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复法
历经太武帝末年的动荡岁月，拓跋濬登上了北魏的皇位，成为文成皇帝。在短短几年间，这位鲜卑族的年轻君主踏遍了帝国的山河大地，南至汉人聚居的信都、中山等地，北达边疆的六镇。与同时期南朝的年轻君主们不同，他深思着国家的长远发展。
文化是维系国家的重要纽带，缺乏文化底蕴的政权难以长久。因此，文成帝拓跋濬下令恢复佛教信仰，并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艺术瑰宝——云冈石窟。他废除了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禁佛令，亲自为僧侣师贤等五人剃度，佛教因而迅速复兴，史称“文成复法”。
“文成复法”不仅仅是一场宗教复兴，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变革。历史常将两晋南北朝描绘为黑暗与野蛮的时代，但在这段看似灰暗的历史中，却孕育出了如云冈石窟这般辉煌灿烂的艺术成就，这无疑是对那段历史的一种重新审视与诠释。
云冈石窟
开山凿石，依岩而建，气势磅礴，世间罕有。殿堂临水，寺庙与烟云相望，林木幽深，锦镜点缀其间，令人目不暇接。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著作《水经注》中如此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壮丽景色。
云冈石窟坐落在平城西面的武周山南麓，规模宏大、雕刻精湛，内容丰富多样，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瑰宝。
拓跋濬为世界留下的最伟大遗产便是云冈石窟的开凿。然而，他最初的意图并非是为后世留下一座艺术宝库，而是为了强化意识形态的控制，创造一种融合儒家文化和草原文化的新文明，以缓解农耕与游牧文明间的冲突，调和汉族与鲜卑族之间的矛盾。
在拓跋濬统治时期，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被称为“昙曜五窟”，因其由高僧昙曜主持建造而得名。昙曜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僧人，性格刚毅。自幼出家，在凉州研习佛法。
魏国统一北方后，昙曜来到中原，受到太子拓跋晃的尊敬。
太武帝灭佛期间，佛像被毁，僧侣遭难，许多僧人被迫还俗避祸，连佛门领袖师贤都蓄发隐居。然而，无论拓跋晃如何劝说，昙曜始终不肯还俗，法衣法器从不离身，因此赢得了众人的敬重。
“昙曜五窟”标志着云冈石窟的开端，洞窟布局规整，外部门楣装饰精美。这五个洞穴内雕刻着五尊释迦牟尼像，它们身形高大，面容方正，眼窝深邃鼻梁高挺，神情庄重而肃穆，体魄雄健魁梧，身着宽袍大袖的服饰。宁静祥和的气息与宏伟壮阔的氛围相互交织，展现出胡汉文化交融的独特风貌。
这五尊佛像威严肃穆，其所在的空间宽敞宏大，据说象征着北魏的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以及文成帝这五位君主，且传神地还原了他们的容貌特征，连一颗痣都分毫不差。文成皇帝拓跋濬此举意图明显，意在将皇室血统与佛陀形象相联系，传达出“皇帝即佛”的理念。
对于中原地区而言，魏国属于外来的征服势力。拓跋鲜卑族并不愿完全接受汉化，难以真正融入汉族社会。因此，拓跋濬希望通过引入佛教来巩固拓跋氏的统治地位，统一民众的思想观念，削弱儒学的影响，进而促进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团结。
