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张居正，很多人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张居正改革了，这场由他主持的在明朝万历年间的大改革，让张居正赢得了“大明第一首辅”的美誉，甚至被梁启超、黎东方等著名学者称其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张居正
大家看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古代的几乎每个王朝发展到后期的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总是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时移世易，原先固有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现在的实际情况了。
为了延续王朝的生命，统治集团这时候往往就会进行改革，比如西汉末年、新朝的王莽改制、唐朝的永贞革新、宋朝的王安石变法，而明朝就是张居正改革了。
明朝嘉靖二十六年（1547），23岁的张居正通过科举考试中了二甲进士，被选入翰林院做庶吉士，两年后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七品官，由此开始正式步入仕途。这时候的他看到的大明王朝是什么样的呢？
此时明朝立国已经180多年了，放眼望去：官场腐败、民生凋敝、社会动荡、流民不断、土地兼并严重、苛捐杂税繁多、北有蒙古、南有倭寇时常进犯。可以说，你能想到的历代王朝后期出现的那些问题，明朝这时候基本上也全都出现了。
明朝当时的皇帝是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长期不理朝政，一门心思炼丹修仙。嘉靖皇帝对道教那是打心眼儿里信奉，甚至以此作为官员奖惩的依据，凡是支持他炼丹修仙的大臣，他就赏赐、升职。凡是反对他炼丹修仙的大臣就贬职、罢黜、杀掉。
嘉靖皇帝
严嵩就是抓准了嘉靖的这一点，全力支持嘉靖搞道教事业，所以才被嘉靖赏识，一步步做到了内阁首辅的位子，专权乱政。
可以说，这时候的明朝已经陷入了严重危机，毫无生气，就是依靠着惯性在走，如果不加以改革，灭亡之日就不远了。
看到这种情况，张居正直接给嘉靖上了封奏疏——《论时政疏》，提出了朝廷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改革办法。毕竟20多岁嘛，年轻气盛，很有理想主义情怀，想做一番大事业。但是结果可想而知，嘉靖都没搭理他。
在朝廷的这几年，张居正见识到了官场的黑暗、政治斗争的残酷。他对现实政治不满，却毫无解决办法，他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出路，所以十分苦闷和失落。于是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以自己生病为由请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这一待就是5年多，除了中间回过一次北京销假之外，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待着。
张居正在家乡的这几年，可不是为了修身养性，从此不问世事了，要当陶渊明了。他是在韬光养晦，他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他真正实现改革政治的机会。
这机会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的时候来了，这一年，张居正离开家乡返回了朝廷。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老师徐阶在和严嵩的权力斗争中占据了上风，虽然此时徐阶在内阁里位居次辅，但是其实际地位和影响力已经逐渐超越了身为首辅的严嵩。
这让张居正觉得政治局势有了转机，他看到了希望。在倒严斗争中，张居正经常给徐阶出主意，徐阶非常欣赏他。在张居正回到朝廷后没多久，就被升职为右春坊右中允，领国子监司业事。后来又成为了裕王朱载坖（jì）的侍读，并且深受裕王的赏识，这对张居正的仕途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裕王朱载坖就是后来的隆庆皇帝。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罢相，徐阶成为了内阁首辅，开始进行了一些改革，纠正严嵩在位时的倒行逆施，也确实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但是整个国家的糟糕情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
徐阶
原因很简单，因为嘉靖皇帝自己就没想过要改革，他和之前一样，该干嘛还是干嘛。徐阶一直都是小心翼翼地处理和嘉靖的关系，不敢有丝毫僭越，生怕哪件事儿惹了他，把自己给撸了，到时候啥都别想改了。因此徐阶的这些改革，那就是只能是戴着脚镣跳舞，所改动的范围和幅度都很有限。
大家要知道，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威，要想取得改革的成功，就必须要取得皇帝的支持，这是必备的前提。
现在有些人批评古代人把政治理想的实现寄托在所谓的“圣君贤相”上，寄托在出现一个好皇帝，希望皇帝本人能回心转意上，因此称之为这是其历史的局限。
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评论并不能说是错的。但是我想说的是，除了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也要站在当时的情况下看。在当时，在那种体制下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要不怎么办呢？难道要推翻皇帝吗？那还是改革吗？那就是造反了呀。
或者要不就是推翻整个君主专制制度。但是以古人所能想象到的、所能接触到的思想资源里，根本不存在君主专制制度之外的新的体制，最多只是在这个体制上修修补补。就连思想很超前的黄宗羲，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他强烈批评君主专制制度，并且提出了改革措施，但是也没说要取消皇帝这个角色。因为当时的他根本想象不到，一个国家没有皇帝会怎么样？还怎么治理？
黄宗羲
所以，当时希望改革的人都很清楚，要想启动大规模的改革，就要等嘉靖皇帝驾崩。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日子并不遥远，因为当时嘉靖的身体每况愈下，尤其是在嘉靖四十三年年底开始，他一直生病，主要原因是他一直服用所谓的养生、能长生不老的丹药。最终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嘉靖皇帝驾崩。
我估计张居正这时候心里想的可能就是，这老东西终于死了，要是他不死，大明就得死了。嘉靖必须死，因为大明必须生。当然这话最多也就是想想，那肯定是不能说的。不过从张居正流传后世的诸多信件、文章中，能明显看出来，他对于嘉靖皇帝是非常不满意的，经常拿他做反面教材。
嘉靖皇帝去世后，他的儿子裕王朱载坖继承了皇位，改元隆庆，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张居正升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一个多月后，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几个月后，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
