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独分子”陈方安生，在亲英的路上越走越远，两面派的人生让她得到了什么？她现在活成了一个笑话了吗？

陈方安生出生在一个家教严明的家庭，她的祖父方振武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身经百战的抗日将领，为国家浴血奋战，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她的母亲方召麐则是中国画坛上广受尊崇的艺术家，曾师从画坛巨匠张大千，画风独特，深受赞誉。

1948年，年幼的陈方安生随父母定居香港。在这里，她接受了全英式教育，从小便流利地掌握英语，心向英式文化，

这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她的思维和价值观。随后，她考入香港大学，专攻英语和英国文学。

她对英国文化的深深迷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充满了憧憬，而对中国文化反而表现出一丝疏离和冷淡。

1962年，大学毕业后的陈方安生抓住了进入港英政府的机会，成为了香港政府中的一名政务主任。

这份工作在当时对华人来说几乎是难以企及的职位，尤其是在那个几乎只有英国人掌握话语权的年代。

作为首批进入港英政府的华人女性之一，陈方安生的仕途因其聪慧、圆滑的性格而显得尤为顺利。

在工作中，她非常注重与上级建立融洽关系，逐渐在港英政府中赢得信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提拔机会。

凭借勤奋与精明的工作态度，迅速从一名普通的政务官员，成长为掌握实权的政府高层人物。

与此同时，陈方安生在香港社会中也逐渐声名鹊起，被认为是未来香港政坛的希望。

随着她职位的提升，公众对她的期待也与日俱增，许多人认为她有能力为香港带来积极的改变。

尤其是那些华人社群，希望她能在港英政府中为华人争取更多的权利。

1980年，当时的陈方安生已经在港英政府中小有名气，并在多个重要部门担任高级职位。

她八面玲珑的处事风格、对英方政策的理解和服从，获得了英国政要的青睐，成为英方在香港行政系统中的“特殊华人”。

1984年，她被提拔为社会福利署署长，成为香港历史上首位女性署长。

在这个位置上，她不仅掌管着香港的福利政策，还以一种“亲英”姿态代表港府参与了《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仪式。

在港英政府的庇护下，陈方安生的仕途如鱼得水。她在香港担任多个政府部门的领导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政务经验。

同时也在港英政府的支持下，借着每一个重要职位不断向上攀升。1987年，她被选派到英国皇家国防研究学院进修。

这段时间里，她与英国政界的高层关系变得更加密切，甚至在英国高层心中树立起一个“亲英”的坚定形象。

留学归来的陈方安生迅速受到了时任港督彭定康的提拔和重用。

1992年，她成为公务员事务司，之后短短一年内便被提升为香港布政司，成为港督之下的“二号人物”。

在担任布政司期间，陈方安生不仅在政策上维护英方利益，还在多个项目上采取英资优先的方式。

例如，她主导的九号货柜码头项目，采取了直接交付英资公司、不公开招标的方式。

这一决定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也让不少爱国人士感到愤慨。然而，她并不在意这些负面评价，

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唯有继续忠实地执行英方的利益，才能确保她的地位更加稳固。

在此后几年中，陈方安生在香港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愈加巩固，她依然是一副“亲英”的姿态，

在公共场合不遗余力地宣扬英式价值观，强调所谓的“民主自由”理念，试图通过这些话题影响公众。

然而，随着香港回归的日期日益临近，陈方安生逐渐意识到英方终将撤出香港。

她在公开场合逐渐调整姿态，开始宣称自己是“爱国者”，多次公开表达对祖国的“深厚感情”。

在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陈方安生身着一袭红色套装站在典礼的最中心位置。

许多人认为，能够站在中英两国官员中间的陈方安生，已然成为了“一国两制”下港人治港的重要代表。

她在公开采访中自信地表示，她身边的官员都是她的团队，站在C位“理所当然”，

她一方面试图赢得北京的信任，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塑造了“香港关键人物”的形象，显然已将自己视为未来的权力继承人。

