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殖民文化对中国的侵蚀，文学板块又分了四步棋，这四步棋皆与一个核心棋手——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密切相连。我如今看明白不得不击掌叫绝：布局高手啊!相比在西方各国的其他接应人，马悦然的出场是一步高棋。改开之初，任何来自西方官方的策动，都会引起中国政府的警惕和排斥，如闹得风风雨雨的“星星画展”，又如北岛回忆他八十年代初被瑞典驻华文化官员用汽车带入使馆时要缩下身子不让门卫看见，有点搞地下工作的味道。而马悦然这个会说汉语、“热爱中国文化”(中国人以己之见总以为那些花心思学了我们语言文化的外国人必是对我友好的)、来自似乎与世无争的北欧小国(这个国家可是“集团”的核心国之一!)的学者的到来，非但不会引起警觉，还让正渴望西方承认的中国人感到荣幸，敞开大门欢迎。以靠革命起家、权力内部的诗人顾工的回忆为证：八十年代初的一个早晨，中国作家协会来电话，说从瑞典来的一位汉学家想和顾城谈谈。这不能不谈呀!怯于见人的儿子，这时却早已不怯于见古今中外的一切人。在和一群群年轻人的雄辩中，他已练出一副舌战群儒的口才。他欣欣然地去往作家协会约定的地点。

这位从波罗的海西岸来的老人，确实气宇轩昂、气概非凡，头上堆着基阿连雪山未溶冰雪似的白发，蓝色的眼睛像能穿透人的灵魂。顾城在这位皇家院士面前真有些望而生畏了，但老人一张嘴，一聊天，我们这位初出茅庐的诗人的局促不安，顿时冰消雪化。老人的汉话说得太溜了，简直比老北京还老北京。

老人说：“你要知道，我年轻时是以研究中国宋朝辛弃疾诗词的多种版本，获得硕士学位;以后我以研究中国四川方言的音律，获得博士学位。”这下，顾城觉得是遇到了真正的老相识，老知己了。他也就天马行空，任思想的云朵、语言的江河随意飘飞，恣意奔腾。他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渤海湾，淮河，荒村和荒野，当然还有小猪和猪圈……老人请他背一首他那时写的诗;顾城用他刚刚从童年转化成的男低音，背诵了那首在炙热的河滩上，用手指在砂砾中写下的诗：《生命幻想曲》……老人听入了神，听入了迷：“请你再背一首，再背一首!”顾城又背了昨夜才写的《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当他背到“……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这些句子时，老人早已老泪纵横，他情不自禁地拥抱着小小的顾城说：“我一定要再见到你，在瑞典，在我海边的家里。这位瑞典老人，后来顾城才清悉的知道，他是“欧洲汉学会”主席，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评委。

他回国后，果真一次又一次向顾城发来了邀请信，邀请他去北欧，去瑞典访问。一个西方人空降式地来到中国，直接就能在中国上层建筑登堂入室(“这不能不谈呀!”)，而且一枪一个准，几乎不花什么成本就夺了一国的审美权。这在任何上层建筑有一点自我意识的国度都是不可能的，尤其在西方你想都不要想!就是对被挑中的棋子，西方上层建筑让其接触的范围也有限而边缘，甚至是专为“棋子”设的“沙龙”，如戛纳电影节的红台阶、放映厅约定俗成的雷鸣掌声、卡尔顿酒店的宴会，与真正的“沙龙”可不是一回事，而是与西媒串通搭建的“虚拟沙龙”，就是用来打劫各国审美权和道义权的。

反观西媒就知道，凡不是“集团”暗中控制的电影节或文化奖甚至体育比赛，信息都是被全封的，因为他们深知话语的打劫作用全靠“虚拟沙龙”提供的“道德优越感”!真正的“沙龙”都知道棋子就是从被征服国挖到的“隐形背叛者”，与其说挑中的是其才艺，不如说是其本人流露的政治倾向。私底下谈起这些他们在中国热捧的“棋子”，对那些给鼻子上脸毫无自我意识的人，他们会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蔑视，那眼神和口吻永远地教育了我，并令我遐想万千，有朝一日，这片土地上的新征服者是不是也会像乾隆下令编撰《贰臣传》那样，把投怀送抱的“棋子”一一录进新版《贰臣传》?唯恐不及。

