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夏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踏上了故乡浙江的土地。他穿着一身整洁的西装，在家人搀扶下，缓缓走在江山市的街道上。看着这位眼含热泪、思乡心切的老人，谁能想到他就是曾经让上海人闻风丧胆的军统特务头子毛森？人们都说他＂毛骨森森＂，与毛人凤、毛万里、戴笠并称＂三毛一戴＂。在上海滩，他曾是让人谈之变的＂杀人魔王＂。可如今，这位手上沾满鲜血的军统巨枭，为何会以如此卑微的姿态重返故里？

1923年的一个春日，浙江江山县一所简陋的私塾里，一位15岁的少年正在专注地读书。这个少年就是毛森，因为家境贫寒，直到15岁才有机会坐在课堂里，接受正规教育。

在那个年代，能读书识字的农家子弟少之又少。但毛森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聪明才智，私塾先生常说：＂这孩子，眼睛里藏着星星，脑袋里有座宝库。＂

只是家里实在太穷，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三个孩子要养活，毛森排行老三，能去私塾已是父母东拼西凑的结果。但对知识的渴望，让这个少年心里装着更大的梦想。

1924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毛森的命运。同乡毛善森考上了浙江警官学校，却因家中变故无法前去就读。得知这个消息后，毛森谎称自己是毛善森的远房表弟，借用了毛善森的名字和入学通知书。

就这样，一个农家少年，踏上了开往杭州的火车。浙江警官学校是当时全省最好的学府之一，毛森在这里如鱼得水，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特别是在侦查、反侦查的实战演练中，常常能想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办法。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25年的一天。时任军统特务处主任的毛人凤来校选拔人才，翻看学生档案时，发现了＂毛善森＂这个熟悉的名字。作为老乡，毛人凤立即让人把＂毛善森＂叫来。

面对质问，毛森并没有慌乱。他坦白承认了冒用他人身份的事实，同时也说出了自己求学的决心。毛人凤听完，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对这个胆大心细的年轻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今天起，你就叫毛森。＂毛人凤说，＂跟着我干吧。＂

就这样，毛森进入了军统特务处。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特工技能：电讯密码、易容伪装、情报分析。经过一年多的培训，毛森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天赋，特别是在策划行动和心理战术方面。

1927年，军统特务处改组，毛森被派往杭州，担任军统杭州站的情报员。短短两年时间，他就从一个普通情报员升任为杭州站的副站长。在这个位置上，他开始展露出过人的才能。

当时的杭州站负责监视各方势力的动向，毛森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地下情报网＂，通过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收集情报。他在茶馆、当铺、药店都安插了眼线，连黄包车夫都成了他的耳目。

1930年，军统杭州站原站长调任他处，29岁的毛森临危受命，接任站长一职。这个从江山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就这样一步步走上了特务机关的高位。

当年那个不得不借用他人名字求学的贫困少年，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特务头子。这种身份的转变，也让他的人生走向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1937年的杭州城，日军的铁蹄已经逼近。作为军统杭州站站长的毛森，正在组织一场秘密行动。这一年的夏天，他两次被日军逮捕，两次又神秘脱身，在杭州城里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谍战大戏。

第一次被捕是在七月的一个傍晚。毛森正在西湖边的一家茶馆与线人接头，不料被日本特务发现。当时的茶馆里挤满了避难的百姓，日军怕打草惊蛇，便悄悄跟踪毛森到了他的住处。

深夜，日军突然破门而入。面对审讯，毛森一口咬定自己是个茶叶商人。他说自己在杭州开了一家茶庄，专门收购龙井茶，还拿出了一本详细的账本。那些数字、地名、时间，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日军搜查了他的住处，除了几罐龙井茶，确实找不到任何可疑的东西。但日军仍不死心，将他关押了整整一个月。这期间，毛森始终坚持自己的茶商身份，就连被严刑拷打时也不改口。

一个月后，军统派出营救小组，在押送途中将毛森救出。原来，那本账本是他精心准备的，每一笔生意都能对得上号，茶农的名字也都是真实存在的。这次营救行动，让日军更加怀疑毛森的身份。

