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日报 刘芸丽
夏玛拉·戈帕兰是美国有色人种中的先驱女性，她既是一名科学家，也是一名活动家。同时，她还是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母亲，也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人。
就在上周就职仪式前的几个小时，副总统哈里斯向那些帮助她走上美国第二高政治职位的女性们致敬。她在推特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今天我能站在这里，最要感谢的就是我的母亲——夏玛拉·戈帕兰·哈里斯，当她19岁从印度来到这里时，也许她并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刻，但她深信，在美国，这样的时刻是可能的。”
哈里斯女士创造了历史——她是第一位女性，也是第一位黑人及南亚裔美国人出任美国副总统。但如果没有她母亲1958年从印度来到美国的勇敢旅程，她的崛起故事是不可能写就的。戈帕兰是家中四个孩子中的老大，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她本想学习生物化学，但当时由印度英国殖民统治者创办的女子德里拉伊·欧文学院不提供硬科学课程，她不得不选择家政科学作为本科学位，学习营养和家政技能等课程。
戈帕兰的兄弟戈帕兰·巴拉昌德兰告诉BBC：“我父亲和我经常取笑她，我们会问她，‘你们那里都教什么？怎么摆餐具？勺子放在哪里？’她会非常生气。”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理论物理学荣誉退休教授R·拉贾拉曼是戈帕兰青少年时期的同学，他形容戈帕兰“与众不同”。
在他们40人的班级中，男生和女生分别坐在教室的两边，男女之间几乎没有互动。他回忆道：“但她从不害怕和男生说话。她很自信。”拉贾拉曼教授说，她为什么选择去拉伊·欧文学院是个谜，因为当时那里“以专门培养待嫁女孩、成为好妻子而闻名”。
但戈帕兰有其他抱负。她申请并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她的兄弟说：“这都是她自己完成的。家里没人知道，父亲不反对她出国，但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熟人，所以他很担心。但他相信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让她去了。她获得了一些奖学金，他同意第一年支持她。”
于是，19岁的戈帕兰离开了印度，前往一个她从未去过、也不认识任何人的国家，最终攻读营养学和内分泌学博士学位。哈里斯在2019年的回忆录《我们坚持的真理》中写到了母亲的这段旅程。她写道：“我很难想象我的祖父母让她离开对他们来说有多难，商业喷气式飞机才刚刚开始在全球普及。保持联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然而，当我母亲请求允许搬到加利福尼亚时，我的祖父母并没有阻拦。”
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一个有趣的时期。民权运动正处于高潮，伯克利是抗议种族歧视的中心。像许多其他外国学生一样，戈帕兰也加入了这场斗争，努力让美国以及世界变得更好。然而，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来自印度的学生来说，参与民权运动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1961年，玛戈特·达西尔在校园的一家咖啡馆里第一次见到她时，告诉BBC：“我有种感觉，她能亲自体会到非裔美国学生正在经历和面对的挣扎，因为她来自一个她了解殖民压迫的社会。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我记得她曾经对我说过，还摇了摇头，说白人根本不理解他们的挣扎。她没有详细说明，我认为这是她作为有色人种所经历的事情。”朋友们形容她是个“娇小的人”，穿着纱丽，额头上点着红点（吉祥痣），十分显眼。他们说，她是“一个聪明的学生”，而且“善于表达、果断、思维敏捷”。
达西尔回忆起“她在与那些自信果断的男性交谈时十分自如……在讨论中针锋相对。在我们的社交圈里，只有少数女性能在这种男性主导的环境中如此自如。”她记得戈帕兰是“非裔美国人协会”中“唯一的印度人，唯一的非非裔美国人”——这是一个由黑人学生在1962年成立的学习小组，旨在教育非裔美国学生了解他们的历史。
奥布里·拉布里在1962年认识戈帕兰时正在伯克利学习法律，并与她结下了终身的友谊。他说，没有人质疑过她在这个几乎全是黑人的群体中的存在。“我们都对这个国家民权运动的发展感兴趣。当然，我们把它看作是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我想这就是她参与这个团体的基础。我们都把自己看作是支持这些运动的兄弟姐妹，在智力上相互支持。”
正是她对民权运动的参与，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哈里斯女士写道，她的母亲本应在完成学业后回国，像她的父母一样接受包办婚姻，“但命运另有安排”。
1962年，她遇到了从牙买加来到伯克利学习经济学的唐纳德·哈里斯，两人坠入爱河。这对夫妇是在一次黑人学生聚会上相遇的，当时戈帕兰女士走上前去向他自我介绍。他最近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她“在在场的所有男女中，外貌十分出众”。正如哈里斯女士所说，她的父母“在以最美国的方式一起为正义和民权运动游行时坠入爱河”。他们于1963年结婚，一年后，25岁的戈帕兰女士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生下了卡玛拉。两年后，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玛雅出生了。
与外国人结婚显然不符合戈帕兰女士泰米尔婆罗门家庭的心意。2003年，在一次采访中，夏玛拉·戈帕兰说，她嫁给了一个美国人，打破了“有1000多年历史的戈帕兰血统”。巴拉昌德兰先生说，“她没告诉我们她要结婚”，尽管他坚持说他们的父母“没有严重的问题，唯一的担忧是他们没有见过新郎”。戈帕兰女士的父母第一次见到女婿是在1966年——她结婚三年后，在赞比亚的中立地区，当时她的父亲被派往那里。
这段婚姻并没有持续多久。哈里斯女士五岁时，这对夫妇分手了，虽然她和妹妹玛雅在假期时会去看望父亲，但她们主要是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的。
去年，在接受副总统提名时，哈里斯女士说，她母亲作为单亲妈妈的生活并不容易，她日夜不停地工作——在照顾女儿的同时，还从事前沿的癌症研究工作。
戈帕兰女士于2009年2月因结肠癌去世，享年70岁，她因在乳腺癌中激素作用方面的重大发现而闻名于世。她的职业生涯始于在伯克利动物学系和癌症研究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后来在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工作，最后十年在加利福尼亚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度过。
乔·格雷是一位科学家，也是戈帕兰女士在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的上司，他形容她是一位“非常认真的科学家，在讨论中非常愿意进行科学的交流”。他告诉BBC，戈帕兰女士对自己的癌症诊断非常坦率。
随着癌症的扩散，巴拉昌德兰先生说，他的姐姐决定回到印度，在母亲和妹妹的陪伴下，在舒适的环境中度过余生。但这是一次她从未能成行的旅行。拉布里先生记得他与这位好朋友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他知道她计划回到自己的祖国。
他说：“我以为她想在自己生命的这个阶段，与祖国的文化保持联系，这是一种浪漫的想法。”他补充：“我还说，‘夏玛拉，听说你要回印度，我很高兴。’她说，‘奥布里，我哪也不去。’不久后，她就去世了。”
注：本文为亚太日报原创内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