云冈石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瘦骨清像”体现了汉族的艺术风格，“浑厚纯朴”则反映了草原民族的艺术特色，两者相互融合，寓意着汉族与鲜卑族的和谐共处。
云冈石窟还加速了中国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进程，来自东北、蒙古高原、西域乃至中亚、西伯利亚等地的人们逐渐与中原居民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群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北魏帝国不仅延续了汉族多元血统的传统，更为多民族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数代北魏人的不懈奋斗，蛮族的浪潮渐渐消退，魏都平城逐渐演变为佛教的神圣之地。云冈石窟有一副门楣对联这样写道：“山色随云秀，佛灯共日长。”期望大同的云冈石窟能永远象征着民族的团结，这种团结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大同，更是追求整个世界、全人类的大同，以达成儒家所倡导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美好社会愿景。基于这样的理念，北魏朝廷非常重视对西域地区的治理。
古代的西域大致对应现今的新疆地区，指的是玉门关以西至葱岭以东的广阔地域。西域存在着众多小国，在经济方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连接中国与印度、伊朗、希腊以及罗马等伟大国度的丝绸之路——这条伟大的商路穿越了这些绿洲地带。
匈奴和两汉为了争夺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权而相互争斗，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利益。汉朝着眼于商道的畅通，匈奴则垂涎于财富。而拓跋濬更多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西域成为其传播的必经之路，丝绸之路不仅带来了印度的文化、宗教和艺术，还吸引了大量来自印度的佛教传教者沿着这条路来到中国。确保丝绸之路的安全通行，有助于扩大佛教思想在中国的影响力。
当北魏帝国平定了凉州之后，在敦煌设立了军事据点，从而实际控制了西域的大部分区域。然而，丝绸之路上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的柔然和南方的吐谷浑这两个势力。
在历经吐谷浑、吐延、树洛干及阿柴等多位可汗的持续经营后，吐谷浑逐步掌控了青海、甘南以及四川西部那广袤的千里疆土。待到拾寅继承吐谷浑王位之后，他延续了前人的外交策略，在北魏与刘宋两大势力间巧妙周旋。刘宋朝廷授予拾寅河南王的封号，而北魏则册封其为西平王。
然而，吐谷浑这种游走于两大势力间的外交手段引起了北魏皇帝拓跋濬的警觉，拓跋濬决意对吐谷浑予以惩戒。
于是，北魏集结了凉州请道军和统万、高平军镇的大军，兵分两路向吐谷浑发起猛烈进攻。当魏军兵临青海西宁之时，拾寅可汗被迫放弃白兰，仓皇逃往昆仑山深处。
魏国骑兵渡河追击，缴获牲畜多达三十余万头，但因军队中瘟疫爆发，最终不得不撤军。自此之后，北魏皇帝仍不断对吐谷浑发动军事行动。
对于北魏帝国而言，柔然犹如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仅关乎西域局势，更直接威胁着帝国的存亡。为了确保漠南大草原的安全，这片土地作为北魏畜牧业和军事力量的重要源泉，北魏必须全力以赴加以守护。