第二次被捕发生在同年九月。这次毛森是奉命潜入上海，成立上海行动总队。他在法租界里设立了一个情报联络点，装扮成古董商人，专门收购文物字画。

不料，一个下线在任务中暴露，供出了毛森。日军立即对他展开大搜捕。这一次，毛森被关进了上海宪兵队监狱。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狱中依然指挥着外面的锄奸行动。

原来，毛森早就在监狱里安插了一名狱警。这名狱警每天给犯人送饭时，会用特制的饭盒传递信息。饭盒的夹层里藏着纸条，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数字。这些数字经过特殊编码，记录着外面的情报。

就这样，被关押的毛森反而成了一个＂情报中转站＂。他通过这个狱警，将获得的日军情报传递出去，还多次挫败了日军的阴谋。

在狱中待了三个月后，毛森抓住了一次机会。那天，监狱突然发生火灾，趁着混乱，他装作救火的民工逃了出去。事后日军才发现，这场火灾竟是他精心策划的。

这两次被捕经历，不仅没有打倒毛森，反而让他在军统系统里声名鹊起。他创造性地利用＂茶商＂和＂古董商＂的身份作掩护，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那些看似普通的茶叶铺子和古董店，成了军统在沦陷区的重要据点。

1938年初，毛森被调往重庆，他带走了一大批珍贵的情报资料。这些资料为后来军统在上海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参考。从此，这位曾经的＂茶商＂，彻底转型成为了一个叱咤风云的特务头子。

1945年秋天，抗战胜利的欢呼声还在上海滩回荡，一个令人胆寒的时期却悄然降临。这一年，毛森以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身份入主上海，开启了他最黑暗的统治时期。

在警察局长任上，毛森设立了一个特别行动组。这个组织表面上叫＂治安维持科＂，实际上是一个专门抓捕进步人士的秘密机构。行动组的办公地点就设在警察局大楼的地下室，那里装修得像个普通的档案室，可里面却藏着几间秘密审讯室。

1946年初的一天，特别行动组在一家咖啡馆抓走了三名大学教授。这三位教授都是知名的民主人士，当时正在咖啡馆讨论即将举行的学生运动。第二天，行动组又在一家书店抓捕了五名学生。

这些被捕者被带到地下室后，面临着＂坚不吐实，处以极刑＂的命令。审讯室里，刑具一应俱全。有人说，每天深夜都能听到地下室传来的惨叫声。那些被放出来的人，无一不是骨瘦如柴，有的甚至精神失常。

毛森的魔爪不仅伸向了知识分子，还触及到了工人阶级。1947年春天，上海纺织厂工人举行了一次罢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毛森立即派出特别行动组，一夜之间抓走了二十多名工人代表。这些工人大多再也没能回到家中。

在上海滩，毛森还有一个外号叫＂夜枭＂。因为他的行动组总是在深夜行动，悄无声息地把目标带走。据说那时候的上海，只要听到夜里有汽车声，街坊邻居就会紧张地关紧门窗。

1948年夏天，上海文化界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案件。一位著名作家在凌晨被带走，原因是他写了一篇批评国民党的小说。作家的妻子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却始终没有消息。三个月后，这位作家的遗体在苏州河边被发现。

当年的上海报纸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人因涉嫌从事危害治安活动被逮捕＂，＂某某人因散布谣言被依法处置＂。这些冰冷的字眼背后，往往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到1949年初，毛森统治下的上海警察局已经逮捕了超过三千名爱国人士。这些人中，有教授、学生、工人、记者，甚至还有普通的市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基本的法律程序都没有经过就被秘密处决。

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毛森在上海的统治日渐动摇。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他匆忙逃往厦门。临走时，特别行动组的档案室被一把火烧掉，但那些罪恶的记忆，却永远留在了上海人民的心中。

在厦门，老蒋给了毛森一个警备司令的头衔。表面上是中将司令，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虚职。这位曾经在上海呼风唤雨的＂夜枭＂，终于尝到了被抛弃的滋味。

1949年深秋，厦门即将解放，毛森带着妻子胡德珍匆忙逃往台湾。在台北，等待他的不是预想中的重用，而是一连串的打击。蒋经国对这位曾经的军统要员极为防范，多次在会议上公开指责他在上海时期的所作所为。

