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三百年来，大家只要谈起李林甫，就会想起“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并且将他列为古代奸相之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更是痛批他“老奸巨猾”、“妒贤疾能”、“屡起大狱，诛逐贵臣”，“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

一句话，李林甫堪称唐朝最奸的权相，甚至认为，就是因为李林甫，才导致安史之乱，最终导致大唐衰弱。

司马光一句话给他定了性

但上过哲学课的人都知道，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个人只能推动或者影响历史的某些方面，李林甫担任宰相之前，大唐虽然处于“开元之治”的巅峰状态，但盛世之下，却埋藏的衰弱的危机。

可以说不管李林甫是否当宰相，安史之乱必然爆发，不过是提前或者延后而已。

况且李林甫也不是无能之辈，虽然奸诈，但在唐玄宗怠政的情况下，积极推动改革，并且很多都是卓有成效的，一定程度上，甚至拔高了“开元之治”。

更别说在世之日，仅凭一个文人身份，就让不少凶悍的胡人猛将都对他唯唯诺诺，大气不敢喘。

要是李林甫真的祸国殃民，以唐玄宗这种从小经历宫廷政变的人会留着他？

以唐朝人视角书写的《旧唐书》，倒是对李林甫有着很高的评价“秉钧二十年，朝野侧目，惮其威权。及国忠诬构，天下以为冤。”

开元盛世

能得到史书这样的评价，还有“冤”，李林甫的祸国殃民的说法确值得商榷。

说起来，李林甫还是唐朝宗室呢，算起来比唐玄宗还要长一辈，其曾祖父是高祖的族弟长平王李叔良。

只是到了李林甫的时候，王爵早就没了，父亲李思诲也就是个扬州大都督府参军罢了。

李林甫的起点不算高，仅仅担任千牛直长。

别看隶属于千牛府（禁军），但千牛直长只是通判卫事下六尚局的副长官罢了。

好在李林甫精通音律，靠着音律，遇到了人生第一个贵人：姜皎。

姜皎是李林甫的舅舅，极为欣赏李林甫在音乐上的造诣，好巧不巧，姜皎又和当时还是临淄王的李隆基交好，自然在唐玄宗继位后得以一路升迁。

年岁渐长后，李林甫想要谋求一个司门郎中的职位，就央求姜皎的姻亲源乾曜。

但源乾曜表示：“郎官应有才干声望，哥奴也能当郎官？”

哥奴是李林甫的小名，二人应该很熟悉，他本身也是源乾曜侄子辈，而且司门郎中这样的官职，就是世家大族暗中勾兑的官职。

但源乾曜直接否定了李林甫，倒不是李林甫能力不行，而是暗示李林甫在名望上的欠缺，最终李林甫得以担任太子谕德。

看上去丢了郎官，但太子谕德是东宫官职，含金量可比司门郎中高太多。

很显然，姜皎给外甥安排的第一条路，就是走东宫的路子。

开元十年（722年），舅舅姜皎因泄露禁中言语，惨遭流放，没了舅舅的庇佑，李林甫又傍上了另一个大佬宇文融。

唐玄宗

此时的宇文融因括户而被玄宗赏识，升任为御史中丞，括户也就是清查全国人口，是个得罪人的事情，需要的就是李林甫这样能力突出且道德底线比较低的人。

在宇文融的引荐下，李林甫也被拜为御史中丞，算是做到高官了。

但李林甫可不想吊死在宇文融这一棵树上，升任御史中丞后，就开始有意识的结交后宫的宦官、嫔妃。

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掌握唐玄宗的脾性，方便日后自己在奏对中得到唐玄宗的青睐。

而在后宫的结交中，他又傍上了深受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并暗示站在武惠妃儿子寿王李瑁这边。

武惠妃是武氏女，在唐玄宗一朝，武氏势力多少还有一些力量，靠着武惠妃的帮忙，李林甫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宰相之位。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侍中裴光庭去世，宰相之位空缺一个，很多人都期待着唐玄宗的任命。

此时的李林甫已经升为吏部侍郎，资历足够，况且裴光庭的妻子是武三思的女儿，而她又和李林甫又有些私情，同时，武惠妃又向出自武三思府上的高力士可以帮忙，让他助力李林甫登上宰相之位。

高力士虽然深受宠幸，但却不敢在宰相任命上过多言语。

在得知中书令萧嵩要举荐韩休为侍中，高力士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李林甫，李林甫又转告给当时还不知情的韩休。

