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

在《汉书·地理志》中对“敦煌”二字是这样解释的：“敦，大也。煌，盛也。”

或许，在敦煌出生之时，便注定带着非凡的使命。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他在短短十来年里，便平定了汉王朝多年的内乱，巩固了中央集权，夯实了国力。

而汉王朝在西汉初年因久经战乱，不敢轻言打仗，只能用和亲的方式来拉拢周边小国，以换取短暂的和平。

但是，匈奴从来不领情，常年在我大汉边疆滋扰生事，杀掠普通百姓。

所以，汉武帝腾出手来，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匈奴。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率大军一路杀进了河西走廊，匈奴溃不成军。

眼见大势已去，匈奴大将军浑邪王决定率兵投降。

霍去病唯恐是诈降，冲进浑邪王营中，“斩其欲亡者8000人”，而后，俘获匈奴归顺者四万余人。

从此，河西走廊地区便正式纳入了大汉朝的版图。

汉武大帝高瞻远瞩，他为了进一步对西域实施军事控制，并通过河西走廊往外发展，便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和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

敦煌没有辜负它的名字，它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连通着中亚各国文明。尤其是中印文化和经济关系，在此相互辉映，两国之间的文明在敦煌落地生根。

敦煌学奠基人常书鸿说：“从早期修建的窟型、塑像和壁画的风格上，都可以辨认出中印两国文化交光互映的迹象。”

常书鸿先生常年投身于敦煌壁画的修复和研究工作之中，被尊称为“敦煌守护神”。

幸而有他这样执着于传承敦煌文化的革命斗士，才将早已千疮百孔的敦煌壁画保护了起来。

他在这套《敦煌三书》中，为我们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让读者能够从历史中品味敦煌壁画那遒劲洒脱之美，从这份浓郁的美中读出历史的苍凉和悲壮。

西汉末年，汉成帝沉迷女色，终日不理朝政，外戚王氏的势力趁机迅速膨胀。中原战乱连连，天下呈现出末日之象。

于是，许多名门望族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往河西。

那时候的敦煌，汇聚着中亚各国的贸易与文化，俨然成为了一座国际大都市，商贾云集，一派盛世繁华。

同时期的印度，正值阿育王亲自推动着印度佛教大发展，一些高僧大德，为了礼拜佛陀和研究佛经，经常寻找一些圣地，组织“圣迦”的结集。

如今，若是去到印度的阿旃陀，也可以看到与敦煌莫高窟类似的洞窟及壁画。

只是，阿旃陀的石窟群早于敦煌500年，而敦煌的壁画则早于阿旃陀100年。

敦煌壁画中的人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神灵，即佛和菩萨；另一类则是凡人，即供养人和故事人物。

从艺术造型上来看，佛和菩萨的形象更为虚幻夸张，服饰也多为西域风情；而凡人的形象则富有生活气息，服饰随着朝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由此可见，敦煌是一座非常包容的城市，它不仅接纳来自于中原的本土文化，如实地将当时的生活场景反映在壁画里，它也接纳西域文明，特别是印度佛教的思想。

在那个战乱不断的现实世界里，谁的内心都渴望着这样一片祥和宁静的“天国”。

敦煌，不仅是一个地名，它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桃花源”，那里国际商贸自由往来，那里的人们都相信“因果”，社会安宁。

敦煌艺术是真正的民间艺术，它没有像古代传统绘画艺术那样去歌颂贵族生活，而是通过能工巧匠之手，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出一个个现实与幻境相交融的世界，给人带来“超凡脱俗”的心灵寄托。

繁华宁静的敦煌，终究躲不过战乱的侵扰。

1035年，西夏国入侵敦煌，人们犹如鸟兽般四散逃难。

一些修行者为避免珍贵的经书宝藏落于贼人之手，将三万余件经卷、古籍、字画封藏于一个非常隐秘的洞窟之中。之后，还用土基将洞口堵塞，并画上了伪装壁画的菩萨像。

在西夏占领敦煌的100余年间，没人发现这批珍贵的宝藏。之后的千年，依然无人打扰它们，它们就这样静静地躲在洞窟里。

直到1900年，一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清理流沙时偶然发现了这个“藏经洞”。作为一个修行之人，他深知这批文物的重要性，也意识到自己肩上责任之重大。

于是，他开始寻找地方上的保护。

他从洞中拿了一卷经文，走了五十里地，好不容易才见到了敦煌的县令。可是，县令大人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经文，说：“这只不过是发黄的废纸。”

