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在正面战场，很多中国将领是不敢于内线作战的，因为一旦打不好（多数情况下的结局）就会被日军合围。现在，罗卓英决心进行内线作战而不是盲目跳出去争取外线，可以说是有相当大的魄力的，对性格相对软弱的他来说实属难得。而日军那边又“先天不足”，把这个好机会给了罗卓英。

确切地说，是给了王耀武。

每支王牌部队必有独属于自己的一战。

八年抗战中，在正面战场，虽然第74军几乎无役不与，但如果没有上高，而仅有万家岭、常德、雪峰山诸役，仍会充满遗憾。上高，是他们确立军中地位的最关键一战。这一战过后，第74军也叫日本人牢牢地记住了自己，“虎部队”的名号成为鬼子心中的阴影。

再说大贺茂。

大贺茂

他跟参谋长樱井德太郎带着第34师团进抵泗溪、官桥、棠浦一线时，手下一个大队的八百多人在官桥东遭优势中国军袭击。不过，袭击部队并非是王耀武的人马，而是按计划向上高外围参与合击的李觉第70军第19师，师长是久经战场的唐伯寅。

这次袭击击毙了大量日军。

袭击中，中国狙击手第一枪就把日军大队长毙杀。

吃了秤砣的大贺茂不为所动，仍在3月20日把师团司令部安扎在官桥以南的毕家这个地方。随后，指挥主力攻向泗溪。

泗溪是个镇子，在上高县城东北，距县城不到20公里。它的南面，是自西向东穿越而过的锦江。泗溪丘陵密布。山地上，是翠如林海的马尾松以及低矮的灌木。从地形上看，这里是天然的战场。

3月21日黄昏，第34师团展开全线进攻。

大贺茂用了锥形攻击法，在第58师第172团团长王伯雄扼守的塘坎扎了进去。

阵地丢失后，一瘸一拐的张灵甫杖紧锁眉头，立即拿出补充团逆袭，但效果不大，涌入的日军越来越多。张一时没办法，只好向后转移阵地。其实，这就是樱井战术里所说的专攻薄弱一点，只是没想到这一点是张灵甫部队的阵地。

大贺茂师团

作为副师长的张灵甫，原本不用指挥全师，但廖龄奇在南岳受训未归，他只好担起这副重担。别看副师长、师长一字之差，实际上就一次战役来说，担负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原则上，师长需要对他的上级和他的全体部下负责，而副师长只需要对师长负责。从这个角度说，当张灵甫第一次担起指挥全师的重任时，你不能期待他一定会有上佳的表现。

张灵甫

在塘坎取得突破后，第34师团经石洪桥后分兵，形成三路攻击阵容，直取近在咫尺的上高。

左翼部队在大贺茂的亲自指挥下，以第216联队为主力攻打上高城外的云头山、龟形山；右翼以师团步兵指挥官岩永汪（岩永在此战中被打伤，后出任第116师团长，在常德、衡阳山两酷战为攻城总指挥，其部亦成为战争后期仅次于第13师团和第3师团的日军第三号主队部队）为部队长，指挥第217联队攻白茅山；另以参谋长樱井德太郎率第218联队在泗溪扫荡。

就在第34师团看似取得进展时，南路独立混成第20旅团却是越打越囧。

作为部队长，池田直三在指挥上大有问题，不是攥成拳头用兵，而是分成十个手指，一会儿这个手指头往前捅一下，一会儿那个手指头往前捅一下。开战之初，他们虽很快由东而西渡过了赣江，再由北而南渡过了锦江，但在独城遭李天霞拦截后，兵锋立即转向颓势，向上高方向转进中，多次分兵绕行未果。

用中国战地记者的话说：“池田最怕集中兵力跟我们硬拼，老是把每个大队分成几个纵队，来逐次使用。这样一个精锐的旅团，就零零碎碎地被我们击破。”

1941年3月22日，中国军队在上高地区与来犯日军全线激战。

罗卓英一日里跟上高城外的王耀武通了七个电话，叫王必须稳固正面，否则反包围势态功亏一篑。与此同时，罗卓英命北面李觉第70军和韩全朴第72军全部南下，锦江南岸刘多荃第49军所辖第26师和第105师在扫清敌人残部后，也立即向上高正面阵地靠拢。

