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小弟，暗藏锋芒

作为当时中原霸主的附属方国，周人在诸多方面显露出对宗主国商朝的学习与模仿。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岐山县贺家村发现了一处重要的青铜器窖藏，这批埋藏于地下的珍宝，为我们理解早期周文化提供了一把钥匙。

窖藏中出土了刻有“周”字铭文的青铜鼎和青铜簋等礼器，这些器物无疑是周人身份标识的体现。若将其形制、纹饰与同时期典型的殷商青铜器进行细致比对，便能观察到一种既相似又存异的复杂关系。周人的青铜器在整体风格上呼应着商文化的主流，却又在细节处理和组合方式上流露出自身的区域特色和演变轨迹，这恰恰印证了史籍中周人早期作为“殷商西伯”，在政治和文化上从属于商朝的历史定位。

在周原，这片周人的核心活动区域，宫殿遗址的地下深处，考古学家有了更惊人的发现——一批体积微小的甲骨。这些甲骨片虽然尺寸不大，其上契刻的文字却蕴含着极为重要的信息。卜辞内容详细记录了周部族的领导者，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周文王姬昌，在进行军事行动前的占卜活动。

令人瞩目的是，甲骨上出现的“需于沙”、“需于泥”等占卜辞，竟与后世流传的儒家经典《周易》中的《需卦》爻辞形成了清晰的对应关系。它揭示了《周易》这部古老智慧之书的可能来源之一，即它并非凭空产生的哲学思辨，而是深深植根于周人早期，特别是文王时期，在严酷的生存环境和频繁的军事冲突中所积累的实践经验。

一方面，通过精准的占卜和规划，周文王得以更有效地完成商王分派下来的征讨、捕俘羌人的任务指标，以此维持和巩固周作为商朝西部屏障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在执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周人也在不断磨练自身的军事能力，并将这些宝贵的实战经验融入其独特的占卜智慧体系中。

亦敌亦友？周与羌的纠葛

要深入理解周部族在商末的崛起，就必须厘清其与西部强大的羌人部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周原遗址出土的众多器物中，依然可以见到商朝文化影响的烙印。周人的策略远比单纯的模仿要复杂得多。在维持对商朝表面恭顺的同时，周文王及其部族也在积极地经营与西部各部族的关系，其中，与羌人的互动尤为关键和微妙。

甲骨文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有趣的线索：“羌”字与周人始祖母系的姓氏“姜”字，在卜辞中有时可以相互通假使用。这种文字上的联系，可能暗示着周人与部分羌人部落之间存在着比一般敌对或征服关系更为深厚的渊源，或许是长期的通婚（例如传说中周人的先祖就与姜姓部族联姻），或许是基于共同利益而结成的政治或军事同盟。

这一推测在1974年陕西武功县郑家坡遗址的考古发现中得到了有力的物证支持。该遗址的发掘揭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带有鲜明羌戎文化特征的陶鬲（一种炊煮器），竟然与周人风格的青铜戈（一种兵器）以及其他周文化因素的器物共同出土，埋藏在同一时期的文化层乃至墓葬中。

它清晰地表明，周文王在处理与羌人的关系时，他并非将所有羌人部落都简单地视为征伐和捕猎的对象，而是有选择地通过联姻、结盟甚至文化融合等方式，将一部分羌人部落争取过来，将其从潜在的敌人转化为可以依靠的力量，甚至可能共同服务于对抗商朝的长远目标。

刀尖舔血，只为“翦商”大计

南安阳殷墟，这座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其祭祀坑的发掘场景，考古学家清理出数量惊人的羌人骸骨。这些骸骨许多都呈现出被斩首、肢解的惨状，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在一些羌人的颈椎骨上，甚至能清晰地辨认出被青铜戈一类兵器反复砍击所留下的V字形或U字形断口。

这些发现，恰恰与千里之外周原遗址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关于“伐羌”、“获羌”的记录，形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残酷印证。周人的甲骨记载了征伐羌人的行动计划与结果，而殷墟的累累白骨则展示了这些行动最终的血腥结局。

