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4日的上午9点55分，宋庆龄先生的国葬仪式在上海万国公墓举行。
虽然整个过程下来都非常地顺利，但其实葬礼的开始时间与原定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原先定下的开始时间是10点，可邓颖超却临时决定，将宋庆龄的葬礼开始时间提前了五分钟。
邓颖超为何临时决定宋庆龄的葬礼提前五分钟举行？宋庆龄的葬礼举办之前，又做了怎样的准备工作？
自1915年与孙中山先生结婚以后，宋庆龄就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重要人物，她从始至终执行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从未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
在后来汪精卫与蒋介石等人背叛革命、对共产党进行大肆屠杀的时候，宋庆龄更是及时站了出来为共产党发声，坚决反对国民党对同胞举起屠刀。
从1931年到1936年的这段时间内，宋庆龄一直都是反对国民党独裁同志的领头人之一，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事，就是宋庆龄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而作出的抗争。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932年成立，这个同盟的主要目的，便是给那些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政治犯提供法律辩护等援助，同时，他们还会为中国公民争取言论等基本权利。
虽然这个同盟因为国民党的冷酷镇压而结束于1933年的6月份，但其还是给予了国民党反动派一定的打击。
更为重要的是，同盟团结了许多中间势力，有利于争取民主权利斗争的主动权，让我党的工作踏出了关键性一步。
除了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以外，宋庆龄还综合利用国际资源进行革命斗争。
那是在1934年的时候，宋庆龄帮助一些外侨左翼人士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这个小组后来在革命斗争中多次发挥了作用。
例如，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以后，许多爱国学生组成了抗日的宣传队，他们自发前往那些偏僻地区宣传抗日。
而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组员则是一路跟随，采访以及报道这些学生们的活动。
除了宣传抗日活动以外，小组成员还多次掩护了我党人员的秘密行动。
1935年的7月份，因为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陈云被委派为代表，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
因为当时敌人的搜查非常紧密，所以宋庆龄让小组成员马海德亲自开车将陈云送到码头。
马海德是美国人，又是医生职业，让他来掩护陈云，敌人便不会怀疑陈云的身份，陈云因此得以顺利离开上海前往苏联。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宋庆龄也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1935年，因为日军对华入侵更加猖狂，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调整他们的对日政策，开始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
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并不好，为了让两党合作能够顺利进行，宋庆龄成为了中间人。
宋庆龄并没有辜负两党对自己的信任，她先是委托董健吾向中共中央传递合作消息，接着又努力改变国民党中枢人员对国共合作一事的错误对策，让他们打消了继续内战的想法。
此后，宋庆龄又介绍共产党人潘汉年与国民党要员宋子文等人会见，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最终能够成功，离不开宋庆龄这个大功臣。
宋庆龄的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献给了国家与人民，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才能有那么高的地位，才会受到那么多人的尊敬。
最后一次回到上海上海是宋庆龄的故乡，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便是北京上海两头跑，当国家有要事处理的时候，宋庆龄便会在北京处理手中的事务；而当手里没有工作的时候，宋庆龄便经常会去到上海。
对宋庆龄来说，上海就是自己的家，而就在1978年12月30日的时候，宋庆龄再次回到了自己阔别许久的家。
此时的宋庆龄已经是85岁高龄了，为了她的身体着想，国家后勤保障管理人员提前做好了工作。
周和康是宋庆龄在上海寓所的生活管理员，他从1956年开始负责管理员的工作，一直到宋庆龄去世以后，周和康的工作才就此结束。
除了生活管理员周和康以外，宋庆龄的家里还有管家李燕娥、钟兴宝与一位贴身保姆，人员构成并不复杂。
在宋庆龄回到上海之前，负责宋庆龄后勤保障工作的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李家炽曾专门去宋庆龄家里检查工作。
在周和康的陪同下，李家炽逛了整个寓所一圈，对寓所的车辆准备情况、环境等都复查了个遍，只为让宋庆龄回到上海以后能够居住在最舒适的环境。
12月30日，宋庆龄抵达了虹桥机场，她在回家以后，先是于1979年1月1日举行了元旦聚会，邀请了彭冲、王一平等上海市官员。
聚会期间，宋庆龄高兴地与众人贺新年，接着开始聊起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在之后的时间里，宋庆龄又在家招待了中国福利会的领导，并鼓励他们要继续努力，多为国家的福利事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在1月份过去以后，宋庆龄开始处理家中那些多余的物品，她想要将这些物品都拿去卖掉，多换一些钱回来。
