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工银瑞信的一纸公告，在业内掀起了一阵波澜。

据工银瑞信披露，此前管理着工银新兴制造、工银物流产业及工银优质发展等多只主动型产品的基金经理张宇帆，已于1月27日因“个人原因”离任工银瑞信，并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资料显示，张宇帆早在2007年便加入工银瑞信基金，是工银瑞信自主培养的中生代基金经理。

2016年，张宇帆开始管理工银物流产业，由此开启基金经理生涯，而工银物流产业在后来也成了张宇帆的代表作：2021年，工银物流产业通过押注新能源车一举成名，当年斩获了37.88%的收益，排在同类740只基金中的38位，跻身同类前5%。

作为对比，2021年同类基金的收益为9.55%，沪深300指数的收益则为-5.2%，可见工银物流产业远远跑赢了同类基金和沪深300指数。

当然，随着2022年新能源车板块集体走弱，工银物流产业也有过大幅回调，当年收益仅为-24.28%。

不过，经历短暂的低谷后，工银物流产业很快又“支棱”起来了。2023和2024年，工银物流产业分别实现收益-4.06%和26.35%，同类排名分别为182/952和41/1011，同期同类基金的收益分别为-11.57%和3.91%，沪深300指数的收益则为-11.38%和14.68%，

作为在工银瑞信任职了17年的老将，张宇帆的突然离任难免让人感到唏嘘，不过老将离职其实并非孤例。据侃见财经梳理发现，2022年以来流失的基金经理超过10位，其中包括袁芳、黄安乐等表现优秀的基金经理。

张宇帆的离职，只是工银瑞信人才流失潮中的冰山一角。

据Wind数据统计，在2022年至2024年间，工银瑞信共计有15名基金经理离任，在行业基金经理离任排行榜中排名第6。

而这些离任的基金经理中，不乏曾经“星光熠熠”的明星基金经理。

例如袁芳，作为曾经的工银瑞信“一姐”，袁芳的管理规模峰值接近500亿，占工银瑞信当时混基规模的近四成，其代表作工银文体产业A任职期间回报超过200%，属于同类基金的前5%。2022年袁芳的离开，直接导致的工银瑞信混基规模大幅缩水，至今未恢复元气。

例如黄安乐，作为工银瑞信的前权益投资总监、市场中极其稀缺的“双十”基金经理，黄安乐执掌工银中小盘成长期间年化回报超过20%，行业排名前5%，但黄安乐也在2022年离开了工银瑞信，其离开对工银瑞信的投研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

还例如闫思倩，作为工银瑞信中生代基金经理中的黑马，闫思倩管理工银新能源汽车混合A期间任职期内的回报达到了306.25%，堪称新能源赛道最犀利的操盘手之一。同样也是2022年，闫思倩从工银瑞信跳槽到了鹏华基金，目前担任投资三部总经理和投资总监。

为了弥补老将离开的空缺，这些年工银瑞信增聘了近40名基金经理，但这些基金经理大部分从业年限都不会太长，整体投研能力有限。

除了大量明星基金经理离开之外，近年来工银瑞信的头部基金经理表现也不太好。例如赵培，作为2010年加入工银瑞信的“老人”，赵培是工银瑞信研究部副总监、医疗保健研究团队负责人，目前基金管理规模为158.45亿，而从数据来看，近年来赵培的表现并不好。

以其代表作工银医疗保健股票为例，该基金近3年、2年和1年的收益分别为-24.16%、-16.93%和-3.34%，而同期同类基金的平均收益为-8.43%、-5.2%和12.33%，沪深300指数的收益为-5.8%、-2.34%和11.35%，该基金全线跑输同类和大盘。

还例如杜洋，其同样也是在2010年就加入工银瑞信的“老人”，目前担任工银瑞信研究部能源设施研究团队负责人、基金经理。

从数据来看，杜洋近年来的业绩表现也不大好，以代表作工银战略转型股票A为例，该基金近3年、2年和1年的收益分别为-8.5%、-9.06%和7.1%，同期同类基金的平均收益-8.43%、-5.2%和12.33%，沪深300指数的收益为-5.8%、-2.34%和11.35%，同样也是全面跑输同类和大盘。

基金经理作为基金公司的核心资产，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前，“人才荒”对工银瑞信的发展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一点在规模变化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据统计，2021年工银瑞信以超8000亿的管理规模位列行业前十；但截至2025年2月24日，其规模仅微增至8284.66亿，排名亦有所下滑。

而其规模之所以能稳在8000亿，主要靠的还是固收业务，拆开各项业务可以发现，工银瑞信的权益类产品出现了发展倒退的现象。

股票型基金方面，在2021年四季度末其股票型基金的规模为917.51亿，但到了2024年四季度末规模却下降至446.02亿，3年过去规模直接腰斩；而在混合型基金方面，2021年四季度末其混合型基金的规模为1214.81亿，到了2024年四季度末规模下降至542.85亿，同样也是腰斩。

那么，为什么明知核心基金经理流失会对业务造成影响，工银瑞信还是陷入了“人才荒”的困境之中呢？这背后跟其业务机制有很大的关系。

资料显示，工银瑞信长期奉行“平台化、团队化、一体化”模式，设立15个能力中心和4大研究板块，试图以系统力量弱化对明星经理的依赖。有媒体将工银瑞信的研究体系比喻为“井田制”，私田就是消费、医药、能源设施、TMT、金融地产等多个行业研究小组各自管理的行业主题基金，而公田则是全市场选股的基金，当一名基金经理的管理范围从行业主题基金跨越到全市场基金后，其可以依靠工银各个小组几乎覆盖全行业的研究成果。

诚然，这种类似于工业化的投研体系在固收领域可以发挥出很好的效果，但在权益投资中却显露出“削峰填谷”的副作用，因为权益类产品高度依赖基金经理，想要挖掘出好的个股本来就需要经过基金经理自身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而在这种类似于工业化的投研体系下，基金经理的布局会越来越大众化。

除了业务机制的限制以外，银行系基因带来的晋升天花板则是引发工银瑞信“人才荒”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晋升结构上，总经理级别职位是基金经理的主要晋升目标，但对于工银瑞信而言，总经理或副总经理多为工商银行背景。

据报道，工银瑞信的历任副总经理基本是工商银行背景出身，并且多数同时兼任工商银行其他子公司的董事或高管，某位副总经理卸任后，便会由另一位有相似背景的人员继任。其中仅有的三位工银瑞信基金经理，戴勇毅、杜海涛和江明波，都是从工银创立便在任的肱骨老臣。

整体而言，虽然工银瑞信是一家坐拥8000亿管理规模的巨型公募，但庞大的管理规模背后却暗藏着许多问题。过去，工银瑞信背靠工行强大的渠道销售能力，即便明星基金经理出走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背靠工行的优势已经越来越不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工银瑞信迫切需要改变以往“重平台、轻基金经理”的想法，毕竟好的权益型基金是靠人管出来的，而优秀的基金经理更是万中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