这一天，第34师团第216联队攻占上高东北高地；随后，另一个联队第217联队陷落上高北1公里处的练仙屯，随即炮击城内。远藤三郎第3飞行团亦加大轰炸，整个上高硝烟弥漫。

守上高的是第57师。

师长余程万外，副师长李琰（保定讲武堂，湖北大悟人）、参谋长程有秋（黄埔军校5期，四川隆昌人），下面的部队长是第169团团长刘安泰（洛阳军官讲习所，山东莱阳人）、第170团团长周义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2期，湖南益阳人）、第171团团长杜鼎（黄埔军校长沙分校6期，湖北枣阳人）以及野战补充团团长宋子玉（行伍出身，山东平原人）。

余程万是黄埔1期，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政治系，从黄埔出来后，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25岁时就当了少将，但后来仕途曲折，直到1940年才接替施中诚出任第57师师长。很多黄埔1期的老同学此时早当上军长了。

上高在锦江之北，东西北三面环山，江水依城南奔流而去。

余程万在日军来袭的上高城东北，只放了一个团。这看上去大胆而冒险，但第57师凭借顽强的战力，使日军不能再前进半步。当然，在正面，不是自始至终只放着同一个团，而是手里的几个团轮流参战。

就在上高激战正酣时，已有合围部队赶到城外，比如第70军第107师。第107师少校营长邹继衍（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湖南醴陵人）先前率部在第一线拒敌，后奉命做离心运动，再往上高城南转进。

在路上，邹营长带着部队不时看到穿插的友军，望着各个部队的样子，邹营长深深体会到部队间的差别。他先看到从面前走过的川军，觉得他们装备就非常的落后。邹营长看到的川军，来自第72军。别记混了，这个第72军不是守南京的孙元良那个部队。南京陷落后，第72军已被撤销番号。在上高调动的第72军，是用其番号重建的川军部队，军长韩全朴，辖新编第14师、新编第15师，隶属于王陵基集团军，现在奉命驰援上高战场。

用邹营长的话说：“（川军）大都服装破烂，军容欠整，武器装备杂乱陈旧。”而且，能看出来平时没什么像样的训练。因为正好有日机来袭，邹营长命令自己的部队疏散隐蔽，同时用高射机枪保持对空警戒，但那个川军步兵团却大乱，“像一群无头苍蝇，不顾队列秩序，惊慌地乱跑乱撞，既无军官出来指挥制止，士兵也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掩护”。

临近上高的时候，邹营长看到另一支部队：第74军第51师的一个营。他们正守备一个隘口。对方的营长告诉邹继衍，为避免其他部队干扰部署，严禁他们进入上高地带。邹营长掏出电令，说是奉命参加合围的，这才得以通过隘口。

邹营长发现第51师士兵个个“精神饱满，军容甚壮”，士兵军装的颜色并非一般的灰色，而是草绿色，使用的是清一色中正式步枪以及捷克式轻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还有不知名的美式武器。与刚才的川军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邹营长觉得，自己的部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第107师的部队陆续在上高城外隐蔽集结，部队长请战。

罗卓英回复：“还未到最后合围阶段，此时无须参战。”

由此可以看出来，主动权已在中国军队这边了，现在罗卓英已足够从容，有点胜券在握的意思，于是包括邹继衍营长在内的第107师将士只好作壁上观。

他看到，当日军飞机和重炮猛烈攻击时，整个第57师阵地寂静无声：“好像守军已被消灭，或全部撤走，可是一待步兵冲锋达到有效射界，设置在战壕、山洞中的各种隐蔽巧妙的火力点内的轻重武器喷射出来的弹雨就像泼水一般洒向敌群；配置在后方远射程、大口径火炮，也紧随着发出雷鸣怒吼，进行地毯式的迅猛疾射……”

第57师阵地

余程万派出逆袭队，反攻练仙屯，全歼日军的一个中队。但此时，师部所在的云头山遭日军进攻，一度只相距几百米了。余程万持枪指挥，号叫着往前冲的日军身影已在视野中。

3月23日，上高城外第58师退守的白茅山争夺战进入白热化，远藤飞行团在一轮空袭中扔下燃烧弹，造成漫山大火。

攻打白茅山的是第34师团第217联队以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石头街附近一个叫灰埠的地方渡到锦江以北的独立混成第20旅团的两个大队，人数不可谓不众，但在张灵甫率部死扼的阵地前，一次次溃退下去。因为张灵甫明白，自己的部队这一次不能再有任何疏漏了。