李林甫虽然是传话的，但韩休却记着这份情，当上侍中后，让李林甫担任黄门侍郎，算是快摸到宰相的门了。

萧嵩推荐韩休当宰相，没想到二人后来政见不合，相互攻讦，通通被唐玄宗罢免。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李林甫与侍中裴耀卿、中书令张九龄同时成为宰相，又过了两年，李林甫赶走了这两人，成为首相。

武惠妃

至于对武惠妃的承诺，他也说到做到，协助武惠妃废了太子李瑛，可惜不久武惠妃去世，李瑁终究还是未能当上太子。

回顾李林甫的上位史，虽然有努力和运气，但也要考虑天时地利，这个天时地利就是唐玄宗。

唐玄宗可以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靠的就是频繁的更换宰相来实现的。

唐玄宗前期，为了避免丞相权力过大，大唐采用的是群相集议制，即丞相职能被分割了，但凡头上有“同中书门下从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的人，都是实权宰相。

而靠着群相制，既能避免相权过大，又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所长。

自己想要推行什么事情，就让持有这个观点的人担任宰相就行，姚崇、宋璟、张说、宇文融、裴耀卿、韩休都是专注于某一个领域。

姚崇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政治需求，因而在李林甫担任宰相之前，唐玄宗已经频繁更换了十九位宰相。

可以说开元盛世，就是靠着唐玄宗精准的眼光和高超的驾驭能臣的手段。

只是一直换宰相，唐玄宗要不断承受用人的风险和政治冲击。

早些年，唐玄宗还可以坚持，但过了二十年后，唐玄宗对这一套玩法已经渐渐的乏了，他厌倦了每三四年就来一次政治大调头，他想享乐了，就开始更改祖宗的制度，即统一相权。

群相制下，每一个宰相，都代表一个政治群体，虽然达到了制衡，但也限制了皇权。

每次朝会，臣子们争论不休，当了二十多年的太平天子，玄宗受够了，也厌倦了。

如今统一相权，相当于直接任命了一个皇权的代理人，方便自己直接操控朝廷，实际上是强化的皇权的。

只是这么一来，相权的权力空前提高，这才有了李林甫掌权十八年的天时。

另一方面，姚崇、张九龄等人改革，都是相对容易的地方改革，如今大唐的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改革越深入，阻力就越大，因而必须要有强势的宰相推进，这就要求现任宰相必须有很强的权力欲望，且能力又很强，这样才能推行下去。

开元之治

如果没有权力欲望又爱惜羽毛，一遇到阻力就打堂退股，顶多就是一个太平宰相，而如果能力太差，又没法发现的改革关键点。

恰好，李林甫就是这样的人，李林甫爱权，也有能力，也只有他，能够进行深度的改革，并且可以贯彻下去。

毕竟开元前后，形势倒逼下，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

首先就是税制的改革。

开元年间，唐朝开国以来的均田制已经遭到很大的破坏。

此前均田制就是每个人劳动力都可以分配土地，一定年限后，部分土地归自己，剩下的土地死后还给朝廷，朝廷在这个基础上增收赋税。

这套办法在开国的时候，是非法有助于休养生息的，毕竟唐初战乱，无主的土地多得是，随便授予。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曾经属于朝廷的田地，现在成为了权贵的私田，而有土地的百姓呢？不堪朝廷高额的赋税，纷纷将土地卖给权贵，这么一来，朝廷陷入无田可授的境地。

眼看赋税越来越少，均田制已经玩不下去了，势必要改革了。

因而唐玄宗前期，很大一部分宰相都是理财型的，但杯水车薪，只能向均田制动手。

只是均田制下，权贵豪强都是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也不愿意主动吐出利益的，强行废掉的阻力很大。

李林甫也明白这其中的厉害，他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降低丁税的比重，大幅度增加了户税和地税的比重。

这么一来，减轻了普通百姓的负担，将赋税转移到地主头上，虽说地主赋税增加，但土地还是地主的，并不伤筋动骨。

靠着这波，李林甫成功为大唐国库续了一波命。

均田制崩了，均田制上的府兵制也名存实亡了，事实上，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严重，府兵逐渐沦为权贵的仆役。

