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并蓄，技从四方来
一个古窑口要想取得“名窑”的历史地位，必须有独立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然而遍访河北名窑，许多窑瓷间隐隐可以看到彼此的身影，显示出互融互通、兼收并蓄的特征。
以简约典雅著称的邢窑，同样有精美的刻花贴花装饰。
太行山前，井陉天长镇出土的唐代井陉窑双鱼瓶，与印度尼西亚海域著名沉船“黑石号”上出水的唐代邢窑双鱼瓶，无论是器型还是装饰风格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天下大白”之称的定窑，同样有“紫定”“黑定”等彩瓷品种。
井陉窑在历史上就被长期误解为“土定”，甚至至今不少博物馆级藏品文物到底“属定属陉”，仍然众说纷纭。
以白地黑绘为特征的磁州窑，前有素白瓷精品，后有青花瓷余韵。
河北名窑，地缘相近，血脉同源。在当时自然条件带来的诸多压力与挑战下，各窑口间更加注重包容合作、往来交流，一家创新，多家响应，契合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相合相生的理念与和谐包容的情怀。
然而，“合”并不等于“同”。在兼收并蓄中含英咀华、揣摩精髓，是为了站在更高起点创新，是在融合中发展。
尚义四台遗址出土的大口尖圜底陶罐。
碗，中国人至今离不开的基本生活用具，也是各大窑口生产的最常见器物。从邢窑、定窑两窑产量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碗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两窑之间的传承与流变。
历史上的定窑以“象牙白”著称，但在创烧早期，其产品在釉色上与邢窑大体相同，二者均白中闪青。这一时期，定窑玉璧底碗在造型上，也与邢窑基本相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一只看似再简单不过的碗，定窑碗的口沿却悄然多变起来：邢窑碗的口沿通常只凸起一道较细的边沿，定窑碗有的却凸起一道大小不同的边沿，有的将口边翻折过来再进行黏合，形成一种俗称唇口的宽边，中间因而留有空隙，其卷边又往往留有大小不同的圆孔。
今天的人们，虽无法确定是否正是这稍稍一点变化，开启了定窑在继承邢窑品质的基础上，增强装饰效果的雄心，但入宋以后，定窑的窑工们创造了刻划花装饰、用模具将纹饰翻印到坯体上等一系列工艺，哪怕是在一只碗上，也自觉地与崇尚简约内敛的邢窑明显拉开了距离。
正因为有了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河北几大名窑能够不断接纳融合不同技艺，不断消化吸收外来精华，形成各美其美、各显其新的繁华景象。
为了学习并放大定窑的装饰艺术成就，井陉窑制作出了精美程度毫不逊色于定窑的印模，且花色品种更为丰富。
“童子抱鹅”，是宋金时期瓷器常见的装饰题材。在井陉窑文物中，就有一只精美的金代戳印填彩童子抱鹅瓷枕。
定窑在宋代也曾大量生产过类似题材的器物。在张家口崇礼，文物部门曾征集到一件同为该题材的精美定瓷。不同的是，定窑这件“童子抱鹅”，是个小巧玲珑的壶。
同样的题材，擅长塑形刻花的定窑选择了立体器型，井陉窑则采用戳印填彩技法，把它做成了平面图案。
从三维到二维，井陉窑用戳印填彩技法避开自身劣势，创新优势转化，不但独树一帜开辟出一条装饰新路，还在提高生产效率与良品率的市场化考量中获得优化。
正是这种兼收并蓄、善学活用，才使井陉窑呈现出自己的辉煌，形成了独有的晚唐和金两大盛烧期。
民窑出身的磁州窑，更是把包容做到了极致，使之变成了磁州窑最大的特征。
以邺城窑支脉贾壁窑和临水窑起家的磁州窑，先师从于邺城窑的青瓷技术，又全面学习邢窑、定窑的白瓷技术。
化妆土，各大窑口原本主要用以提高白度、降低成本，磁州窑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剔掉部分化妆土表面、露出本色胎底的作品送入窑火。一剔刀下去，切断了后来成为磁州窑与传统白瓷“胎装饰”之间的“脐带”，使自身发展为中国瓷器“彩装饰”代表。
不分南北古今，举凡各大窑口的烧制技术、产品类型、器型、装饰题材、装饰风格，磁州窑均敢于大胆地拿来为我所用，甚至将学习的触角直接伸入书画、戏曲等其他艺术门类，创造了一条又一条全新赛道。
在交流交融中取长补短，在海纳百川中融合创新，河北瓷窑在发展征途中留下光彩闪耀的足迹。
易县北福地遗址出土的人面纹陶片。
开放互鉴，器成天下走
这是全国仅有的4件同类藏品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出土于衡水市故城县。
衡水市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时，唐邢窑白釉剔花凤首皮囊式瓷壶悄然归来，甫一亮相，立即被公认为“镇馆之宝”。
初次欣赏这件皮囊式瓷壶的人们，常常会发出惊叹：它到底是硬是软，是空是满，是瓷是皮？
唐代，一个开放包容的朝代。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受西域文化的影响，高足杯、带把杯、多曲长杯、凤首壶等多种西域金银器的器型和胡人宴乐纹、葡萄纹、联珠纹、忍冬纹等装饰图案，大量出现在邢窑作品中。
甚至有专家认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瓷壶瓷杯的“把儿”，很可能最初就来自于邢窑对西域金银器接胎工艺的吸收。
而衡水这只剔花凤首皮囊式瓷壶平整光润的釉面上，对称贴塑的鞯缛图案和璎珞仿皮囊缝合纹，正极为经典地反映了游牧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跨文化的吸收与融合背后，正是强大的文化自信，使邢窑匠人拥有充分的胆识与匠心，敢于用瓷这样坚硬的材料，把装满液体的皮囊效果，模拟得淋漓尽致。