宋庆龄的钱大部分都被她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的则是用在与友人的来往之中。
因为不想给国家财政添困难，宋庆龄并没有向国家要钱，而是变卖了家中那些用不到的物品。
在完成这些事情以后，宋庆龄便着手处理此次回到上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便是清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有许多都是别人写给她的信件。
宋庆龄对这些信件非常地看重，并没有让自己的秘书代为处理，而是一件一件地亲自处理。
在处理这些信件的时候，宋庆龄的内心并不平静，每当看到资料中熟悉的字迹，过往的许多事情都会重新涌上心头。
看着这些信件，宋庆龄想到了许多，既想到了自己已经逝去的先生孙中山，也想到了几位已经不在世的革命战友，想着想着，宋庆龄不由得流下了泪水。
在将所有的资料全都看完以后，宋庆龄将绝大部分资料都进行了销毁，只留下一些信件，既有蒋介石、李宗仁等人写给宋庆龄的信件，也有毛主席与宋庆龄谈事的信件。
除了这些以外，宋庆龄还清理出了四十多份党内文件，她将这些文件交给李家炽，让他转交给了上海市委。
自从之后，宋庆龄在上海的工作终于忙完了，接下来的几天，宋庆龄稍微休息了一下，她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再像从前那般一工作就是好长时间了。
1979年的2月25日，因为还有其他工作要解决，宋庆龄离开上海向北京而去。
葬礼的工作安排1981年3月23日，此时的宋庆龄病情不容乐观，她不仅得了血癌，而且也已经是88岁的高龄老人了，意外随时都可能降临在她的身上。
为了早作准备，组织提前询问了宋庆龄本人对葬礼一事的意愿，出乎意料的是，宋庆龄并没有考虑与先生孙中山合葬，而是选择回到上海。
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上海是宋庆龄的家乡，她心中自认为对不起父母，所以想与他们葬在一起；
二则是因为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的先驱者，她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不能因为妻子的身份就与他合葬从而去分享伟人的光辉。
为了体现宋庆龄对国家的贡献，党组织决定将宋庆龄的葬礼规格提高到国葬，因为时间是已经安排好的，所以党组织要求上海方面要提前布置好葬礼的有关工作，李家炽便是负责人之一。
为了让事情万无一失，李家炽在这段时间里多次往来于上海与北京，提前布置好一切。
5月24日的晚上，李家炽与廖承志、高登榜等人商议了宋庆龄的后事安排方案，最终确立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有关葬礼规模的问题，因为此前从未有过国家领导人在地方上进行葬礼的先例，而上海又是第一次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一开始对葬礼规模的确定，其实是费了不少周折的。
先是提到了要将规模定成300人，之后又一度增加到500人的规模，最终认为人太多不好操作，便又减少到了200人的规模。
其次则是出席葬礼的人员范围，考虑到宋庆龄先生的身份，李家炽等人决定将出席人选定为社会各方面的代表，比如市政府、人大、妇女代表、中小学生等等。
最后则是葬礼要如何举行的程序，这个程序便没什么好讨论的，参考先前的国家领导人葬礼程序来操作就可。
在将后事安排方案商议出来以后，李家炽便将方案递交给了上级，接着赶回上海汇报了有关工作。
在将这些工作都完成以后，李家炽的内心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宋庆龄安葬在上海既是她本人的意愿，也是诸多上海人民的光荣，他为了此事不出纰漏，当真是谨慎再谨慎，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5月29日宋庆龄先生逝世以后，她的葬礼便定在了6月4日这一天举行。
当天早上的9点55分，宋庆龄的国葬开始了，邓颖超、廖承志等中央领导纷纷出席了这次葬礼，他们满怀不舍地与宋庆龄进行了最后的道别。
在葬礼举行之前，其实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邓颖超决定将葬礼从上午十点提前到9点55分。
当然，邓颖超之所以如此做，是有原因的。
由于举行葬礼的时候是六月份，天气非常地炎热，而来参加葬礼的人大多都是宋庆龄的仰慕者，他们早早便来到了现场，已经在这里晒了几个小时的太阳了。
更关键的是，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以及还在上学的中小学生。
邓颖超抵达葬礼现场时，就看到在场的众人脸色苍白、摇摇欲坠，她对这样的情况非常地担心。
于是，邓颖超立即找到了葬礼的负责人之一李家炽，让他与陈国栋说一下立即开始举行葬礼，早一分钟是一分钟，大家都有些坚持不住了。
就这样，宋庆龄先生的葬礼在九点五十五分的时候开始了。
虽然对于中国人的习惯来说，整点要比五十五分更讨人喜，但在邓颖超看来，比起一味将葬礼时间固定到十点开始，宋庆龄肯定更希望让所有人都能舒舒服服地参加自己的葬礼，而不是晒好几个小时太阳受苦受累。
当然，邓颖超之所以如此了解宋庆龄的想法，是因为她与宋庆龄有着非常要好的关系。
邓颖超与宋庆龄早在1924年的时候就认识了，当时的宋庆龄便对邓颖超非常地关照，在之后邓颖超拖着病体转移到上海的时候，更是宋庆龄派人一路保护她。
可以说，宋庆龄对邓颖超有着很大的恩情，而宋庆龄也是将邓颖超看作自己的挚友。
无论是宋庆龄，亦或者是邓颖超，都是为了新中国而努力奋斗的英雄，她们绝不希望因为自己而给别人带来困扰。
正因为如此，邓颖超才会将葬礼的时间提前五分钟，因为她太了解自己的这位挚友了。
结语自宋庆龄去世以后，时常会有群众来到她的陵墓前进行瞻仰与缅怀，他们非常敬佩宋庆龄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也将永远铭记她的事迹。
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也正是因为千千万万位像宋庆龄先生这般为国为民之人的努力，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