在这种情况下，师团长大贺叫日军转移兵力再攻城外另一要塞——下陂桥。

由于前期第34师团没遭受什么打击，所以临近下陂桥地带时，王耀武的侦察人员远远瞭望，目击整个日军呈“一”字形通过，走了好几个小时。

守下陂桥的是第57师杜鼎的一个团。

杜鼎的部下赵相卿少尉带部队扼守桥头，激战中，他的左手指被日军的手榴弹炸飞三个，依旧半步不退。继而张贤宗中尉接替赵，又战死桥头。下陂桥位置关键，战斗愈加激烈。其间，王耀武亲带预备队驰援杜鼎，反击亦达七次之多。

下陂桥战斗激烈，一日内中日两军伤亡均在4000人以上。

在罗卓英的战术里，于节节消耗中吸引日军到上高，在周边对其进行反包围。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正面王耀武的部队在上高发挥如何；二是日军进入第三线决战区后，其他原来在一、二线作战以及从别处调来的增援部队，即刘多荃第49军、李觉第70军和韩全朴第72军（另一支部队夏首勋第78军还在外围），能不能及时转回对日军进行反包围。

从后来的战况看，友军按部就班地回转决战阵地，得益于王耀武第74军在正面长时间的坚守。一位目击此战的战地记者曾这样断言：“救上高事小，救全部反包围战局事大，假定没有王将军在上高正面这样硬顶，反包围势态无由形成，战斗的结果更不称其为精彩。”

在这里，可以对比一下第一长沙会战中的江西分战场。

当时，第106师团在罗卓英第19集团军、卢汉第1集团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中从容转战，最后中国军队不但没把该师团拿下，还叫他们攻到作战计划中预定的最远端（在王耀武第74军增援后才给他们一定的打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正面的部队没能顶住，两翼包围的部队又不能及时跟上。日军虽相对人数少，可每打当面的中国军队时，却处于优势地位，最终得以各个击破。

现在，为给王耀武打气，罗卓英派出自己的警卫营到一线支援。同时，针对战局变化，罗下令：“对锦江南岸的池田旅团主力采取攻势，对北岸的大贺师团采取守势，确保上高城。”

刚才说过，攻打白茅山的还有池田旅团的两个大队，但该旅团主力仍滞留在锦江南岸。池田带着部队在锦江南岸转悠的时候，一度攻占了独城东南的泉港，并分出一个大队留驻，以掩护主力部队的侧翼。现在，这个大队正遭到李天霞第51师一部和第49军王克俊（行伍出身，四川广安人）第26师一部的围歼。前者正面强攻，后者协助侧击，该日军大队被一举击溃。

追击中，王克俊所率第26师表现突出，将日军残部追到一个叫蜀家堎的地方，经三天两夜的围攻，最终将其全歼（战后罗卓英对并非中央军系统的第26师评价颇高，称其“战力极强”）。该师机枪手曾天耸在此战中射杀包括小队长在内的多名日军后牺牲，他是位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在那个时代，无论是空军还是陆军，都可以看到从南洋归国参战的华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都血洒疆场，为他们的故国奋勇捐躯了。

按照最初的计划，池田旅团沿锦江南岸逼近上高，但由于被李天霞第51师各种堵截和夹击，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急着跟江北的第34师团会合。不过，就在池田主力（其实已经是残部了）好歹也渡至锦江北岸与大贺师团合流后不久，那位师团长扭过头来对池田说了一句话：“兄弟，你还是带着部队重新回到锦江南岸吧。”

池田脸差点绿了，问：“为什么啊？”

池田脸差点绿了是有道理的，因为会战开始后，他们先由东到西渡过赣江，接着又从北到南渡过锦江，随之再由南到北渡过锦江，这一次又要他们再从北到南渡过锦江，他脸紫了似乎也不为过。

大贺说：“转进到南岸，不叫那里的中国军从容北渡，有利于我率师团早日攻下上高。”

