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18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宣布，第一批特赦的7个人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担任文史专员，其中有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人。

其他人都是面露喜色，只有溥仪一个人低头不语，周总理待人仔细，一眼就看出了溥仪的顾虑。

1959年9月，在庆祝建国10周年之际，毛主席已经下令将会把战犯分批特赦，这年被特赦的人中，有个十分特殊，他就是溥仪。

和其他国民党战犯不同，溥仪虽然是末代皇帝，但他的罪行主要是和日本人勾结，在东北当了多年的伪满洲国皇帝。

溥仪回到北京的第五天，周总理就专门派人把他从什刹海接到人民大会堂，一起来的还有在功德林被特赦的10人。

在古代，溥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现在他作为普通公民，是应该看看人民大会堂是什么样。和周总理一起来的，还有章士钊，傅作义等人。

大家刚坐下，杜聿明就愧疚地说：“我们都是坏学生，没有听老师的话，都走到反革命的路上去了。”

杜聿明说完，大家都纷纷点头。因为当年在黄埔军校，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他们都算是周恩来的学生。

听到这些话，周总理幽默地说：“这不能怪你们，是我这个老师没教好。”

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周总理把溥仪给大家介绍，周总理说：“溥仪啊，当年我在北京读书时，也是你管辖下的臣民啊。”

这句话，让在座的都笑起来了，溥仪虽然也陪笑，但心事重重。

周总理接着说：“当年你才两三岁，现在好了，大家都是公民了，都是朋友，以朋友相待。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

溥仪其实内心慌张的，并不是住过监狱，而是他的身份，他曾对自己的朋友沈醉说过，说凡是末代皇帝，基本都没有好下场，比如南唐后主李煜，还有明朝崇祯皇帝，临死前居然杀了自己的女儿。

看得出来，他的这种思想还是没有纠正，为了做溥仪的工作，周总理多次单独和溥仪谈话，让他不要着急，工作的问题慢慢来。

1960年春节前，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溥仪也在其中，周总理打算让溥仪去植物园，询问郭沫若。郭沫若说了一句：“圣上驾到，当然欢迎！”

实际上，溥仪十分不希望别人喊自己皇帝，周总理就是为了让溥仪正视自己的身份，现在是新中国，要相信国家。

也正是多次的安慰和谈话，溥仪终于明白了，加上毛主席还专门请溥仪吃了一顿饭，解开了溥仪心中的疙瘩。

溥仪告诉周总理：自从写完《我的前半生》之后，自己觉得没东西可写了，住在城市总感到不如植物园清静。希望在文史资料委员会领取特遇，仍住在植物园参加劳动。

但周恩来只同意他每星期去一两次植物园，从此以后，溥仪就在文史馆上班，有自己的工资养活自己，他这个末代皇帝，可以得到如此的待遇，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

但溥仪向来身体不好，1967年10月17日，溥仪带着对新中国的感激，和对人间的眷恋，静静离开了人世，骨灰被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实际上，在溥仪被安排工作前，有人建议让他去故宫，但溥仪作为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曾经在皇宫称孤论寡，如果让其重回故宫景区。每天那么多游客，如果都来看“皇上”，怎么办？

而周总理让他去当文史专员，看似轻描淡写的安排，却恰恰点破了事情的要害。可见周总理是何等的富有智慧，这就是周总理与众不同的才华展示。参考：《魅力口才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