历来不乏专家认为，白瓷之白，就是为了模仿银器。
宋代，定窑大量采用的花口设计，卷边或瓜棱形状的造型，以及菊花形、葵花形等，通常被认为是对游牧民族喜爱的金银器装饰质感的模拟。
然而，正是在这种外来元素的基础上，定窑工匠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创新，最终成就了定窑素器花做、气韵生动的艺术风格。
通过吸纳多地区、多民族的不同文化，不仅使河北陶瓷学到更多，也使它走得更远。
今天，人们把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称为出口产品的“新三样”。其实，早在唐代，中国也有过一组标志性的高科技畅销出口产品，这就是由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彩绘瓷及广东青瓷组成的贸易陶瓷“四组合”。
在著名的印度尼西亚海域沉船“黑石号”上，数以万计的南方青瓷产品被成捆地装进充当包装器的青瓷大瓮里随处堆放，珍稀的“盈”字款邢窑白釉绿彩器，却与精美的金银器皿一起，被作为贵重物品专门存放在船舱底部。
其中“黑石号”主人最为珍藏的邢窑珍品，则是一只白釉绿彩吸管杯。
吸管身附着于杯侧，末端接于杯底中心，通过一个圆孔与杯内相连通，杯底一只立体模印的小鱼正好遮住了杯内的孔。饮用时，嘴唇吮住长管的端头，但见液体渐渐减少，却不见其具体去向，颇具几分情趣。
显然，这是一只中西合璧的“大唐高定”。
邢窑，是最早改变世界的河北陶瓷产品。
在邢窑白瓷到达之前，伊斯兰世界从未出现过白色陶器。白瓷到达之后，伊斯兰陶工开始通过在白色化妆土上施不透明白釉的技术，大量仿制白釉陶器。
宋金时期，定窑、磁州窑、井陉窑继续大量出口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和东非等地，由于宋瓷的传入，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改变了过去“掬而食之”的饮食习俗，改用瓷器做食物器皿，大大提升了文明程度。
黄骅海丰镇也由此成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北部的重要节点。
这些瓷器中不乏为外销专门定烧的，以至于时至今日，在泰国曼谷等地，渔民从近海浅水区域打捞上来的邢窑、定窑的白瓷，有些器型在国内都很少见。
日本、朝鲜等国的陶瓷烧制更是深受河北名窑的影响。
日本列岛至少有近200处遗址出土了邢窑系白瓷。由于定窑盛烧期日本与中国商贸一度不畅，后来的日本遣明使在访明过程中，甚至专门搜集定窑瓷器以至“碎器”，不能不被认为是对宋代趣味的有意追逐。12世纪初，泰国国王则把磁州窑窑工带回自己的国家传授技艺。朝鲜的“绘高丽”陶瓷制品也直接模仿了磁州窑的白地黑花。在日本出土的公元16世纪瓷器，已与当时的磁州窑瓷器类似。
江流九派，百川归海。千百年来，各地各民族间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为陶瓷发展增添无尽的生命力。河北陶瓷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不仅见证了古代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也同样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河北日报记者 朱艳冰）
7月13日，游客在峰峰博物馆内观赏磁州窑精品。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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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山前古陶瓷文化带
打开地图，由位于今天临漳的邺城窑开始，沿太行山一路向北，可以找到位于磁县的贾壁窑、峰峰矿区的临水窑和后来同时分布于两地的磁州窑，以及主要位于内丘—临城的邢窑、位于井陉的井陉窑、位于曲阳的定窑。
到太行—燕山山结地带，东西两侧分别分布着位于北京门头沟的龙泉务窑和位于蔚县的百草窑。
再往东，燕山山前，则有位于隆化的隆化窑，以及位于宽城的缸窑沟窑和位于秦皇岛海港区的潘庄窑等窑。
这一系列窑口的密集分布，其物质基础可以一直追溯到距今3.6亿至2.5亿年前的石炭纪至二叠纪。
瓷土，是制瓷的主要原料。在华北地层层系中，这种纯粹状态下有丝绢般光泽的软质矿物，普遍伴生在煤系地层的上部和底部。虽然瓷土的埋藏深浅和品位不同，但在整个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麓，这种制瓷必不可少的独特原料却到处都有蕴藏。
正是这种亿万年孕育而来的天赐宝藏，带来了河北在太行—燕山山前连串分布的众多古代窑口。
这其中，又尤以太行山东麓一系列窑口最为重要。太行山前一串窑口，中国陶瓷半部史诗。由北朝初创，经唐宋进入巅峰，到金元时期继续发展，甚至部分窑口一直到近代和现当代仍有余韵。
河北古窑口在时间和空间上如此密集而广泛的分布，在世界陶瓷史上都极为少见。
放眼全球，无论是中国的景德镇，还是日本平安时代的濑户—美浓地区、韩国的江华岛—江原道地区，或者16至18世纪欧洲莱茵河流域陶瓷产地、工业革命后英国的斯塔福德郡陶瓷产区等著名的陶瓷集中产区，在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上，几乎都无法与河北古窑口带相媲美。
地不爱宝，大自然孕育的基础性资源，使河北太行山前的古窑口带成为世界陶瓷史上时空跨度最大的产业带之一。而位置切近、血脉同源，也造成了各大窑口间的不断交互影响、反复融合共振。（文/河北日报记者 朱艳冰）
（图片由河北博物院、郭济桥及峰峰矿区大家陶艺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