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徐长青，1957年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75年秋天，我响应国家号召，从新安纺织厂参军入伍，被分配到云南某边防部队。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在这片边陲之地，会经历一段难忘的战友情。

1976年初，完成新兵训练后，我被分配到边防三连。连队驻扎在海拔2100米的群山之中，负责守卫着一段蜿蜒的边境线。

这里夏季多雨，冬季寒冷，但最难熬的是漫长的雨季。雨水裹挟着瘴气，让人骨头都像浸在水里。

在连队，我遇到了郑书明。

他1956年生，山东人，1974年入伍，是连队的老兵了。作为班长，他军事素质过硬，曾获得军区三等功。我们都争着向他学习，可我们之间的矛盾，却源于一次普通的军事考核。

1977年4月的季度考核中，着重考察野外生存、射击、和体能三项。前两项我们都表现不错，在最后的体能测试中，我和郑书明竞争第一名。

那是一场非同寻常的5000米武装越野。山路泥泞，雨雾弥漫。最后一公里，我们几乎并驾齐驱。在最后一个转弯处，我抢先冲过终点，但郑书明认为我抄近道了。

"徐长青，你小子走捷径！"郑书明气喘吁吁地指着一段小路。那确实是条近路，但我根本没走。

"我凭实力取胜，你输不起？"我也倔强地顶了回去。

连队政治教导员马石屹把我们叫去谈话："你们都是好同志，何必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部队最重要的是团结。"

但我们谁也不服谁。训练时互不理睬，吃饭都故意错开时间。班里其他战友想劝和，却总是不了了之。

1977年8月的一个夜晚，改变了我们的关系。那天我们执行边境巡逻任务，天上下着蒙蒙细雨，能见度极低。凌晨两点，我们巡逻至一处险要地段。

突然，警报响起。不远处的哨所发现有武装分子正在偷越边境。我和郑书明接到命令，要在分界河附近设伏，阻截可疑人员。

雨越下越大，泥泞的山路让行动变得异常困难。我们埋伏在河岸的灌木丛中，浑身已经湿透。就在这时，三个持枪分子出现在视野中。

"行动！"随着郑书明一声低喝，我们同时站起，准备进行抓捕。谁知对方警觉性极高，立即展开反击。子弹在黑暗中划出火线。

情况危急，我看到一个武装分子正举枪瞄准郑书明的背影。我想也没想，扑上去将他推倒。子弹擦着我的肩膀飞过，火辣辣的疼。

郑书明迅速翻身，用娴熟的格斗技巧制服了一名歹徒。我忍着疼痛，配合他控制住另外两人。等增援部队赶到时，我们已经完成了抓捕任务。

"你小子身手不错，"郑书明扶我坐下，撕开我的衣服查看伤口，"这一下挨得值！"

"彼此彼此，"我笑着说，"你那个擒拿动作，我还得好好学学。"

天亮后，马教导员来看我们。郑书明主动承认了之前的偏见："报告首长，徐长青同志作风过硬，关键时刻敢于牺牲。之前是我太过计较。"

我的伤势不重，但郑书明每天都来帮我换药。慢慢地，我们开始分享各自的故事。

他告诉我他来自山东的一个煤矿家庭，父亲是矿工，母亲在食堂工作。我也跟他讲起自己的家庭，父亲是纺织厂的机修工，母亲在厂办小卖部工作。

1978年春节，我们一起值班。他带来了家里寄来的山东煎饼，我则分享了母亲腌制的咸鸭蛋。就着热腾腾的姜汤，我们谈起了未来。

"等转业后，我想继续在纺织厂工作，"我说，"那里有我熟悉的一切。"

"我可能会留在部队，"郑书明说，"边防需要老兵。"

1979年初，得益于在部队的优秀表现和立功记录，我有幸被推荐参加军队院校招生考试。

经过严格选拔，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军事院校。临别时，郑书明送了我一本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战友一场，生死相托。江湖再见，后会有期。"

1982年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另一个边防部队任职。而郑书明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1983年成功提干。

我们虽然分在不同部队，但都在边防战线上继续守护着祖国的领土。

2017年，我们都到了退休的年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的退休仪式上，那时他已经是边防某部的副团长，我也已经是营级干部。

看着他胸前的勋章，我感慨道："老郑，当年要不是那场考核，咱俩还真未必能成为这么好的战友。"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军营里的友情，都是用生命换来的。"

那段军旅岁月，是我们最宝贵的青春见证。在祖国的边防线上，我们用汗水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战友情深的赞歌。

如今虽已退役，但那份生死与共的情谊，永远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