畜牧产业是鲜卑贵族的重要财源，漠南各部落为国家提供兵员和战马。同时，掠夺柔然、高车等草原部落也是获取财富的关键手段。
因此，自道武帝起，柔然便成为北魏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北魏文成帝拓跋濬亦是如此。
公元458年十月，拓跋濬从凉州召回渔阳王尉眷，集结十万骑兵与十五万战车，亲自领军征伐柔然。当大军抵达阴山时，突遇暴风雪，北风呼啸，天地昏暗，大雪纷飞，魏军营帐都被积雪覆盖。
拓跋濬打算撤军，但尉眷持不同意见：“我们调动了如此庞大的军队，声势已经传开，如果在距离都城不远的地方突然返回，柔然定会怀疑国内有变，必定前来侵扰。尽管将士们身处寒冷之中，但我们不能退缩！”
魏军在风雪中前行，最终驻扎于车仑山。随后穿越广袤沙漠，绵延千里的旌旗飘扬，战士、马匹与战车布满草原。柔然的处罗可汗吐贺真，这位独一无二的大汗闻风而遁，其部族中的数千帐落向魏军归顺。
拓跋濬仿效汉朝先例刻石以纪念功绩后返回。吐贺真因愤恨与疾病去世，郁久闾予成登上汗位，称受罗部真可汗，意为仁慈之主。这位新任大汗主张和平，十余年间未对魏国边境发起进攻。
在平息边疆威胁的同时，文成帝拓跋濬的政治决策也展现出显著成效。
北魏帝国通过一系列胜利的战争极大地振奋了国民精神，历代君主崇尚简朴的生活态度赢得了民众的敬重，救济灾荒的政策增强了帝国的威望。北方地区自西晋以来的困苦局面得以改善，北魏帝国逐渐步入繁荣昌盛的时代。
清官楷模
鲜卑属于胡族，北魏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边疆民族的质朴风气孕育了北魏相对简朴的治国理念。
回顾中国古代史学界对历史的阐述，往往习惯从三国时代直接跨越到隋唐盛世，其间仅粗略提及淝水之战与孝文帝改革等少数事件。
苻坚和孝文帝元宏这两位关键人物的形象，在学生们的认知里总是模糊不清，至于北魏与南朝的具体历史脉络更是知之甚少。
大众因北魏由胡人掌控而感到羞耻，也对南朝频繁的内部争斗深感不齿，却很少深入探究这段历史中蕴含的积极经验和沉痛教训。
在两晋时期，诸如匈奴汗国、前赵（匈奴）、后赵（羯族）、前秦（氐族）、后秦（羌族）等胡人政权，大多历经两三代便走向衰亡。
然而，拓跋鲜卑族自诞生起就怀揣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危机感促使他们始终保持警醒，这也成为北魏年轻君主普遍早熟的重要因素之一。
拓跋濬在十三岁时登上皇位，在他不足十三年的统治期间，调整了太武帝拓跋焘过于激进的改革举措，成功地平息了汉人和鲜卑等不同民族间的矛盾。
北魏帝国在民生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不逊色于两汉与三国时期。其治国方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倡节俭，二是打击贪腐。他们通过禁止酿酒来倡导节俭之风，同时采用严酷的法律来震慑腐败行为。
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时代，饮酒风气盛行，几乎要超越殷商时期的热度。然而酿酒产业会消耗大量粮食，在古代农业不够发达、粮食产量不稳定的情况下，酿酒会导致粮价上涨。
北魏对于贪污腐败官员的惩处力度，在历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拓跋焘在太平真君年间规定，贪污四十匹财物就要被处死，后来发现效果不佳，又将标准降低到三匹。
到了文成帝拓跋濬时期，更是严格规定官员贪污超过二丈布帛即斩首示众。他还设立了侯官这一特殊机构，类似于现代的安全局和检察院的部分职能，负责监督各级政府官员的行为，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就会深入调查并严刑逼供。