没办法，虽然两个人没有上下级的关系，但大贺毕竟是师团长，池田最后只好从了，如果他再甩袖子走的话，这仗还真就没法打了。大贺拍了拍池田的肩膀，叫他注意一下锦江南岸的华阳渡口。由此看来，大贺的脑子这时候多少还有点清醒。此时，锦江大桥已被炸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日军控制附近的华阳渡口，将对基本结束南岸战事而往江北上高方向集结的中国军队大不利。

几乎在同一时间，王耀武也把目光落在华阳渡口。

王耀武命李天霞迅速分出一个团去控制华阳。李得令后，叫野战补充团以最快的速度奔赴这一渡口。

团长胡景瑗说：“如完不成任务，我直接投锦江。”

李天霞微笑，说：“我不要你投锦江。”

胡景瑗心里就有些温暖。

李天霞说：“我要你提头来见。”

胡团长愣了一下，一个立正，说：“是！把头给师长！”

李天霞又一笑，随即正颜，道：“谁要你的头？我要你把鬼子的头取来，快出发！”

胡景瑗带着野战补充团的战士急速奔向华阳。

该部士兵虽来自补充团，但一个个生龙活虎，丝毫不亚于建制团里的战友。

日军到来前，该团的先锋排已抢占渡口旁的华阳峰阵地，随即侧击重新南渡的日军，扼住了渡口，使援军不断开往上高方向，为最后在上高地区对日军进行反包围立下大功。

上高一战，李天霞第51师战功最大，可攻可守，同时保持着强大的机动作战能力。后来，罗卓英总结战役得失时曾这样说：“李天霞及余程万师控制部队，在华阳及下陂桥争夺战时，均以一小时十四五里之行军速度，在敌机轰炸下向任务迈进，结果均能争取时间上之先机与空间上之有利事态，不但转危为安，且能歼敌取胜。”对整个锦江南岸的战斗，罗卓英的评价则是：“每一接战，均如摧枯拉朽，动辄演成局部歼灭战。”所以，最后认定战功时，罗卓英认为：“我锦江南岸的部队，实居首功。”

对于池田来说，噩梦还没结束。

池田带着部队费尽力气，终于又渡回锦江南岸，但夺取华阳渡口不得，在李天霞和刘多荃两部的夹击下越打越没信心，又开始收容士兵，准备再一次渡到江北，总之一句话，非要向第34师团靠拢。渡江时，被李天霞的追击部队击沉15艘满载士兵的船艇，将近300人葬身锦江。至此，日军狼狈之相毕现，正像上面提到的那位战地记者所言：“这是我们最快意的一次狩猎。”

3月24日，王耀武下令，叫李天霞率第51师渡到江北，向正面日军的身后高安进击，切断其归路。此时，王陵基派过来的另一个军夏首勋第78军已赶到上高以北，牵制住了退回安义的第33师团。上高方向，余程万第57师和张灵甫第58师仍在与敌激战。刘多荃第49军也已经渡到江北，李觉第70军和韩全朴第72军都已靠近上高，大贺师团进入口袋已成定局。

为便于指挥，罗卓英命令第70军第107师和第49军第26师也归王耀武指挥。

在电话里，罗卓英问：“佐民，最后一击，有无把握？”

王耀武说：“总司令放心，必取最大战果！”

这些日子，在上高城外的军部，每天王耀武合眼几无超过4个小时，人已瘦了一圈，他知道这一战对江西局势意味着什么，更知道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于公于私，他都必须倾其全力。

中国军队开始收网。

日军开打时，三路并进，采用的是“分进合击”与“中央突破”相结合的战术。第33师团打着打着提前脱离战场后，第34师团右侧背已暴露；池田旅团被李天霞打散后，其左侧背亦已空虚，整个“分进合击”的战术已不复存在，而演化成孤军深入的危险势态。

即便如此，大贺茂仍无撤退的打算。

大贺跟樱井德太郎商量后认为：无论后面和左右侧背有多少中国军，只要能击破正面的第74军核心阵地，然后再行反转，周边的中国军仍会陷入崩溃。

就在这时候，继李觉第70军第107师到达上高不久，兄弟部队唐伯寅第19师亦转进而来，在途中顺便袭击了设在毕家地区的第34师团司令部和附近的日军野战医院以及辎重部队，斩获颇丰。大贺惊魂未定，其下属认为他要下令进行所谓反转撤军了，但事实是没有。