一个寒冷的冬夜，毛森在台北一家茶馆里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台湾当局正在秘密调查他在上海的＂劣迹＂。第二天，他就带着妻子离开了台湾，匆匆逃往香港。但噩耗接踵而来，台湾方面随即发出了通缉令。

1953年的一天，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前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已经在香港定居。这则新闻引起了各方关注。有人说他在香港开了一家茶叶公司，有人说他在经营古董生意，但这些都只是猜测。

1968年，已经在香港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毛森，带着妻子移居美国洛杉矶。在这座阳光明媚的海滨城市，这对流亡夫妻过起了极其低调的生活。他们租住在一栋普通的公寓里，很少与人来往。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思乡之情却愈发强烈。从1975年开始，毛森开始频繁给江山老家的亲友写信。在这些信件中，他经常提到家乡的山水、童年的往事，还有对祖国发展的关注。

1980年，毛森给家乡寄去了第一笔捐款，专门用于修建小学。他在信中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我虽然不在国内，但也想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心力。＂此后，他每年都会固定寄一笔款项回去。

1985年，江山县一所新建的小学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信中除了例行的捐款，还附上了一张老照片。那是1924年毛森在浙江警官学校时的照片，青涩的面庞上带着几分书生气。他在信中说：＂望这些孩子们能好好读书，不要像我当年那样，要借用别人的名字才能求学。＂

在美国的日子里，毛森与不少老乡保持着书信往来。每当收到家乡寄来的信件，他总要反复读上好几遍。有时，他会要求老乡寄一些家乡的特产：江山的青蚕豆、江郎山的野茶叶，这些承载着乡愁的小物件，成了他晚年生活中最大的慰藉。

1990年，他给家乡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询问了江山的发展变化。得知家乡修建了新的文化馆，他立即又寄去了一笔捐款，并表示要把自己收藏的一些字画也捐给文化馆。这些年来，他通过各种方式捐赠给家乡的款项，总计已超过十万美元。

1992年6月，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江山市。车上坐着已经84岁高龄的毛森，他的妻子胡德珍和儿子陪伴在侧。这是他离开故土43年后的第一次归乡。

那天的江山下着细雨，毛森的第一站是祖宅所在的南门街。老宅早已面目全非，只有门前的一棵老槐树还在原地。站在雨中，他用颤抖的手摸着槐树粗糙的树皮，久久不愿离去。

第二天一早，毛森就要求去拜访当年的邻居。在南门街的一户人家里，主人拿出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1924年的南门街，十几个孩子正在槐树下玩耍，其中就有年轻的毛森。这张照片勾起了许多往事，毛森说起了当年借用毛善森名字去读书的经历。

6月10日，毛森来到了江山市第一小学。这所学校的教学楼就是他捐资建造的。在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做课间操。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面孔，老人站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

校长带着毛森参观了整个校园，在图书馆里，他看到了自己这些年捐赠的书籍，整整摆满了一面墙。临走时，校长请他在来访簿上留言，毛森提笔写下：＂祝愿孩子们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6月15日，是这次故乡之行最重要的一天。毛森登上了江郎山，这座见证了他少年时代的山峰。山上的古道依旧崎岖，他坚持要自己走，只在最陡峭的地方才接受搀扶。

在江郎山顶的望江亭里，陪同人员递上纸笔，请他题字留念。毛森思索片刻，写下了＂谢谢亲爱的乡亲们＂八个字。这是他对家乡最后的告白。

离开江山的那天，细雨又一次飘落。在机场，来送行的人群中有他的远房侄子。这个年轻人递给毛森一包江山特产的青蚕豆，说这是按照老方法制作的，和他小时候吃的味道一样。

回到美国后不久，毛森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992年10月，他在洛杉矶的寓所中离世。遗嘱中，他要求将自己的部分骨灰撒在江郎山上。这个要求最终没有实现。

他的妻子胡德珍后来回忆说，毛森生命的最后几天一直在说江山话，念叨着南门街的那棵老槐树。在弥留之际，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了最后一句话：＂我终于回过家了。＂

人们说，在他回乡的那些日子里，很少提起自己在上海的所作所为。那个曾经冷酷的军统特务头子，似乎已经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的，只是一个思乡心切的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