七年过去了，王道士没有找到欣赏它的人。甚至有一位官员说：“这是什么破玩意，我写的书法都要比它好。”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敦煌探险，他听说一名道士发现了大量的经书藏于一个洞窟之中。

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批价值连城的宝贝。

他想尽办法，终于见到了王道士，说明来意后，却被王道士一口回绝。王圆箓自然不希望中国的宝贝落到外国人手里。

斯坦因很会演戏，称自己和玄奘一样，就是一名宗教文化的信徒，他走遍世界各地，只是为了将这些经典的文化传播到每一个角落。

一时间，王圆箓以为遇到了知音，便将洞窟打开来，任他挑选。

从此以后，这个洞窟便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洋人，最终将宝藏洗劫一空。

这是一段让人痛心的屈辱史，大家怒斥王道士是个卖国贼。

而实际上，导致大量的敦煌文物散落于海外的悲剧，不是一个人造成的，而是一群人，一群视文化为粪土的人。

但这或许就是敦煌自己的时和运，它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敲开了世界的大门，它的美惊艳了全世界。

1931年，日本的铁蹄蹂躏了中国的东三省，消息传遍了全世界，远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得知此消息后，无不百感交集，忧心如焚。

正在法国学习绘画艺术的常书鸿听闻此消息后，恨不得立即回国投身抗战救亡的战斗中。

他的导师窦古斯教授劝慰他说：“作为画家，你应该用画笔来唤醒大家的爱国意识，现在，正是你英雄用武之时呀。”

一语惊醒梦中人，常书鸿更加刻苦钻研绘画，以一幅《乡愁曲》荣获里昂沙龙优秀画奖。

1934年，常书鸿在法国巴黎举办个人画展，其中一幅《沙娜画像》被法国国家收购，现藏于巴黎近代美术馆中。而另一幅《裸妇》获得了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现藏于里昂国立美术馆。

如此顶流的艺术家若是留在国外岂不是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常书鸿为何会跑回中国，扎根于敦煌呢？

那时的中国，正是中西文化碰撞得最厉害的阶段，许多艺术家都很迷茫，不知道该传承传统水墨画还是钻研西洋画。

正当常书鸿的内心充满惆怅的时候，却偶遇上奇美博物馆正举办中国艺术展，那些，全都是伯希和于1908年，从敦煌盗取而来的珍贵的唐代大幅绢画。

其中，一幅创作于七世纪，由佛教信徒捐献给敦煌寺院的《父母恩重经》让常书鸿震撼了，其艺术表现手法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个时期的西洋画作。

他毅然决定回国，他听见了敦煌的召唤，他忽然明白了自己的使命所在。

当时，中国正经受着内忧外患，一片混乱。

常书鸿为了前往敦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为只要到了那里，一切的苦难就结束了。

1943年，当一行人抵达敦煌后，现场恶劣的环境让他们倒吸了一口冷气，真正的“苦”才刚刚开始。

常书鸿站在王圆箓发现的“藏经洞”里，默默地看着仅存的两尊栩栩如生的供养人仕女画像，想像当年被帝国强盗一车一车将国宝运走的场景，思绪万千。

忽然，“呯”一声巨响，原来是残破的危檐下崩落了一块岩石。

他从沉思中惊醒，自己必须与时间赛跑，保护敦煌并把敦煌的艺术作品抢救出来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历史使命了。

常书鸿的妻子因忍受不了这样的环境，扔下两个孩子不辞而别，国民政府也忽然下令要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各种打击接踵而至……

这些都没有打倒他，他们一边克服恶劣的环境，一边克服条件的艰苦，还得一边思考如何才能将这些精美的壁画高品质地呈现出来。

常书鸿称之为“一场艰苦的斗争”，不仅要和天气斗，和条件斗，还要和人斗。

这绝对不是靠艺术修养就能担当，其中的困难是常人根本无法想像的。

读完这本书，我热泪盈眶，深感自己是多么的浅薄渺小。

以前，我只知道敦煌美，只知道敦煌有可能会像楼兰古城一样，湮没于历史的黄沙之中，仅仅是心中叹息一声：那可多遗憾啊……

而另有一群中华儿女，他们为了保护敦煌文化，历尽千辛万苦，默默地奋斗了一生。

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陪伴着父亲一起守护着敦煌，她不仅见证了父亲的成就，更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

如今，她终于将父亲的毕生之作整理出版，这既是敦煌“守护人”的心愿，也是我们读者的福气。

让我们翻开这套《敦煌三书》，听常书鸿老师与我们说说敦煌文化，讲讲壁画艺术，聊聊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