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汉口，我们经常骄傲地称之为“东方芝加哥”。但这个称呼是谁提出来的，是中国人，是英美人，还是日本人？是出于何种目的提出？大家却很少探究。

最近翻看一些汉口的旧书籍，我发现了这个源头，其提出者居然是当年汉口日本领事馆领事。

上个世纪初，日俄战争后，在日本有一本书刚刚出版，即引起了日本有关部门的注意，那就是《中国中部事情·汉口》。这本书的作者是水野幸吉，1873年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毕业，随后不久，即进入日本外交界。1901年，调任日本驻芝罘领事馆领事，被誉为日本华北外交三杰。期间，他传递相关情况，配合日军旅大登陆有功，被授予旭日章。

1905年9月，日俄战争后调任汉口领事馆领事，在汉口广泛勘察，写下了《汉口》一书。1907年底，又调任日本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1911年，再度来华，担任日本驻中国公使馆一等书记官。

明治四十年（1907）5月，在阐述写作《汉口》一书缘由时，水野幸吉自述道，“对各方材料收集已一年有半，但由于公务繁杂，一直未得闲暇付诸于笔。是指京汉铁路开通、长江航运日益发达，对于汉口之将来，常称为本邦人不觉于口之话题。为此，日益感到撰写此书之迫切和必要。正值此时，笔者患病，不得不回国养疴……在热海之滨、箱根山中，违背医嘱，终成此书。”

也就是说，一条铁路通南北、一条大河通东西使得汉口地位日趋重要，而日本国人重视之，是敏于洞察时势的水野幸吉抓紧时间写作的最大动机。当然，其前期一年半的资料搜集是写作的基础。而且，资料来源途径亦是多样，如领事馆报告、清朝海关、通商汇撰及一些西洋书籍，可知日人情报搜集的严谨性（除了日本领事馆，汉口“乐善堂”与“同文书院”也是著名的日本涉华情报机构）。

同时，此书并无多少文学性语言，而是完全以数据支撑的涉及汉口各个行业的调查报告，这甚至要超越清朝相关笼统性数据统计（令清代乃至后代奉行“假大空”原则的官员们汗颜）。毕竟要想对抗敌人，就要做到比对方自己还要了解对方，但从资料搜集角度来讲，水野幸吉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

正是在这本书中，水野幸吉第一次提出了“东方芝加哥”的概念。他写道，“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的确如此，不仅仅是水野幸吉这样称呼汉口，英国人所著的《海关十年报告》中对汉口也发出这一称谓。

水野幸吉调查与夸赞大汉口之目的，并非像大唐时代的日本留学生倾慕华夏的美好，而是有着自己的动机。日俄战争，也被称为零次世界大战，东方小国首次击败西方强国，日本从俄国人手中取得了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这是日本人继甲午战争后的又一次“胜利”。他主张日本应进一步扩张，明治四十年（1907）他写道，“值此之际，长驱直入、以图扩大利权之范围，乃是自不待言之事……满洲只是支那问题之局部，并非全局。其最大且尚未完全解决的清国问题乃是争夺中国腹地即扬子江流域的利权之问题。此对于帝国最终解决中国事情，宿命性地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他认为，“汉口乃长江之眼目，清国之中枢，制中国中部于死命之地，由此，帝国必须要染指于此、经营于此；此乃帝国不可回避之使命。”

可以说，水野幸吉是将汉口视作日本军国主义砧板上的“一块肥肉”，是必须要夺取的。

事实上，在《汉口》一书即将出版前，水野幸吉已然推动实践了他的设想，即扩大了日本在汉口的租界。1907年2月9日，江汉关监督桑宝与水野幸吉签定了《日本添拓汉口租界条约》、《扩张汉口日本居留地决定书》），将日租界下移150丈，新增面积376.25亩，汉口日租界总面积扩大了一倍多，达到了622.75亩。两年（水野幸吉已离开汉口）后，日本开始在汉口租界大规模建设，沿江修建了三菱码头、海军码头、福安码头、日信码头，并按日本样式建设市街，先后建成中街（胜利街一段）、山崎街（山海关路）、成忠街（张自忠路）、平和街（今中山大道一段）等。

后来日本侵华战争的路线，也印证了水野幸吉的说法，在淞沪会战后，日本即开辟了第二战场，即沿着长江逆流而上，从扬子江两岸进军武汉，引发了正面战场规模最大的武汉会战。但出乎日人意料的是，占据中国之“眼目”后，中国人并没有放弃抵抗，反而将日军拖入了持久战，进入了蒋中正和蒋廷黻预演的“圈套”，由南而北改为了由东而西，继而固守大西南，等待良机，正面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最终赢得了抗战胜利。而此时，著有《汉口》一书的水野幸吉早在1914年5月去世。

可以说，《汉口》与“东方芝加哥”是一个旧时代的记录，也是我们可以此来警惕自我而不是爆出诸如“指鼠为鸭”等奇怪现状要世人笑掉大牙。（舒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