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前往越南。10天之后，即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与日媾和。消息传来，举国皆惊。

在“艳电”发表前，蒋介石曾试图挽救汪精卫，他对外界声称，汪精卫去河内，只是为了疗养，希望能留给汪精卫迷途知返的机会。蒋介石还给《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写信，要求该报纸在批评汪精卫的时候把握尺度，不可批评太过，要给汪保留回旋的余地。然而，这一切都未能扭转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心意。1939年1月1日，国民党开会讨论，决定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和一切公职。此后，蒋介石还试图说服汪精卫，至少让他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蒋介石派汪精卫的老部下谷正鼎给汪精卫送去护照和50万差旅费，希望汪精卫能去欧洲“疗养”。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做好了另一手准备——从肉体上消灭汪精卫。

1月17日，汪精卫的亲信、《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遇刺。1月26日，蒋介石让戴笠派军统人员前往越南，执行刺汪计划。当时的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戴笠接到命令后，随即亲自赶到河内，命令余乐醒、陈恭澍等人组成“刺汪小组”实施计划。这个余乐醒，看过《潜伏》的朋友应该有印象，余则成是他的学生，站长吴敬中是他的同学，是军统的元老，号称“化学博士”、“训练专家”。行动小组最开始的方案，是利用毒药除掉汪精卫，但是上头的命令很紧急，他们没有时间混入汪精卫的住宅。3月19日，戴笠严令：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戴老板”的命令一下，行动小组就只能放弃下毒，而采用武力解决的办法了。3月20日，汪精卫乘坐一辆黑色轿车前往河内一家法国旅馆休养，行动小组得知情况，立刻三路追击。来到一处红绿灯路口时，汪精卫的车停了下来，行动小组下车狙击，却被汪精卫的警卫发现异常，汪精卫的司机立刻加速冲过红灯，导致此次行动功亏一篑。第二天晚上，行动小组采取了孤注一掷的办法，强行冲入汪精卫住宅。在射杀掉警卫后，直奔汪精卫的卧室，一轮齐射之后，床上之人血流满地。行动结束后，小组即行撤退，在撤退的路上却遭遇赶来的法国警察，小组中3人被捕，并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只付出了3个人的代价就完成了任务，行动小组自然满心欢喜。但第二天他们翻看报纸的时候才知道，他们杀掉的并不是汪精卫。当天晚上，卧室里睡着的，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这次行动失败后，再想动手可就难了，蒋介石得知消息勃然大怒，戴笠也非常生气，将负责行动的余乐醒发配到了西南运输处当贵阳修车厂的副厂长。蒋介石随后向法国政府提出交涉，要求引渡汪精卫回国，或者将汪精卫限制在河内，然而未能成功，4月25日，汪精卫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离开河内，秘密前往上海，此后组建伪政府，成为最大的汉奸傀儡。戴笠后来每每忆起此事，都痛心疾首，他说：“我们检讨当时的得失，是计划不周密，以致汪逆流亡，只打死汪的副手曾仲鸣。汪精卫后来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危害国家民族，这实在是我们的遗憾。”但是，刺汪的行动并未因此终止，蒋介石要求戴笠继续部署行动，不杀汪精卫誓不罢休。1939年8月，吴赓恕、戴静园主动请缨，向戴笠提出了假意投靠汪伪，然后趁机行刺的计划，戴笠批准了。

然而，两人到后，却因为过于急切想见汪精卫，引起了汪伪人员的怀疑，加上傅筱庵告密，两人最终暴露，惨遭毒手。临死前，两人留给戴笠一封书信，表达了对未能完成任务的遗憾。此后，又有爱国青年陈三才、邵明贤、黄逸光等参与刺汪，都失败被杀。邵明贤、黄逸光被执行死刑前留下遗言：“可爱的中华，我要为你歌唱，我要为你而死！”还有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奉命投靠汪伪，担任伪独7师参谋长，他曾召集部下，准备强行攻打汪宅，结果失败被杀。刺汪行动一直持续到了1944年都没有结果，到了1944年11月，汪精卫突然暴毙。据军统内部的说法，汪精卫死于军统之手。大概经过是，他们在1943年派人打入汪宅当佣人，掌握了汪精卫的行动，一年后汪精卫生病入院，戴笠派医生给汪精卫开了慢性药剂，诱发了汪精卫的骨髓炎，最后暴毙。1944年11月12日，戴笠在军统的内部会议中曾说过：“我宣布一个消息：就是汪逆精卫已经于１１月１０日下午４时在日本名古屋死了，致死的原因，当然与我们有关系。”

但汪精卫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不能排除戴笠揽功或者处于鼓舞士气撒谎的可能。汪精卫死后，他的夫人陈璧君身居幕后，继续操纵伪政府，蒋介石于是下达了刺杀陈璧君的命令。当时军统人员已经潜伏到了陈璧君母亲在澳门的旧宅，只等陈璧君出现，就可置她于死地，但陈璧君始终没有去澳门。不久后，日本就投降了，陈璧君随后被捕入狱。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曾命令何应钦炸毁汪精卫之墓，汪之墓穴被夷为平地，上面修盖观梅轩。据载，开棺之后，人们看见汪精卫的尸身为腐，可能使用了防腐剂，他身穿文官礼服，头戴礼帽，身上披着旗子。之后，汪精卫的尸体被送去火化，骨灰被抛入长江。后来，人们在汪精卫墓穴处修了一个汪精卫跪像，但由于游客一直朝跪像吐痰小便影响卫生，１９９７年，这个跪像被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