当然，第34师团孤军不退，也不排除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面子因素。

侵华战争开始后，日军胜多败少，养成的习惯是任意攻击中国军队，对侧背相对不太重视。在上高，当大贺后来发现已经骑虎难下时，怕一旦撤退，丢了“皇军的面子”，于是硬撑着，他们的局面终于不可收拾。

现在的情况是，第34师团如愿以偿攻到上高城下，但就是无法击破当面的第74军主力。与此同时，已经渐渐陷入第74、72、70、49的包围。因为在3月24日午后，大贺茂得知李天霞的部队出现在身后的高安，截断了自己的退路。现在，他终于回过神来，明白了这一切：自己的一步步，都是跟着中国军队的节奏打的。于是，他连死的心都有了。可现在，不是他要不要死的问题，而是他的部队能否活着逃出上高的问题，因为参谋长樱井德太郎告诉他：“我们的战术不灵了，师团已被完全包围在东西15公里、南北5公里的狭小地带。”

此时，武汉的第11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在干什么呢？

虽说他马上就调到别的地方了，但调走前如果真的遭受一场大败，觉得这脸还是丢不起，怎么说第34师团也是他第11军下面的部队。所以，当得知第34师团陷入绝境时，他电令已退回安义的第33师团重新出发，去解救第34师团于危局，同时，派新任军参谋长木下勇连夜飞往南昌指导作战。

木下在天上飞的时候，王耀武命令上高守军全线出击！

3月24日傍晚六点，锦江北岸上高一线的反击开始了。前面提到的第107师的邹营长也终于等来了机会。其中，守备上高的第57师在余程万的率领下分六路发起反击；张灵甫亦率第58师分四路合围。

第34师团的日军开始溃退。

打仗靠一口气，假如这口气没了，一切就都不灵了，对鬼子来说也是这样。

现在，第34师团的这口气就泄了，溃退一旦出现，就收不住了。这种场面，参加过多次战役的中国老兵很少见到。

邹营长的部队奉王耀武之命，作为第二波出击部队，攻击撤逃日军的侧面。

不过，由于第一波反击部队已把日军追打得落花流水，所以邹营长所在的部队最后只起到清扫战场的作用。尽管如此，搜索过程中，还是一下子捕获了十几名掉队和受伤的日军。

3月25日凌晨，罗卓英下达中国军队总反攻的命令。

这时候，日军由溃退变成了崩溃，路两边的稻田、山坡，布满凌乱的脚印、马蹄印，以及丢弃的各种辎重。

在罗卓英和王耀武的调动下，上高城下的第74军余程万第57师和张灵甫第58师在中路，向杨公圩、官桥追击；刘多荃第49军向高安方向追击；李觉第70军和韩全朴第72军向安义、奉新方向追击。

日军崩溃之初，大贺茂派了一个残余七百多人的大队做突围主力，妄图撕开一个口子。但是，这支大队撞见了第49军王克俊第26师，被封堵后，死伤一半，剩下那一半，三百多人，又被王师追着打了回来。

这几乎是日军在上高之战中最狼狈的一幕了。

圆部和一郎不是叫第33师团再行出动去营救大贺茂吗？但该师团却没出动主力，樱井省三只派出了一个联队。到3月27日，这个联队趁李觉第70师移动时，占领了棠浦，跟从上高溃下来而跑得最快的一部分日军会合，接下来向棠浦、上高间的官桥方向派出接应部队。

罗卓英在追击调度上还是非常迅速而果敢的，立即进行第二次包围，重新占领棠浦，进而横击从官桥向村前街（棠浦在两地之间偏西北）方向溃逃的日军。后来，作战检讨时，重庆方面特别提到这一点：“对突围敌人，能适时完成二次包围，追击战斗猛烈果决。”长沙的薛岳在最后关头也派出欧震第4军驰援上高，但已经晚了，该部还没到达战场，整个会战已结束。

第33师团那个联队倒是起了作用，似乎觉得他们的师团长以前有点对不住大贺茂，在官桥一地掩护第34师团残部经村前街东逃。

溃逃的大贺残部，师团司令部在最前面，后面是行李部队、山炮部队、病院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这个序列后来遭到已到南昌的木下勇军参谋长的痛斥，认为师团司令部有失风范，在危险时刻自己跑到最前面，倒把野战医院的伤兵扔在后面。