他对中国作古的作家有一个专门做给中国人看的冒似公允的评价标准，对在世的、真正能被其选入候奖名单的作家，偏好却恰恰是相反的。这两套标准分得非常清——烟幕弹和炮弹，他说什么做什么并不统一，时不时地放一两颗烟雾弹，阻止人怀疑他的使命和目的。西方人的不诚实是藏得极深的，远非三句话就露馅的中国人能比。不过他年事越高，越有点得意忘形，以为玩弄傻瓜可以一路玩下去，弄得“活不出人样”也已不够穷贱，要到“牲口般的人生”描述里去挖掘他眼中被“忽视”的“天才”，把他一句“恩赐”便可全盘操纵的井底之蛙硬说成是中国一流作家，我以为就到了最后一层窗户纸被戳破的时候了。

我边写边为自己捏把冷汗，得罪了世界最大主子的执行人，真是不识时务啊，在“国际声誉”和“国际版税”这两大名利诱惑面前，被劫走了审美权、道义权和历史解释权的国又算什么?在这个战场上，再也不会有一跪千年的秦桧了，因为谁还会在颠倒的世界作连名分都没有的文天祥?当年国被破，“丹心”还可以留取照“汗青”;当“汗青”都被偷走了，“丹心”何处照耀?我们可能已阻止不了这场打赢了过半程的精神狙击战，但至少应知历史是如何发生的。分析马悦然的履历就会发现，他和其师高本汉的生涯都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勾联。

洛克菲勒基金会钱多得没处去要“慷慨”到遥远的北欧小国资助年轻的马悦然到中国四川研究方言?!不觉得这弯有点绕大了?观察国内媒体不带一丝疑义地热炒这个“生涯起点”，好似这是马-华关系史上的盛事、一桩“伟大”“情事”的开始，我只能仰面问苍天：这到底是天真得可爱还是昏到丢了起码的常识?你看到这种事，才明白当年有人相信亩产过万斤一点不“荒唐”，历史在继续，且本性难移，只不过换了个痴心投射的主子。“情事”之后，五十年代马悦然成了瑞典官方的驻华官员，也就是说在那个西方联手封堵中国的年代，他是他们“关注”中国文坛艺界最“近”的眼睛。

他也真有眼力，在那个一片红、几乎难以找到裂隙的时代，从他如何挑人这一细节，可以略知“集团”翻找裂隙或可能的裂隙有多么精细，长好的缝隙，都能抓到手备用，耐心等待切开的时机。离开中国后，他的生涯很“国际”，这是一般汉学家做不到的。1978年他获“国王奖”，1984年再获“国王奖”，一个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人，尤其译介红色中国文学的人，在“铁幕”的那边得到那么多来自官方的奖赏，甚为不同寻常，至少我在法国既没见过这么幸运的“汉译者”，也没见过这么国际化的“汉学家”。最高荣誉在谁的手里，审美权和道义权就在谁的手里，而审美权和道义权在谁的手里，文人和艺术家就在谁的手里。

我们的致命错误就是分不清文化(文学、艺术包括科学)不是体育，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足够公正、权威能代替我们自己行使最高评判权。上层建筑脑袋被拧掉，由此可见一斑。戛纳电影节为上述三地专设了挑人班子，深入大陆角角落落，与其说是艺术甄选班子，更像是意识形态、国际战略调查组和策源地。艺术总监弗雷莫有时亲赴“前线”，在中国他被投怀送抱的电影人和不知打脸的文化官员拥簇着，像拜祖宗似的。他谈起酒足饭饱(个个想套近乎)的中国之行，眼里透出难以遮掩的轻蔑。

又怎么能不让人家产生这样的情绪呢?在他们眼里中国人用“傻”字来形容都嫌太轻。以我多年观察，“反华”或“对华有使命”的汉学家多有好“命”，财多名大，在世界各地有落脚点(走出一国国界而国际化)，受西媒热荐，改开后在中国呼风唤雨，因为他们手中有各种来路可疑的资金或可支配各种奖金(文学、文化奖或奖学金);而做学问不问政事的汉学家很少反华，手上也鲜少诸“金”，他们中多数只有一口薄饭可吃，越对中国友善越被排除于主流舆论之外(这意味着没有发财的机会)，如果中国方面不给名给利，那头又拿不到研究经费，有些人连来华旅费都未必轻松拿得出。所以那些飞来飞去，财大气粗、能够决定中国文人在西方的生死、还能为中国“叛逆者”提供饭票的汉学家，会是什么背景，就无须我赘言了