许多人替北魏的官员感到委屈，因为那时当官就像是义务劳动，既没有薪水，还不允许贪污。不给钱也就算了，还不让捞好处，这日子可怎么过？这也太严苛了！
这其实反映出鲜卑人和汉人在观念上的差异。
北魏的前身代国是个部落联盟，当时氏族社会里平均分配财产的习惯很盛行。北魏建立后，开国皇帝拓跋珪依据等级来分财物，从部落首领到将士，大家都有份，只是数量不同。既然已经按等级分了财物，官员们自然不用再额外领取工资。
后来进入中原地区，出来做官的大多是世家大族的子弟。这些豪门本身就掌控着大量的资源和土地，属于富裕阶层，所以他们出来为官，也不需要国家再支付薪酬。
而且，北魏那时候的财政体系并不完善，皇室和国家的财政区分得不够清楚，大部分财政收入都进了皇室的口袋，君主的赏赐就相当于发工资了。
除了严禁贪污之外，北魏政府还禁止官员与商人勾结，更不允许官员自己经商。因为这样做会导致不公平竞争，减少百姓的收入。
文成帝拓跋濬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他说：“治理国家最大的弊端莫过于此。”在他看来，官员经商比贪污受贿还要恶劣，“一旦发现，超过十匹布就要处死。”
官员从商利润丰厚，想要完全禁止难度很大。
拓跋濬的父亲，后来被追封为景穆皇帝的拓跋晃是多么聪明的人啊，“经营私田，饲养家禽牲畜，甚至在集市上贩卖货物，与百姓争夺利益”。他不听高允的劝告，惹怒了拓跋焘，最终因惊吓而亡。不得不说，我们现今在反贪反腐方面还没有达到北魏政府的那种魄力。
在社会救助领域，北魏政府表现得非常出色。一旦发生灾荒，必定会进行救灾，常常“打开粮仓来救济灾民”“拿出布匹、粮食来帮助贫困之人”。
对于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北魏的国家承担免费医疗的责任。“如果有患病的百姓，当地官府会派医生到家中诊治，所需的药物，由医生根据情况给予。”
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积极因素，北魏政府几乎都做到了。这源于皇权的不断强化，也源于北魏帝国对鲜卑族和汉族豪强的严格管控。然而在南朝，这是无法实现的，南朝政府只能期望门阀士族和庶族富翁们能够做出慈善之举。
北魏时期的官员没有固定俸禄，这让不少家境贫寒的官员生活艰难，像高允就是如此。高允虽出身名门望族，但年少丧父，他把家产让给兄弟后出家为僧，从此家道中落。
在官场里，高允以廉洁著称。他在担任征南大将军杜超的从事中郎时，与几位同僚巡查各州并处理案件。那些同僚因受贿而犯错，只有高允因公正廉洁受到嘉奖。那这样一位清廉之人是如何维持生计的呢？
高允当过老师，教过上千名学生，至于学费情况不得而知，但会收到一些腊肉作为酬谢。即便如此，他还得依靠两个儿子砍柴来补贴家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常按道德标准将官员分为清官和贪官两类。
然而，许多坚守清廉操守的官员，在政绩方面可能比不上某些有才能的贪官。比如清朝的刘墉与和珅，还有明朝的海瑞和张居正。贪官或许凭借敛财能力能改善国家财政，但同时却丢失了道德准则。
民众期望官员既廉洁又能干，但这样的官员似乎凤毛麟角。宋明理学的教化，往往不是造就迂腐的书生，就是催生虚伪的伪善者。
《菜根谭》提到，“智械机巧，不知者为高，知之而不用者尤高”。
具备这般境界之人寥若晨星。
作为官员，理应成为百姓的楷模，需付出更多努力，以达至孔子所推崇的“圣贤君子”之境。高允便是这样一位才德兼备的清廉典范。
从“崔浩之狱”和“太子经商”两起案件中可见，实话实说的高允心思缜密，对事态与人性洞察入微。与海瑞相似，高允也敢于直言进谏，但他的方式更为灵活多变。他常与皇帝单独会谈，有时一谈便是从清晨到日暮，甚至连续数日不出宫门，外人无从得知他们交谈的内容。
