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一道自汴京发出的任职书，在朝野上下引发轰动。

这份任职书的内容是：

原就职于吏部的员外郎文及甫，升为龙图阁直学士，调任陕州担任同知。

想必各位对宋代的官职比较陌生，放到现在来看这就是一个编办文书被调到地方担任市长。在中国古代，这种调令在每个朝代都有，为什么会引发轰动呢？

原来，被任命的官员文及甫当年才二十八岁，他的年龄引发广泛质疑。按说在当时二十八岁当官的青年干部不在少数，但能以这样年轻的资历担任市长，世所罕见。好事者质疑的同时，不免要对当事人的家庭背景进行一番调查。一经打听，每个人都心领神会，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文及甫是当朝太师文彦博家的六公子。

答案揭晓，就像是在舆论中投入一颗重磅炸弹。门下省言官苏辙等人在早朝时立即对负责调动的中书侍郎进行弹劾，称他任用文及甫的原因是想要勾结文太师。

从官员的年龄，来观察古代官僚制度的变化，倒是一种较为新颖的角度。

结合史料来看，东周乃至秦汉时期，官场上并不存在年龄问题，能者居之。像著名的小神童甘罗，在其他小孩还在和泥的时候，就已成为国际交流大使，官拜上卿。《汉书》中收录了不少高官传记，其中有数位高官也是在甘罗这个年纪跻身仕途。

由此看来，在当时成为“公务员”并无年龄限制。那么，为什么后来的官场出现了年龄问题呢？

归根结底还是始于察举制的腐败。

什么是“察举制”？

就是一种由地方向中央举荐人才的选拔制度。

通常来说，地方官会将品德良好的“孝廉”和颇有才名的“秀才”推荐到中央。不同于后来的科举入仕，这种“察举制”存在较大的弊端，手握察举大权的官员相互之间玩起了“暗箱操作”：我在治地举荐你的门生，你在治地举荐我的门生，等到被举荐者成了手握察举大权的地方官后，再举荐当初举荐过他的地方官的门生，循环往复。

这就造成了一种结果，被举荐的都是地方官的“自己人”，且都是年轻人。

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向朝廷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现在各地推举孝廉，推举的都是那些青年人，至于那些真正有才华有能力的年长者，大多无人举荐。”在门生循环的背景之下，察举制年轻化的趋向愈发明显。

显然，这种情况已使察举制丧失了原本的意义，对官场来说有弊无利。不过，由于当时的官员都已对此司空见惯，所以统治者并未关注官场“年轻化”的问题。直到汉顺帝登基，这一社会现象才引起朝廷的重视。

当时尚书令左雄谏言道：

“各地每年都要推举孝廉，这些孝廉能够立即被任命，肩负要职。孝廉担任地方官，他们的职能是实施政令、教化百姓，所以应该选择那些更老成持重的人才，而不是年轻人。正所谓‘四十不惑’，只有过了四十岁的人，才会更加稳重，有益于改善吏治。臣以为，应该将察举入仕的年龄限制在四十岁以上，不满四十者不得察举。”

顺帝采纳了尚书令的意见，于阳嘉元年颁布诏书，规定：

“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

虽然汉顺帝限制了入仕的年龄，但也有特殊情况。例如一些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可以“破格录取”，不受“年四十以上”的限制。

可以说，这份诏书首次将儒学思想中的“四十强仕”落实为实际规定。诏书颁布两个月后，一百多个年过花甲的有德长者被朝廷任命为地方官，成了“阳嘉新制”中第一批被任命的年长官员。从这以后，“年四十以上”的入仕制度被各地官员有条不紊地执行。

虽说如此，但当时仍有不少自命不凡的年轻人，想要被“破格录取”。例如，实行新制的第一年，有个广陵举荐的孝廉徐淑来到尚书台，进行“复试”。负责审核资质的官员见这个小伙子非常年轻，明显不超过四十岁，决定驳回广陵的察举。

徐淑据理力争，说道：“不是说若才华像颜回一样的年轻人可以不受年龄限制破格录取吗？”这一问，反倒给负责审查的官员难住了，这人究竟符不符合“破格录取”的条件呢？左雄听说这件事后，特地与这名年轻人进行一番谈话，问他：“想当年颜回能做到闻一知十，不知你能闻一知几？”徐淑面有愧色，灰溜溜地走了。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秦汉官制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