回归后，陈方安生被任命为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继续掌控香港核心的行政事务。

这个职位相当于回归前的布政司，依然是仅次于特首的“二把手”，几乎在香港政务方面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然而，随着她权力的巩固，她的野心也逐渐显露。她一方面迎合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则不断向英美等西方势力释放善意。

然而，陈方安生与首任特首董建华的关系却并不和谐。

回归初期，董建华试图实施一系列的政策改革，致力于推动香港与内地的融合，解决香港积累已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然而，陈方安生却对董建华的许多提议持保留态度，甚至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公然反对。

在母语教育改革方面，董建华推动香港学校使用中文教学，以加强本地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促进两地交流。

陈方安生却坚决反对，坚持保留英文教育的地位。

此外，陈方安生在香港和内地的合作项目上也屡屡设置障碍，阻挠粤港澳大桥等重大基建项目的进展。

她借口繁琐的审批程序和“保留香港独立性”的立场，反复拖延，甚至在关键环节上否决提案，使得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进程步履维艰。

2000年，她从政务司司长的位置上退休，结束了她在港府中的官方身份。然而，她并未就此退出香港政治舞台，反而逐渐走向反对中央的极端立场。

陈方安生在这一时期与多个西方反华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她多次赴美参加听证会和研讨会，

与美国政界、非政府组织和智库的要员密切接触，积极向西方宣传“香港人权问题”，将香港内部的问题国际化，试图引起外部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涉。

她频频与欧美政要合影，甚至在海外的公开场合发表言辞激烈的演讲，试图让西方国家介入香港事务。

在一些场合，她甚至抹黑中国内地的形象，将自己描绘成“香港民主的捍卫者”，以此获取西方反华势力的赞赏和支持。

在香港的反修例事件期间，陈方安生作为幕后“推手”之一，更加积极地支持激进势力的暴力行动。

她与“祸港四人帮”成员之一的黎智英、李柱铭等人密切合作，策划、推动反政府活动，为暴力分子提供资金支持和舆论背书。

她鼓励年轻人走上街头，宣扬所谓的“自决权”，煽动反中央的情绪，将香港推向混乱和对立的深渊。

不仅如此，陈方安生还频繁地向西方国家递送各种所谓的“人权报告”，将香港的内部问题描述成“人权危机”，呼吁西方政府对香港事务施加压力。

陈方安生将自己置于西方势力的中心，通过制造分裂、煽动对立，以此来达成其破坏香港稳定的政治目的。

如今，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陈方安生的政治活动逐渐受到了约束，香港社会也在渐渐恢复秩序。

她曾经的家族荣耀、辉煌仕途以及个人魅力，早已在一场场的政治对抗和背叛之中消耗殆尽，换来的却是晚景凄凉、亲情破裂、形单影只。

她的祖父方振武曾是一位为国家而战的民族英雄，家族中不乏爱国名流，她的家人无法接受这样的“叛逆之举”。

一些家里亲戚甚至公开表示不再认同她的行为，也不再支持她的政治立场。

陈方安生的弟弟方黄吉雯，曾是她的亲密家人，也是她最信任的亲人之一。

然而，由于不满姐姐的政治立场和行为，方黄吉雯逐渐与她断绝了联系。

晚年的陈方安生时常参加一些私人聚会和小型活动，在这些场合，人们更多的是对她的冷漠与疏远，少有人愿意听她发言。

她的晚年生活中，不再有往日的鲜花和掌声，剩下的只有淡淡的冷清和孤独。

信息来源：

环球时报|《乱港头目陈方安生退出政坛，港媒：是反对派阵营倒下的第一块对米诺骨牌》

环球网|《乱港头目正吃饭，被102岁婆婆痛斥！》

环球时报|《乱港头目陈方安生宣布会退出政坛，搅乱香港一句退下就像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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