此时的张居正成为了大明的顶级官员，已经不同于当初刚步入仕途那会儿了，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从更大程度上影响政治，进行改革了。
很多人认为改革是从万历年间开始的，都是由张居正主持的，但是著名明史研究专家韦庆远老师认为，这场改革其实从隆庆年间就开始了。从隆庆三年（1569）高拱复出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作为内阁重要成员开始，到万历十年（1582）结束，总称为“隆万大改革”。隆庆时期是这场改革的第一阶段，由高拱和张居正共同主持，万历时期为第二阶段，由张居正独自主持。
这不是一个小修小补的改革，不是对某个细枝末节、某一方面的孤立性的调整，而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系统性大改革，其目标就是要让大明彻底摆脱危机，重回当年的盛世。
我们去看张居正具体的改革措施，可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创新的地方。如果你去看历朝历代的改革，就会发现，每个王朝后期出现的问题都差不多，因此改革措施也差不太多。虽然因为彼此面临的实际情况不完全相同而有所区别，但是相似性绝对大于差异性。
比如明朝当时官员贪污腐败，浑浑噩噩，不认真干活儿，怎么办呢？那就整饬吏治，选贤任能，能者上，不行者下，加强监管和考核。当时还推出了一个“考成法”，专门用来考核官员的。
再比如财政匮乏、朝廷没钱，怎么办呢？那就开源节流嘛，在节流上，削减宫廷用度和朝廷不必要的开支。在开源上，严厉打击官员贪污赋税，实行清丈土地，把勋臣贵族、地主豪强隐瞒的土地、人口，全都查出来，必须要缴纳赋税。
实行新的赋税徭役制度——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差、贡纳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并且由官收官解。这样不仅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缓解了因赋役负担不均而造成的社会危机，同时也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了财政收入。
还有军事上，北边蒙古鞑靼部落威胁国家安全。怎么办呢？那就提高北方边境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张居正根据鞑靼不同部落对明朝的态度，或打压或招抚。任命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主持边防事务，积极操练兵马、提高军队战斗力、修缮长城、加固城防。
这些改革措施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我看来，其实方法倒是没啥太多的创新，最难得的是张居正愿意去做，而且还能推行下去。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越来越发现，很多时候要想做成一件事，其实不需要你绞尽脑汁地去想办法、去创新，办法就那些，大方向都知道，关键在于能否按照这些方法执行下去、在于具体执行的细节。
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实干家，除了思维超前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执行力，而这一点是很多人所欠缺的。我见过太多的人，把大量的时间都耗费在想所谓的好点子、思考好方法上，而忽视了执行。
而张居正恰恰就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而且他还是个运气很好的人。
张居正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我们前面说过，改革必须要有皇帝的支持才能成功。正是因为嘉靖皇帝的不支持，因此改革必须要等他死了之后才能进行。
在隆万大改革的这十几年里，张居正历经隆庆、万历两个皇帝，这两个人一个不想管事，一个管不了事，这才让张居正得以集中权力、不受干扰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改革。
隆庆皇帝这个人昏庸无能、贪财好色，而且不愿意管理朝政，本来就不是一个好的改革君主。别看隆庆和他爹嘉靖都不太愿意上朝，但是二者却不一样，隆庆是真的撒手不管，而嘉靖他只是不上朝，不是不管事儿。
有人评价他“晚年虽不御殿，而批决顾问，日无停晷。虽深居渊默，而张弛操纵，威柄不移。”大家要是看过《大明王朝1566》的话，对陈宝国老师演的嘉靖皇帝印象应该很深刻，看似不管事儿，但实际上大权独揽，操纵朝政。
不过，隆庆皇帝有一个好处——信任大臣，尤其是高拱和张居正，军国大事都交由内阁来处理，放手让他们去做。而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只有十岁，年纪太小，无法亲政，张居正作为辅政大臣，自然是政事都是由他来处理了。
正是因为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张居正才能有这十几年的时间，尤其是在万历在位的前十年，大权独揽，放手改革，史称“江陵柄政”。
可惜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就翻脸不认人，他本人的各种荣誉称号被剥夺、还被抄家。各项改革戛然而止，甚至还发生了大倒退。万历皇帝骄奢淫逸、贪图享乐，和他爷爷嘉靖一样，二十多年不上朝，政局更加败坏。以至于后来崇祯皇帝在位的时候，再怎么努力也没用，所以史家常说：明实亡于万历。
万历皇帝
关于张居正改革最终的失败，著名明史专家韦庆远老师在《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中说得很好：“张居正在万历时期进行的长达十年的改革，基本上是依靠一己的权力地位和个人的威望魅力以推动的，内阁同僚既多心怀叵测，文武大吏中实心诚意襄助、矢死靡他的亦少，基本上是实行人治方式。一旦人亡就必然政息，很自然会由上而下地掀起反动倒退的逆流。
他没有，也不太可能建立起一套坚强的特续贯彻改革方针的体系，保证执行改革政策的连续性；他没有，也无力从根本上清除传统政治积淀的层污重垢，一俟气候合适，这些污垢就沉渣泛起，翻腾浊浪。
张居正当然是一个政治强人，但在皇权专制和深远的传统政治面前，则又是处于弱势。在16世纪的中国，要对气息奄奄、百年腐败已毒入骨髓的明皇朝输血补氧，要重新健全其统治机能，全面恢复社会的生机，实在是极不容易的事。
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 •宋论》中所说的那样：‘一日而欲挽数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群天下之陷溺，难矣哉！’在这个意义上说来，隆万大改革终归于失败，张居正无力回天，又是可以理解的。”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我会聊下张居正升职记，他是怎么一步步成为首辅，并且还能牢牢控制住内阁大权十年之久的，以及为啥张居正最后的下场会那么惨？欢迎大家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