周人在这套体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商王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卜辞中，出现了“令周侯”征伐的明确记载，这直接证实了周部族的首领（当时称“周侯”）确实接受商王的命令，承担着为商朝镇守西部边陲、征讨敌对部族（尤其是羌人）的重要军事职责。

周人通过不断向商王进献战争中俘获的羌人等“贡品”，来换取商朝的信任，维持其“西伯”的地位，并借此发展自身。这种看似稳固、周人作为商朝忠诚“打手”的臣属关系，其内在的真相远非如此简单。1977年，陕西周原遗址凤雏村的一个编号为H11的甲骨窖藏坑，出土了一批极为重要的甲骨。其中几片甲骨上赫然契刻着两个字——“翦商”！“翦”，在古文字中意为剪除、消灭。

它无可辩驳地表明，至少在周文王统治时期，周人的最高层内部，已经开始秘密地、有意识地筹划推翻商王朝统治的宏伟计划。“翦商”，成为了周部族秘而不宣的最高战略目标。至此，此前周人所有看似矛盾的行为——对商文化的模仿、对商王命令的遵从、以及对羌人的残酷征伐——都有了全新的解释。那些频繁的“伐羌”行动，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商朝的任务，更是周人借机练兵、消耗潜在对手（部分不愿结盟的羌人部落）、同时向商朝纳上“投名状”以麻痹对方的一石多鸟之计。

不光能打仗，经济也得跟上

周文王经略四方、图谋“翦商”的雄心，它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周原地区的考古发现，同样为我们揭示了周人在经济建设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就。1980年，在周原遗址的齐家镇地点，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批重要的铸铜遗存，其中包括大量用于制作青铜兵器（如戈、矛、镞）、生产工具（如斧、锛、凿）以及祭祀礼器（如鼎、簋、尊）的陶质范模（即铸范）。

这些陶范的设计和制作工艺相当成熟，种类齐全，规模可观。证明至迟在周文王时期，周人已经掌握了当时代表高科技水平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并且拥有了能够满足自身军事、生产和礼仪活动所需的大规模青铜器生产能力。

除了作为立国之本的青铜制造业，周人在其他手工业领域同样展现出繁荣景象。在周原遗址范围内的扶风县云塘村，考古学家发掘了一处大型的骨器制作作坊遗址。遗址内出土了极其丰富的与骨器加工相关的遗物，包括大量的作为原料的兽骨、处于不同加工阶段的半成品骨器、种类繁多的成品骨器（如用于装饰的骨簪、骨笄，用于生活的骨匕、骨勺，用于狩猎或战争的骨镞等），以及用于锯、切、磨、钻骨料的各种石质、骨质和青铜工具。

如此集中的发现，表明当时周人已经形成了专业化、规模化的骨器手工业生产。这种手工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周人内部对生活用品、装饰品和工具的需求，其产品也可能作为商品进行交换或贸易，为周部族积累财富，增强经济实力。周人在青铜铸造和骨器制作等关键手工业领域的显著成就，与传世文献《周易》中所蕴含的“厚德载物”思想形成了某种有趣的呼应。

一个部族若想承载起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秩序的“天命”（翦商），就必须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深厚实力，这种实力不仅包括政治上的凝聚力和军事上的战斗力，也必然包含经济上的生产力和财富积累。当远在东都的商纣王或许还在为收到周文王进献的羌人俘虏和贡品而感到满意时，浑然不觉在西岐的渭水流域，一个组织日益严密、经济持续发展、军事力量不断壮大的战争机器，已经悄然成型。

最终，周人成功“翦商”，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他们吸取了商朝灭亡的教训，试图构建一种更为规范、更注重道德伦理的文明。周公旦（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墓葬中出土的、体现“禁酒令”精神的青铜器，被认为是周初统治者反思商纣王淫乐酗酒、整饬社会风气、建立新秩序的象征。

参考资料：[1]范毓周.试论灭商以前的商周关系[J].史学月刊,1981(1):1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