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对张国焘而言是命运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转身投靠了老蒋，被安排在军统工作。

由此，张国焘开启了自己人生的另一条道路，他也从座上宾逐渐成为鸡肋，前后境遇的差距，令人唏嘘不已。

张国焘刚到军统的时候，待遇和地位还是很不错的，他在军统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担任主任。给他的军衔也不低，是个少将，那会在军统里面只有两个中将，一个是戴笠，另一个是郑介民。在军统局，拥有少将军衔的人寥寥无几。

对于张国焘的到来，戴笠一方面是抱有很大的期望，毕竟他在我军中的地位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时刻提防。军统局的所有重要会议，一律都禁止张国焘参会，这就很说明问题了，毕竟戴老板是个疑心很重的人。

除此之外，被派去照顾张国焘的勤杂人员，都是经过军统局精心挑选的，这些人在张国焘身边，不仅只是照顾他的生活，更重要的任务是监视着这个人的一言一行。

对于这些特殊照顾，张国焘心里也很清楚，他也不气恼，也不去找麻烦。而是从各种细节上来表明自己的光明磊落。譬如，他在家里的会客室和客人谈话，门是敞开着的，谈话间隙还会故意加大音量，大声说着话。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在表明一个态度，就是自己没有隐瞒的，你老戴完全可以信任我。

当然，这些也只是一厢情愿，能让疑心重重的戴老板放下戒备，比登天还难。

军统局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是专门给张国焘组建的，而且，对于张国焘的经费需求，也从不卡脖子，十分的慷慨。这就能看出来，不管是老蒋还是老戴，对张国焘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只可惜，期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张国焘是一个理论高手，他刚到任的时候也是雄心勃勃，准备在军统局大显身手。他在特研室开展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办了一个特务训练班，并且自己亲自上课，给那些特务们讲授，如何从思想和理论上对我军进行攻击、瓦解。

张国焘很看重这个训练班，下足了功夫备课、上课；可惜，那些特务们本来就没啥文化，素质也是良莠不齐，面对枯燥的理论课，一个个都是无精打采。学生们的这些反应，让张国焘心里很是失望，只能重点培养几个有潜质的学生。

这几个被他看好的学生，毕业之后，拿着张国焘的亲笔信潜伏去根据地，找那些过去和老张熟络的人，但这些人去了之后都是杳无音信，一个没回来。

第一期训练班一点成效没有，后来又勉强办了第二期就没了下文。

训练班没搞起来，张国焘转头开展了新的工作，就是搞策反。他派人去根据地建立策反联络站，结果是，非但没有把人策反过来，被派去建立策反联络站的人，有的还被抓了。和搞训练班一样，张国焘的这项工作也是没有成效。

张国焘在军统局百事不顺也很正常，他的人脉全都不在军统局，他一个空降而来的人，在利益错综复杂的军统局毫无根基。他能凭借的工具，就是自己之前在我军当中的地位，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仅剩的这点优势，也被磨得消失殆尽。

起初，戴老板对张国焘还抱有很大的希望，但张国焘亲自搞的两个项目都没有成效，戴老板对他也失去了信心。

张国焘也明显的感觉出来，自己由座上宾，逐渐沦为了鸡肋；戴老板给他配备的小汽车，也以经费紧张的理由给收回了，这还是缩减待遇的冰山一角。种种迹象表明，倘若自己再不有所行动，将来的日子会越发的窘迫。

这回，他直接找到老蒋，给出了一个建议，就是去找那些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人，让他们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说一些对老蒋有利，对延安不利的言论。并且，把这些言论整理出版，进行舆论宣传。

想法是好的，现实是骨感的，按照张国焘的建议，老蒋找了几个人，都吃了闭门羹。打这以后，老蒋也对张国焘失望不已，而戴老板更是对其不屑一顾，这个座上宾彻底成了鸡肋，也成了军统局的一个包袱。

同为江西省萍乡的老乡蔡孟坚，眼瞅着张国焘在军统局的窘境，就伸了一把手，把其引荐给了组织部长朱家骅，在组织部谋得了一个主任秘书的职位。虽说这比在军统局的窘迫是好上了许多，但无功受禄的张国焘，也让身边的同僚和下属十分不服气，几乎没有人听他的。

由此，他也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光杆司令。遥想刚过来的时候，那是风光无限，如今的境遇天差地别，也难怪张国焘和友人闲聊的时候，不无感慨自己是一个身家不清白的人，才落得如此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