27日当晚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第34师团陷入万家岭第106师团般的悲惨境地。

中国军队三面围住日军。从锦江南岸渡江北上的刘多荃第49军形成一字长蛇的侧击阵形，日军疲于奔命，难以招架。

这成为日本陆军史上为数不多的死亡之春。

更悲剧的是，大贺带人走着走着，一不小心，转移到李觉第70军预备第9师的守备区域，当天亮发现自投罗网后，他陷入一种无语的绝望。

3月28日凌晨，天还没亮，在连绵不停的大雨中，张灵甫第58师的追击部队在狂奔中追上日军的野战医院，护卫日军医院的是野炮兵第8中队，指挥该中队的是一个叫六角的少佐，职务是大队长。他向所在旅团求援，却接到一个叫他愕然的答复：“因情况紧急，放弃第8中队，大队主力立即向旅团司令部靠拢。”对日军来说，极少在战场上丢下一支部队不管，但这种情况在上高会战中出现了。

由此可以看出，第34师团已如惊弓之鸟。

六角少佐的野炮兵第8中队陷入绝望，又向附近的第216联队的一个步兵中队求援。

幽暗中，该步兵中队听到野炮兵的呼喊声，但始终不敢压上去解救。天亮后，他们准备再救援时，自己遭李天霞第51师的两个连围攻。而此时，六角少佐野炮兵第8中队的一百多人以及野战医院负隅顽抗的二百多名伤兵，全部被张灵甫的部队歼灭。

在高安一带，李天霞第51师又对大贺残部打了个伏击，其实已经不能称为伏击了。

最后，在工兵部队保护下，大贺茂一行人侥幸地闯过高安，进入安全地带。他回过头，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伤员，排了整整8公里长。

大贺于4月2日逃回南昌，看到冷脸等他的军参谋长木下勇。

对日本人来说，第34师团被救了出来，但第33师团派出的那个营救联队在泗溪北五公里处的虎形山遭中国军队侧攻，伤亡不小，虽然在4月2日回到安义，但丢下了74名士兵。在一次中型战役中俘获日军74人，在当时是个很大的数字。

会战结束后，罗卓英在第一时间给薛岳去电，一是报捷，二是要求战区继续派出增援部队，顺势攻南昌。看得出来，老罗意气风发。薛岳呢，无意取南昌，而是召回了半道上的欧震第4军。

罗卓英跟王耀武说：“薛伯陵有时固执得没章法。”

会战结束当天，罗卓英带着王耀武去第74军野战医院看望伤兵，很多士兵身上都有刺刀伤，有的身中七八刀之多。

一个连长问：“长官，我是参加过两年前的南昌外围战的。但这一仗，我们怎么赢了？”

罗卓英看看王耀武，后者未语。

罗继而慢条斯理地总结：“此战敌寇虽进攻在先，但主动权却掌握在我手中。前期内线作战得当，后期转为外线包围。作战中，一、二线诱敌深入，三线围歼决战，继而反转追击，磁铁战术也！其间虽有危情出现，但纵观全局，我指挥部始终主宰战场。正面部队，王将军第74军抵抗坚强，使包围轴稳固，回师参加反包围的部队得以从容转进，逐次收紧口袋。过程中，能够大胆转用兵力，从非正面最大限度地抽兵，运用于最后的反包围中，打破了过去以同等兵力或劣势兵力对优势敌军不能行包围战的心理。”

罗卓英继续说：“当然，士兵作战勇敢是重中之重。因为战斗保证战术。没有勇敢的战斗，何来战术的成功实施？”

此外，他特别提到一点，就是畅通无阻的通信起到重要作用，使集团军总司令部牢牢掌握着各个部队，下面的军部又牢牢掌握着各个师，以此类推，处处获先机，保证了兵贵神速。

罗卓英说得一点也没有错。

后来，罗卓英一直拿上高会战跟坦能堡会战做比较，认为是该会战的翻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俄两军会战，德国人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指挥下，开始以内线作战，先击溃俄军两翼，最后合围中央主力，取得辉煌胜利。

说起来，上高会战中，罗卓英有一个战术用得非常对头，那就是当日军南北两路先于中路开始进攻后，中国军队尤其是北路方面，进行了离心转向，虽然实施过程中有点仓惶，但却始终与日军接触，这样一来，就使得日军只能前进，离上高地区越来越远，而不能与中路合击，初步分化了日军三路并进的战术。