马悦然掐时正点恰好在1985年获任诺奖评委，难道是北欧小国突然想在这个时候看一看已有两千多年文学史的中国有没有够“炸弹奖”资格的文学家?为什么在长达一百多年的颁奖历史上“炸弹文学奖”视我如无物——不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钻研到四川方言那么细了吗，偏偏就在中国文学最上不得台面的时候，它却觉得“火候”到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到了火候”让这帮《诗经》存在时还在作海盗的维京人觉得时机成熟了?

时机也选得太巧了，恰逢中国上层建筑分崩离析(近代以来第一次如此彻底!)、完全失去思想文化坐标之时，那件评委的荣誉战袍堪比一支军团，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中国文坛翻了个底朝天，旧有道德优越感的阶梯一夜崩溃。四年之后就爆发了那起震惊中外的“颜色革命”，而他挑中的人纷纷卷入其中。我曾读到美国某基金会的大人物说的一句话，大意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历史之所以然，另外一群人数略多一点的人是奉命执行“之所以然”的任务的，而绝大多数人完全不知所由何来。马悦然是在第一团队还是第二团队?

从他扮演的角色看，至少在第二团队。我们这几十年为第二团队的执行者们摆了盛大筵席。反正中国文坛艺界全都在最后那一大群人里，两眼一抹黑，我就是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已无真正意义上的上层建筑。真正的上层建筑不应只是凭着本能趋势逐利的一群，而应知道自己在宏大历史中的角色。我有时看到那群在上层建筑占据要位的大腕为儿女在美国谋得哪怕区区小职员的位置而弹冠相庆(平民百姓因中美汇率之别和生活水平之差为此欣慰我是理解的)，便感叹豆腐终归是扶不起的，只须一代他们自己就又落回去了。

没有自我意识的人也就只配呆在最后那一大群人里，世界正在也将这么为人分等划界，在“集团”的视界里，没有自我意识的人就是为他们做工的种族。体制”能将不利于他们的文人悄无声息地抹去!只须跳掉一代人，后面的人就不知其存在了。所以我说“汗青”若被偷走，“丹心”何处照耀，并不是无根无据的杞人忧天，历史正在发生!这四步棋，一步比一步目标明确，从一开始试探地找伤口，到第三、第四步棋已是找准穴点下刀了。第三步挑中的是余华和高行健，第四步是莫言。

这后两步我已不想多言，因为离现今更近，信息散布和曝光的也多，有目共睹，且我已在《荒唐的文学“世界奖”》、《伸进文明心脏的手》和《被策划的中国文艺》诸文中论及。何况棋子与棋子也不尽相同，有不知内情被利用的，有追名逐利赶时髦的，有揣摩到意图暗中效力的，有的时候闹翻“流亡”的人未必比里外逢源的人危及根本，这些都留待历史去追讨吧，如果我们还能“保住历史”的话。余华的《活着》，最早是被西方人抬为“永恒”“杰作”的，西方主流媒体(各国接力)对这部作品的“颂歌”之异口同声，让我想到了“集团”近卫军最擅长的联合围猎，因为他们只有“围猎”时，才会众口一词。我甚至在这些赞词下面，听到那从不说出口的窃喜：这就是所有敢于不顺从我们的国家国民之下场。这支负责为“集团”搭建“虚拟沙龙”的嫡系“军团”传递的“道德优越感”，果然精确地左右了中国上层建筑的好恶。

当西媒热捧一位中国作家(不被相中的中国作家从无此“殊荣”，我在哪儿那么久，凤毛麟角的几个被宠幸者都是派什么用场的，一目了然)时，百分百是藏着别的目的的主动策划行为，绝无可能被动地受该作者在中国国内的名声或其文学水平影响。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基因里过个几百年又浮出了他的创世者的优质血统。由此，这三十年的精神败亡，在华夏悠远的历史上，不过是又一次大浪淘沙，卷走浮沙草屑。在这无国界的精神战场上，“河山”的意义是将颠倒的再颠倒过来，让文天祥的丹心不再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