而大量府兵不看压迫，又纷纷逃亡，以至于管理府兵的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

这么一来，只能转向募兵，募兵制的主导，也是李林甫。

募兵制下，士兵永久驻扎边境，授予田地，可以携带家眷驱逐，直接吸引了大量的流民参与，既消除了流民的不安因素，也保证了兵源。

天宝十节度

伴随着募兵制的，就是相应的节度使制度成熟起来，行政、军事、财政权力全部下放到节度使身上，相当于将财政的困顿转移到地方去。

虽说唐朝后期节度使臭名昭著，但节度使的存在增加了部队战斗力，让开元、天宝年间的边境形势得到了好转。

募兵制是中国军制的分水岭，别看大家认为募兵制导致地方节度使做大。

但初唐时期，府兵制就已经开始崩溃了，募兵制改革，算是在未经明确的既成新形势下的一种顺势改革而已。

开源有了，下面就是节源。

李林甫主政之前，朝廷每年都要印很多条文交给地方执行，如此繁多的条文，一年的纸钱就是五十多万。

李林甫调查之后，采取“长行旨”，即衙门都留一套基本的法令，每年只印变动的部分就行了，这么一来，每州每年需要两张纸即可。

另一方面，鉴于全国的刑罚处罚不同，他和官员一起整理和修订法律，即《新开元格》，这是大唐最后一次在律法制定中标准化和全国化，一直到元朝，都保持权威性，促进了司法清明高效。

又比如李林甫看到民间私自铸钱，已经严重影响经济了，就下令禁止。

虽然早些年朝廷也禁止，但权贵和巨商们看到有利可图，带着官钱去泛滥的江淮地区，以一比五的兑换率兑换，而后运到长安牟取暴利。

李林甫一边从府库拿钱回收，一方面严令延期不缴者治罪。

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惜此时杨国忠崛起，就以此来攻讦李林甫，让事情恶化了下去。

杨国忠才是大奸臣

这么一看，李林甫能力的确不错，也关心百姓问题，不然也不会当十九年的宰相。

但要说他是忠臣，但掌权期间，花天酒地，排除异己，整人手段，让人瑟瑟发抖，怎么看就是一个奸臣，最典型的就是口蜜腹剑。

初看口蜜腹剑，就是最低级的那种当面说好话，背面诬陷。

但李林甫的手段才不会这么低级，他从不屑于罗织构陷手段，而是利用人性的贪婪，让对方掉进坑里。

比如李适之的失宠。

某次李适之发现在华山有金矿，就兴冲冲告诉唐玄宗，说开发华山的金矿以邀宠。

唐玄宗拿不定主意，就问李林甫，李林甫表示，我早就知道华山有金矿了，但华山是陛下的本命，也是陛下的王气所在，不可轻易开矿，因而没说。

唐玄宗一听，不错，还是李林甫考虑周到，反观李适之，只想邀宠，就渐渐疏远了他。

又比如严挺之。

唐玄宗听闻严挺之的名声，想要重用他，李林甫不想他入京，就找了他弟弟严损之，让他担任员外郎，迅速获得严损之的信任。

而后告诉严损之，说玄宗要重用他哥哥，让他哥哥入京。

严损之不疑有他，就和哥哥通信，结果严挺之表示，自己患有风疾，想要入京就医。

李林甫一看，机会不是有了吗，直接拿着书信表示，严挺之年龄大了有风疾，应当给一个闲官就医。

既关心了大臣，又任用了，唐玄宗立即批准，最终严挺之在洛阳终老。

要是严挺之不这么着急入京，岂会被李林甫抓住把柄？

所以，李林甫的口蜜腹剑，玩的就是人心，也从未脏了自己的手。

那有人说了，不管我怎么吹李林甫，但史书记载，李林甫是安史之乱的爆发的原因之一。

但问题是，安禄山是杨国忠逼反的，本来安禄山说等到有知遇之恩的玄宗死了再反，但没想到，杨国忠掌权后，却让他在最快的速度反了。

而后唐玄宗在处理安史之乱中临阵斩主将，毫无战略判断，导致局势的恶化，这才一发不可收拾。

局势糜烂后，唐玄宗逃到蜀地，和大臣裴士淹交流，谁改为此事负责。

最终得出：“岂唯身败，兼亦误国，计今日之事，林甫所启也”的结论，至此，安史之乱的大锅硬生生背在了李林甫头上，而且扣的相当结实。

而后唐宪宗时期，也讨论这件事，唐宪宗自然听老祖宗的话，也就顺着玄宗的话，坚定了这个事实。

而后，史书只有李林甫的奸，而无李林甫的才，毕竟他们忘了玄宗后面一句话：“李林甫之材，不多得。”

好在《旧唐书》对他的评价还算中肯，但在北宋的《新唐书》与《资治通鉴》里，李林甫仅剩下奸诈而无才。

至于原因嘛，自然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是坚定的保守派，在他眼里，李林甫就是低配版的王安石，自然不会给什么好的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