高允言辞犀利，却总能切中要害。
文成帝拓跋濬实在听不下去了，便让人将高允扶了出去，但对他一直很好。
当时有人呈上奏章，言辞激烈地批评朝廷政事。文成帝读完后所说的一番话，让那些直言敢谏的大臣们陷入沉思。
他说：
“君主和父亲是一样的。父亲有过错，儿子为何不把过错写在纸上，在众人面前劝谏，而要私下里说呢？不过是不想让父亲的罪过被众人知晓罢了。君主有了过失，作为臣子不在君主面前直接劝谏，却通过上书公开指责。这样彰显君主的过错，显示自己的正直，这是真正的忠臣吗？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错误时，他总能当面指出。有些话朕难以接受，可高允从不退缩。朕因此知道自己哪里错了，但天下人并不知道，这难道不是忠诚的表现吗？”
拓跋濬想给北魏的大臣们树立榜样，他对群臣说道：“你们这些人虽然拿着弓刀站在朕身边，白白站着，却没有一个人劝谏过。等朕高兴的时候，就来讨官职爵位，什么功劳都没有就做到王公。高允用一支笔辅佐国家几十年，功劳很大，却仍然只是个郎官，你们难道不觉得羞愧吗？”
于是，拓跋濬下诏任命高允为中书令。中书令是正二品官职，连升两级，相当于如今的书记处书记，并且在南北朝时期，中书令这一职位极为尊贵重要，只有有文学才华和声望的人才能担任。
陆丽见高允即将升迁，急忙禀报："陛下，高允虽受您恩宠，但家境贫寒，妻儿无依无靠。"
高允竟穷困至此，这令拓跋濬大感意外。
堂堂中书侍郎竟如此拮据？拓跋濬对陆丽心生不满，面露不悦："你为何现在才说？莫非是见朕要重用高允，才提及此事？"
巴结他人也有不同境界。最高明者，能在对方尚未发迹时就慧眼识珠，如吕不韦视异人为奇货。次一等的，则是在他人运势转好时适时相助，像陆丽这般。
最下乘者只会追随权贵身后阿谀奉承，这类人付出最多。按能量守恒定律来看，有远见之人需耐心等待，却省力；目光短浅者看似节省时间，实则费力。前者不过是多等些时日，后者却可能徒劳无功。
那天，拓跋濬亲临高允的居所探视，他担心若过几日再来，可能会被认为是在作秀。只见几间简陋的草屋，屋里仅有几张铺着粗布被褥的床，床上放着用旧麻絮制成的棉袍，厨房里空空如也，仅有一些青菜和盐巴。
拓跋濬内心充满敬意，不禁感叹：“古人的清贫也不过如此吧！”
北魏皇帝称呼臣子时通常直呼其名，但自那日起，文成帝不再这样叫高允，而是尊称他为令公，这令公之名从此在历史上留名。
拓跋濬重用高允，不仅因为他廉洁公正、有治国良策，还因为他能安抚北方势力庞大的汉人豪强。血缘交融是民族融合的关键所在。像美国种族矛盾逐渐缓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白人与黑人开始频繁通婚。中国各民族之间也是如此，血缘关系意义非凡。
此时，北魏帝国又迎来了一位带有汉人血统的皇子，他的母亲李氏来自南朝，本是一名卑微的宫奴。
梁国李氏
拓跋部落与代国结盟后，历代皇后皆为外族女子，不与本族女性通婚。通过频繁联姻来拓展势力范围，这是拓跋部能够长久兴盛的关键因素之一。
北魏开国始祖神元皇帝力微迎娶了没鹿回部首领之女纥豆陵氏，她后来在孝文帝汉化改革中被改姓窦氏。其后的几任联盟首领大多选择乌桓女子为妻。老代王什翼犍与慕容鲜卑家族缔结婚姻关系。而拓跋珪的母亲则是匈奴贺兰部的女儿。
自北魏建立以来，皇帝通常会设立两位皇后，一位是正式册封的皇后，另一位则是由后来的皇帝追封的皇后。
例如，拓跋珪的正式皇后是慕容氏，而追封的皇后则是匈奴人刘氏。明元帝拓跋嗣生前没有正式立后，他最宠爱的羌族妃子姚氏在他去世后被追封为皇后，另外还有一位汉人杜氏也被后代皇帝追封为皇后。
太武帝拓跋焘的皇后是匈奴赫连氏，在他去世后，代北贺氏被追封为皇后。文成帝拓跋濬的母亲柔然人郁久闾氏同样是在她去世后得到了追封。
为何会有如此多的先皇嫔妃被下一任皇帝追封呢？原因在于她们都是帝王的母亲。这些女性的经历恰好印证了一句古话：“世事无常，红颜薄命！”
