，他身着白衣，手持长戟、背挎弓箭，冲锋陷阵，锐不可当。
李世民见此情景，赞不绝口，称其为猛将。战后，薛仁贵被任命为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返回长安后，又晋升为右领军中郎将，负责镇守玄武门。
由此可见，在唐太宗李世民眼中，薛仁贵更像是秦叔宝、尉迟敬德一类的猛将，而非李靖、李绩、苏定方那样的统军大帅。
李世民眼光独到，直至此次出征吐蕃之前，薛仁贵都没有单独领军作战的履历。唐太宗时期，皇帝亲征，李绩只能屈居副手。
唐高宗李治时期，再次征讨高句丽时，程名振为主将，薛仁贵任其副将；此役中，众人皆赞薛仁贵作战勇猛，却未提及他的军事指挥能力。
薛仁贵最为人熟知的“三箭定天山”，发生在平定铁勒九姓叛乱之时，当时他为郑文泰的副手，能够降敌主要凭借自身的勇猛，与军事指挥的关联不大。
在攻灭高句丽之战中，主帅是李绩，薛仁贵率领偏师阻击高句丽主力，斩首五万余人。在扶余城下，薛仁贵又歼敌一万，致使周边四十余座城池的守将纷纷归降。
不久，薛仁贵配合主帅李绩攻克高句丽首都，宣告高句丽灭亡, 综上所述，直至出征吐蕃，薛仁贵都没有单独统兵作战的经验，多数时候充当副手角色。
接下来谈谈副将郭待封。郭待封乃大唐开国名将郭孝恪次子。
郭孝恪早年于瓦岗寨时，便是李绩下属，后来随李绩一同归降大唐，获任宋州刺史、阳翟公。归唐后，郭孝恪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屡立战功。
贞观时期，郭孝恪长期驻守西域，对西域状况极为熟悉。 郭待封在军事才能上，虽出身将门，却未能展现出与其父相匹配的能力与素质。
在高宗显庆四年二月，郭待封在九百余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大唐举人，足见其文化素养颇高。但文化水平高，并不意味着军事才能出众。
乾封元年九月，郭待封出任运粮使，随李绩出征高句丽，负责粮草运输。运粮途中，船只破损漏水，致使军粮无法按时送达。
李绩在军中焦急等待军粮，却等来郭待封的一首诗。原来，船破后，郭待封欲将情况上报李绩，又恐途中泄密被高句丽知晓，遂作一首离合诗相赠。
可以想象，李绩收到此诗时怒不可遏，斥道：“军情如此紧急，你还有闲情作诗？定要斩了你！”好在一旁的元万顷读懂诗中深意，向李绩解释，李绩这才饶过郭待封。
战后，郭待封不但未受惩处，反而得以晋升，出任左豹韬卫将军,实在令人费解，不知唐高宗李治为何如此看重郭待封，这也为后来的“大非川之战”埋下祸根。
最后说说副将阿史那道真,他是名将阿史那社尔之子。阿史那社尔为突厥王族，后来率部归附唐朝，成为李世民麾下得力战将。
在平灭高昌、征讨高句丽与薛延陀等战役中，屡建奇功。
贞观晚年，阿史那社尔出任昆丘道大总管，击败龟兹，迫使其国王臣服，因功受任右卫大将军，并加授镇军大将军衔。
提及阿史那道真，史书记载寥寥。只知其历任左屯卫大将军，后因“大非川兵败”被贬为平民，此后再无相关记载。
若不是因其父亲为名将，又是突厥王族后裔，或许史官都不会提及他。
显然，阿史那道真与郭待封均出身将门世家，自幼熟读兵书。唐高宗李治命二人辅佐薛仁贵，三人共同统领十万大军出征吐蕃。
李治认为，此三人组合堪称绝佳，唐军此番出征定能大获全胜。 但事与愿违。
薛仁贵率军抵达前线后，基于敌我双方态势做出判断：吐蕃大军以逸待劳，而唐军长途跋涉，后勤补给问题严峻。
唯有速战速决，迅速抢占战略要地，方为上策。 于是，薛仁贵做出部署：命郭待封与阿史那道真率领两万人马驻守大非川，构筑防御工事，守护大军的辎重补给；自己则亲率主力部队攻打吐谷浑旧都乌海城。
