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顾顺章的叛变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危机。顾顺章作为中共第六届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掌握着大量重要情报。他的叛变导致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入狱。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上海党组织急需资金进行营救和治疗受伤同志。

瑞金苏区得知这一情况后，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迅速行动起来。尽管当时瑞金苏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但同志们深知上海战友的困境，纷纷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他们东拼西凑，将战场上缴获的黄金首饰聚集在一起，经过煅烧后得到了 12 根金条，每条重 10 两，总共 120 两黄金。

这笔黄金不仅是瑞金苏区同志们的心血，更是上海同志们的救命钱。

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运送途中 120 两黄金竟然离奇失踪了。

这一事件让党组织上下为之震撼，究竟是护送员叛变还是被人钻了空子？黄金的失踪不仅给上海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让毛主席忧虑了 18 年。

当时，林伯渠为确保黄金能安全从瑞金辗转至上海，可谓用心良苦。他巧妙规划了一条迂回却相对稳妥的运输线路，即经过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最终抵达上海。

此路线贯穿多个地域，在当时的复杂局势中，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被敌对势力察觉和截获的可能性。

在交接方式上，林伯渠更是独具匠心。他制作了一枚刻有 “快” 字的象棋，将其随机分成七块，分别交给七位精挑细选互不认识的交通员。

每位交通员都手持一把钥匙、一把锁头和一块特制凭证。交接时，上一站交通员按照约定时间前往指定地点见下一站交通员，双方通过暗语确定彼此身份后，交通员会用钥匙打开存放铜盒箱子上的锁，让下一站交通员查看。

确认铜盒还在箱子里后，下一站交通员将箱子重新盖上，用手中的锁头将箱子锁好，并前往再下一站交通员处交接。

每一站的交通员完成任务后，就会通过特殊渠道将手中那枚象棋碎块送回苏区。等苏区收到 7 块象棋，并完整拼成 “快” 字后，就代表黄金安全送达了。

1931 年 11 月 6 日，护送黄金的交通员们刻不容缓地从瑞金出发了。

按照既定计划，若从瑞金至上海的运送过程一切顺利，预计仅需一个月即可安全抵达。

远在上海的党组织成员翘首以盼，因为这批黄金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党组织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许多同志被捕入狱，还有一些同志身负重伤急需治疗。这批黄金不仅可以用来营救被捕的同志，还能为受伤的同志提供医疗费用，让他们得到及时救治。

同时，有了这笔资金，党组织还可以开展一些重要的活动，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可以说，这批黄金是上海党组织的救命稻草，是他们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希望。

时间一天天过去，上海党组织满心期待着那批救命黄金的到来。

然而，到了 1931 年 12 月，上海方面却迟迟未收到黄金。按照计划，这批黄金最迟一个月就能运抵上海，可如今早已超出了预定时间。

上海党组织心急如焚，开始不断向苏区发电催问，每一封电报都如同重石般压在苏区领导们的心头。苏区方面也感到事情不妙，他们一边安抚上海党组织，一边紧急调查黄金的下落。

他们深知上海的同志们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急需这批黄金来解燃眉之急。但无论苏区如何努力调查，却始终没有黄金的任何消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线索逐渐指向了最后一站，从松江到上海的交通员。

然而，这位交通员却如同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调查陷入了困境，苏区和上海党组织都束手无策。

在当时的情况下，上海还处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再加上有许多洋人的租界，地下党想要彻查此案简直比登天还难。

黄金的失踪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由于没有这笔资金，许多受伤的同志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最终不幸牺牲，被捕的同志也因没钱打点关系而无法被营救，壮烈就义。

当时上海的党组织甚至窘迫得连房租都付不起，活动经费严重短缺，党组织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原本计划好的一些重要活动也不得不被迫取消，上海革命事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这起黄金大劫案成了扎在毛主席心头的一根刺，他为此忧虑了 18 年。

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给公安部门下达任务：彻查 18 年前的黄金大劫案！

毛主席命令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务必彻查此案，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一个交代。罗瑞卿部长接到命令后，立即组织上海的精兵强将组成悬案组展开调查。

然而，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 18 年，当时留下的案宗非常简单，几乎没有多少有价值的线索。

经过讨论，办案人员决定先从当年负责运输的交通员入手。他们找到了第六名交通员，通过询问得知了第七名交通员的相貌和姓名。

接着，又找到了这名交通员当年住过的旅社，顺藤摸瓜终于找到了第七名交通员梁壁纯。

据梁壁纯交代，当年他接到黄金后，因怕有特务跟踪，叫了一辆黄包车。谁知刚上黄包车，人就失去了知觉，等醒来时，装黄金的匣子已经不见了。

他知道丢失黄金是重罪，心里害怕就逃跑了，从此隐姓埋名在上海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办案人员走访了他当年住的旅社，也验证了他说的话，当年他确实是被两个人架到旅社的。

人虽然找到了，但黄金还是没有下落，线索又断了。

办案人员再次对案件进行梳理，决定从黄包车开始调查。但当时上海的黄包车数量众多，要找出当年的那辆黄包车难度极大。他们查了一个多月，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依然没有找到那辆黄包车。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上海监狱传来消息，说有个服刑人员可以提供线索帮助破案。

办案人员立刻赶往上海监狱提审了这个人，这个人叫冯安宝，因犯强奸罪入狱。冯安宝表示，如果他提供的线索能立功，希望可以减刑。办案人员告诉他，是否减刑要看线索是否有用以及他在狱中的表现。

冯安宝称，1931 年他家买了一辆黄包车，表哥吉家贵曾来借车而还车后，家境贫寒的表哥突然变得阔绰了。他在闹市区开了一家很大的杂货店，这让他觉得很蹊跷。联想到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黄金案，他怀疑这件事可能是表哥干的，因为时间地点都对得上。

办案人员听后，立刻赶到吉家贵家进行调查，据他的邻居反映，吉家贵确实是突然有钱了，开店、置房产、娶媳妇，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的。

办案人员直接赶往吉家贵的杂货铺，吉家贵一开始还故作镇静，当办案人员提到冯安保时，他立马蔫了，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只好一五一十地全交代了。

原来，当年吉家贵伙同另外两人，在梁壁纯坐上黄包车后，用迷药将他迷晕，抢走了黄金。

他们分了这笔不义之财后，各自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18年后，他们还是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至此，这起困扰毛主席 18 年的黄金大劫案终于真相大白，那些牺牲的同志们也终于可以得到一个交代。

在这起黄金大劫案的尘埃落定之际，我们不仅看到了正义的胜利，更感受到了历史的深刻教训。这起案件不仅是一根扎在毛主席心头18年的刺，它更是对那个动荡年代深刻记忆的缩影。

案件的告破，不仅是对牺牲同志的告慰，也是对历史正义的伸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间过去多久，历史都不会忘记，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参考资料：

邵燕君. 《中国公安史》[M].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