在古代中国宫廷中，有“母凭子贵”的传统观念。皇妃们以生育皇子为荣，母亲们为了儿子能继承大位，对皇帝极尽讨好、费尽心思。一旦儿子被立为太子并最终登基，母亲就能成为太后，享受无上的荣耀与福分。
然而，在北魏宫廷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情况。开国皇帝拓跋珪定下了一条残酷的规定：若立某皇子为太子，则先要处死他的生母。这条名为“子贵母死”的法令，在北魏七代君王的统治期间被严格地执行着。从道武帝拓跋珪统治末期到献文帝拓跋弘皇兴三年这六十年间，有多达五位皇后因这条残酷的法令而丧命，其中梁国李氏是第四位受害者。
李氏原本是南朝宋国人，她和拓跋濬之间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曲折与哀伤。李氏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其父李方叔曾担任刘宋的济阴太守。
据说李方叔自女儿出生起就预言她将来必有大富大贵的命运，这或许是他通过八字推算或者《易经》占卜得出的结论。随着年龄增长，李氏出落得美丽动人，她的姿容令人倾倒。
南北朝时期的第二次元嘉之战，拓跋焘率领大军南下，直抵长江岸边。他的侄子永昌王拓跋仁则带领军队攻打寿春，在李家的后院遇见了美貌动人的李氏，便将其掳走，纳为妾室。
后来，陆丽等人发动政变拥立拓跋濬为帝，而当时身为长安镇将的拓跋仁因谋反被杀，李氏也因此沦为皇宫中的奴婢。经历了两次沦为奴隶的遭遇，人们很难相信她能像父亲所期望的那样荣华富贵。然而，改变她命运的时刻在她进入皇宫三个月后的某个初冬清晨悄然来临。
那天早晨，浓雾弥漫，秋菊散发着阵阵香气，从城北蜿蜒流入平城皇宫的如浑水冰冷刺骨。闲来无事的拓跋濬登上白楼眺望远方，不经意间看到了正在劳作的李氏。
李氏身姿婀娜，体态轻盈，尽管穿着朴素的衣裳，也难以掩盖她天生的丽质。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这凄美缠绵的情境触动了年仅十四岁、情窦初开的少年内心朦胧的情愫。
拓跋濬心动地问身边的侍从：“此女貌美否？”
侍从们纷纷点头称赞：“世间罕有！”
于是，拓跋濬从高台上下来，一路跟随李氏来到斋库。斋库是皇宫内存放物品的地方。在这里，拓跋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与李氏在仓库中度过了难忘的一刻。
李氏已过妙龄，行事自然淡定，更何况圣意难违。然而，这段姐弟恋情仅一次欢愉，便有了身孕。
拓跋濬很快将此事抛诸脑后，一路南下前往信都、中山等地考察民情风俗，次年夏日又到阴山避暑，并巡视塞北六镇。
李氏怀胎之事在北魏宫廷引发巨大风波：谁掌控着拓跋濬时期的后宫，直接关系到李氏的命运走向。
彼时的拓跋濬尚未册立皇后，生母郁久闾氏早已离世，但皇太后仍在。北魏早期的皇太后有两种，一是先帝的皇后，二是皇帝的乳母。
“子贵母死”的传统让太子没有亲生母亲，通常与乳母感情深厚，犹如亲生母子一般。
太武帝拓跋焘曾封乳母窦氏为保太后，后来更是尊为皇太后。而拓跋濬的乳母常氏也被尊为保太后，不久晋升为皇太后。
常太后不仅养育了拓跋濬，还曾在宗爱叛乱中救他一命。当时宗爱谋害太武帝，意图加害皇孙，常氏冒着生命危险背着失去双亲的皇孙逃离平城，藏匿于鹿苑丛林，直至陆丽等人平定叛乱。
太皇太后赫连氏在宗爱的压力下屈服，平定叛乱后悄然离世。此后宫中大权全由常太后掌控。史书称常太后“慈和履顺”，这位性格温良、待人和善的老妇人祖籍辽西。
为何特别提到辽西？因为那里曾是北燕的领土，宫中不少人都来自辽宁地区，除常太后外，还有冯昭仪。她是北燕国主冯弘之女，被送往与拓跋焘和亲。
冯家与拓跋家的联系远未结束。冯弘之子冯朗率辽西归降北魏，被封为辽西王，官至秦、雍二州刺史，后因罪遭诛，其幼女冯氏被没入宫廷。