待其攻占乌海城后，再通知郭待封率军前来会合。 如此部署有两大益处：其一，可确保辎重补给安全，充分发挥主力部队的机动性能；其二，乌海城乃西域通往吐蕃的必经之地，占领此地，便可将吐蕃大军一分为二，进而对其实施两面夹击，有望一举歼灭吐蕃大军。 薛仁贵的布局甚为巧妙，战局起初也正如其所料。
大唐主力部队迅速攻克乌海城，并一路推进至河口（今青海玛多），击败当地吐蕃守军，成功掌控乌海城。
可以说，战争伊始，唐军占据上风。若照此形势发展，唐军有望将吐蕃逐出安西四镇，重新掌控西域。
但天不遂人愿，薛仁贵的计划出现了意外，致使战局发生惊天逆转。 此前，薛仁贵攻打乌海城前，命郭待封与阿史那道真留守，待自己攻克乌海城后会合。
郭待封在薛仁贵离开不久，便擅自率领军队离开大非川，朝乌海城进发,阿史那道真未加阻拦，直至局面无法收拾，才派人向薛仁贵报告。
结果，郭待封所部于途中遭吐蕃军截击，全军覆没。郭待封仅率残部逃回国内。 薛仁贵获悉此讯，大惊失色。
失去后勤补给，唐军何以为战，更别提坚守乌海城。为夺回辎重，薛仁贵无奈放弃刚攻占的乌海城，向大非川方向撤退。
结局显而易见，薛仁贵不仅未能夺回辎重，还被迫退守大非川,吐蕃大军旋即集结四十万兵力追击薛仁贵至大非川。
双方在大非川展开决战，饥肠辘辘的唐军被迫应战，结局悲惨，十多万唐军几乎全军覆没。 无奈之下，薛仁贵只得与吐蕃议和，剩余唐军才得以撤回国内。
而吐蕃则顺势占据整个安西四镇，直至武则天时期，才被唐朝重新收复。
“大非川兵败”是唐朝初期对外战争中少有的败绩，不仅十万大军损失殆尽，大唐国力也因此遭受重大打击。
唐高宗得到战败消息后怒不可遏，下令将薛仁贵贬为平民。郭待封、阿史那道真免死革职，此后，史书中再无二人相关记载。
许多人认为，薛仁贵是此战主帅，战败责任应由他承担。但依我之见，真正的主帅实则是唐高宗李治，他应为此次败仗承担重要责任。
身为一军主帅，关键在于善于识人用人。唐太宗时期，薛仁贵几乎战无不胜。正因李世民深知如何任用薛仁贵，不让其单独领军出征，而是将其当作猛将使用。
再看李治安排的另外两人，空有名将之后的虚名，实则为缺乏实战经验的世家子弟。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因看不起薛仁贵的出身，拒不服从主帅命令。
自古以来，将帅不和乃兵家大忌，加之用人不当，此战从一开始便注定失败结局。 所以，李治应承担一半责任，另一半责任则在薛仁贵。
郭待封屡次违抗军令，在大军抵达大非川前，便多次违背薛仁贵将令，却未受任何处罚。 倘若薛仁贵当机立断，将郭待封斩首示众，或许后续悲剧便不会发生。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大非川之战终究以惨败告终，实在令人惋惜。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唐朝当时的军事战略布局或许也存在一定问题。
在东北与西北两线作战，导致兵力与资源分散，无法集中力量应对吐蕃的进攻。
此外，唐朝对于吐蕃的军事动向和战略意图了解不足，情报工作的缺失使得唐军在战争中处于被动局面。
加之吐蕃在地理上占据优势，对高原环境更加适应，而唐军长途跋涉，水土不服、高原反应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斗力。
大非川之战的失败，给唐朝敲响了警钟。
此后，唐朝在军事战略、将领选拔与任用、情报收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为后来在西域地区与吐蕃的长期争夺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