最后，罗卓英也提到：敌人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缺乏统一的指挥机关，导致三路日军之间没有协调。

正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八中全会的蒋介石闻得上高大捷后非常兴奋，第一句话是：“罗卓英终于打了个大胜仗！王耀武亦会用兵，果然没叫我失望！”

第19集团军给重庆军委会的《上高会战作战详报》中标明：第51师毙杀日军1223人；第57师毙杀日军1007人；第58师毙杀日军907人。这个数字自然会超过日军战报上的数字，但关键是日军战报上的伤亡数字也常常压缩。

无论如何，上高会战胜负分明。

何应钦当然也非常兴奋，虽然会战的集团军总司令是陈诚的人，但战功最大的王耀武被他认为跟自己最近，故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最高赞美给了第74军：“上高之战在今后作战指导上非常重要，其影响之大，莫可比拟。敌人采取分进合击态势，即可谓外线作战。我军始终固守上高一带既设阵地，依内线作战之原则，先击溃其夹击之一翼，然后转向其主力包围攻击，遂将其各路兵力悉行歼灭，可谓为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

何应钦进而向记者表示：“我过去抗战宗旨，为敌人一日不退出中国领土，我一日抗战不止；而今（上高会战）后则敌人一日不退出中国，我必须进而消灭它。”

兴奋中的蒋介石，破天荒地将这一会战的具体细节电告各行营和战区一把手：

西安熊代主任（西安行营代主任熊斌）、洛阳卫长官兼总司令（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兴集阎长官（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桂林白主任（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上饶顾长官（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柳州张长官（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老河口李长官（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恩施陈长官（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曲江余长官（第7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兰州朱长官（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昆明龙主任（昆明行营主任龙云）、苏鲁于总司令（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

“罗总司令指挥适切，能放胆集中优势兵力，彻底包围歼灭敌人。而3、9战区作战地境之变更，能使该方各军在统一指挥下，迅速向一地会战，亦为战捷主要原因。指挥官坚毅果决，始终严厉贯彻包围歼灭之企图。对突围敌人，能适时完成二次包围，追击战斗猛烈果决。能完成包围事态之主要功绩，由于74军能依既设阵地，韧强抵抗，求得时间余裕，以待友军之合围……”

重庆军委会嘉奖参战部队，功居首位的第74军荣获最高荣誉蓝底白色飞虎旗一面。李天霞第51师在锦江南岸作战精彩获“第1号武功状”（从1941年春到1945年春，军委会共颁发陆海空军武功状107张，其中李部以获14张而居首。包括上高的这“第1号武功状”和雪峰山会战的“第107号武功状”），余程万第57师守卫上高坚韧获“第2号武功状”。第58师没得到表扬，以副师长代理师长的张灵甫有些郁闷。

王耀武统一指挥出色，获青天白日勋章。

锦旗和勋章由专机从重庆运抵长沙，随后由长沙飞车送至上高，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并不贪功，他代表军委会向王耀武颁发勋章时诚挚地称第74军为“抗日铁军”。后经媒体报道，这个称号开始流传。

上高是第74军的辉煌之地。

后来，王耀武也给自己的部队起代号为“辉煌”。

开战后，鉴于日军对中国各部队的番号比较熟悉了，所以重庆军委会要求各部队自己起个代号。比如，第4军以“抗战建国”为代号，第84军以“发扬光大”为代号，第54军以“还我山河”为代号。

四个字的代号，其第一个字往往为军部代号，其他三个字为所辖三个师各自的代号。代号也有两个字的，比如后来的中国远征军新编第22师代号为“湘涛”，第10军以“泰山”为代号。至于第74军，除军部代号为“辉煌”外，第51师代号为“文昌”（1942年9月浙赣会战后改“前矛”，因该部以能攻著称），第57师代号为“徐闻”（后改“虎贲”，常德会战后再改“常德”），第58师代号为“榆林”（后改“激扬”）。

会战后，日本第11军司令部的参谋们开始重点研究王耀武的支部队，并冠以代号，称之为“虎”，认定第74军为“重庆中央军之最精锐部队”，以至于在随后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出现前面提到的特别针对该军而改变作战计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