冯氏出生于长安，其母乐浪王氏为高句丽人士，也就是现今朝鲜平壤区域的人，所以冯氏同时拥有汉人与朝鲜人的血统。
她进宫时很是幸运，未如李氏那般沦为宫奴。她的姑母身为拓跋焘的左昭仪，对这个侄女爱护有加，悉心传授鲜卑族的习俗、宫廷中的礼仪以及文学历史等知识。
冯氏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尤其喜爱算术和经济。从小在宫中长大，使她对宫廷中的权力斗争了然于胸。
冯氏身姿婀娜、正值豆蔻年华，且知书达理、光彩照人，引起了北魏宫廷的关注。拓跋濬即位为帝后，比他大一岁的冯氏成了皇帝的贵人。
李氏突然怀孕的消息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引起了巨大的波澜，这让常太后和冯贵人都感到震惊。
常太后为人十分守规矩。她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她的同父异母长兄常英从七品小县令一路高升至大将军、辽西王；弟弟常喜也官拜镇东大将军；妹夫王睹则担任平州刺史。
常太后的生母宋氏对此却心有不满，对她说：“我们家以前贫贱的时候，王睹是怎么对待我的？常英又是怎么对待我的？你现在怎么能只让常英当王，却不给王睹王爵呢？”
常太后沉默了一阵，然后赔着笑脸说：“常英是长兄，是一家之主。家族里那些小矛盾不值得您这样计较。虽然王睹也很孝顺，但他毕竟是外姓人，不能排在常英前面啊。”
常太后的行为准则决定了她要做一个公正而古板的人。她亲自详细地询问李氏：“这孩子是谁的？”李氏如实回答说是皇帝的。
常太后出身于保姆，并非贵族女子，因此她对下人比较同情，便下令调查这件事。恰巧守卫斋库的官员在库墙上记录了当时发生的时间和事件，经过对比核对，完全吻合，于是李氏怀的这个孩子幸运地得到了宫廷的认可。
拓跋濬满心欢喜，携着身怀六甲的李氏前往阴山之外。这举动背后的含义显而易见，在那皇宫之中，阴谋重重，污垢暗藏，谁能确保小皇子能安然无恙？
秋日晴空万里，微风拂过草地，牲畜遍布原野。
随着拓跋弘的诞生，李氏被封为贵人，仿佛又一个灰姑娘的故事拉开帷幕。冯昭仪与冯贵人察觉到局势的变化，这对姑侄随即密谋了一场诡计。
红颜薄命
两年之后，北魏宫廷内一片欢腾景象。冯贵人顺理成章地登上皇后之位，而年仅一岁多的拓跋弘被册封为皇太子。在笳鼓喧天之际，李贵人依照北魏“子贵母死”的古老律法即将面临死刑的命运。拓跋濬此时才十七岁，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早就确立皇太子之位，这其中冯氏家族的女人们暗中施加的影响显而易见。
李贵人的命运充满了波折与不幸，原本她满心期待着一个美好的结局——儿子成为皇太子，未来将继承大统。
然而，在这初为人母的时刻，她却不得不永远告别自己的孩子。当这位宛如灰姑娘般的女子走向死亡时，周围没有一位亲人相伴。
她从南朝来到北国之时，虽有一个姐妹同行，但女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根据北魏宫廷的规定，被处决的皇子生母有权托付身后之事。李贵人的兄弟和家人都远在南朝，她在宫中孤立无援，不知该向谁求助。最终，她想到了李洪之这个人。
李洪之是北魏时期有名的酷吏，原名李文通，来自河南灵宝。他的家族住在寿春，与李贵人本无关联，但他却巧妙地攀上了这门亲事，显露出其善于钻营的性格。早年他曾出家为僧，成年后又还俗。这让人不禁联想到《红楼梦》里的葫芦庙小沙弥，两者都同样精明。
每个人生来便有不同的天赋，有人适合经商，有人擅长为官，也有人投身艺术，还有些人只能为人打工。正如孟子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正确的自我认知和恰当的社会分工，正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
许多人抱怨自己没有出生在权贵之家，但李文通从不怨天尤人。他坚信无论条件如何，都要努力创造机会。还俗后，他成为了一名军官，跟随永昌王拓跋仁南征。
当看到拓跋仁对李氏姐妹的宠爱时，李文通敏锐地察觉到晋升的机会，暗中向李氏赠送礼物，以求得进一步的提携。
南北朝时门第观念盛行，有两户李姓人家。李文通为了攀附宗族，得知李家有个叫李珍之的兄长，便改名为李洪之，与李家结为亲戚。
李氏临终之际，自然想起这位同宗兄弟。她紧握着李洪之的手，心中满是对年幼儿子和远方亲人的思念，悲痛万分。她将写有南方亲人名字的名单交给李洪之，再三叮嘱一定要找到他们。每喊一声兄弟，就捶胸痛哭，泪水涟涟，让人对拓跋濬的残暴感到愤恨。
李氏带着怨恨离世后，北魏朝廷尊李洪之为太子的亲舅，小太子则由新皇后抚养。
冯皇后悉心照料太子，如同己出。冯皇后、李贵人以及太子拓跋弘之间那段若隐若现的情仇恩怨，为后来北魏国的一系列巨大变故埋下了伏笔。
拓跋濬心怀壮志，渴望成就一番伟业，始终铭记着鲜卑族的骑射传统。他与大臣们齐聚灵丘山，一同练习骑马射箭，还进行了一场特殊的比赛——向四百多丈高的山峰射箭。那些武将们的箭矢在半途就因力量耗尽而掉落，没有一支能够越过山峰。
然而，拓跋濬手持重达千斤的硬弓，沉稳地拉弓搭箭，只见一箭飞出，竟越过山峰三十多丈之远，最后落在山南二百二十多步的地方才落地。可惜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君主年仅二十六岁便病逝了。他短暂的执政岁月使得后人对他的记忆逐渐模糊，但他的名字却和云冈石窟一起被世人永远铭记。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在某些方面看似失去，却在另一些地方得到弥补。
从历史贡献的角度来看，皇后冯氏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拓跋濬。冯氏与拓跋濬自幼在宫中相伴成长，他们的婚姻生活平静而美满，就像大多数幸福的家庭一样。唯一遗憾的是，冯氏未能为拓跋濬诞下子女。
冯氏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帝国的皇后，在接下来的九年里过着相对安稳的生活。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和人开玩笑，与人们的美好期望相悖，上天并未赐予她长久的幸福。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平静——拓跋濬驾崩了。
对于许多女人来说，丈夫的离去并非世界末日，反而可能意味着新的开始。但对于后宫中的嫔妃而言，皇帝是她们唯一的精神寄托，这正是所有皇妃无法摆脱的悲哀之处。
性格坚毅的冯后在失去挚爱后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她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是否毫无意义。守着那顶象征荣耀的皇后凤冠，究竟是福还是祸？
依照鲜卑族的习俗，国丧第三天时，皇帝生前用过的东西都要被付之一炬，文武百官以及后宫众人也都得前往哀悼。
当焚烧之火熊熊燃起，哀伤的哭声弥漫四周之际，一个令人震惊的画面出现了：悲痛万分的冯皇后竟然奋不顾身地冲向那烈焰，意图追随拓跋濬而去。侍从们赶忙上前把她拉住救出，在场的所有人这才深刻领略到这位带有高句丽血统的皇后刚强决绝的性格。
随着旧帝的离去，新君登基。年仅十二岁的拓跋弘，梁国李氏之子，继承了皇位，成为献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