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
在建国35周年的阅兵式上,80岁高龄的邓公脸上挂着微笑,向战士们挥手致意。
但没有人知道的是,在邓公微笑的背后,内心却充满了忧虑。
在他看来,接下来新中国要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庞大的军队体系过于冗繁,内耗较大,根本不利于接下来的经济建设。
1984年阅兵后一个月,即1984年11月1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座谈上,邓公深思熟虑很久之后,终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大裁军。
他总结性地说道:
“这次阅兵,国内外反映很好。要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裁军是个得罪人的事,还是我来得罪吧”。
裁军的“有的放矢”上世纪60年代,为了应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尤其是我国在完成抗美援朝的对美作战后,开始逐步扩大军队规模。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我军总员额增加到了610万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
要知道军队的消耗是十分巨大的,当时我国的国力还比较弱,要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不仅老百姓需要节衣缩食,国家也不能余出过多的资金用于建设。
正是基于此,1975年,邓公在一次军队整顿工作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军队存在着“肿、散、骄、奢、惰”的问题。
而一切问题的解决,要从“消肿”切入。
为此,从1981年到1984年,办事一向果敢利落的邓公,顶着各方面的压力,硬是将军队从610万裁到了400万。
但是,400万的规模,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依然不堪重负,邓公依然不太满意。
当时邓公纵观全局、审时度势,科学的分析后认为,和平与发展才是当时世界的两大主题。
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或延缓的。
为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养那么多的军队,也没有必要像此前那般为了对战殚精竭虑。
在邓公看来,当时要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但那两个国家都还不敢打。
核心的原因有四个:
1、苏、美两家虽然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甚至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2、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在相互制约下,谁都不敢轻举妄动。
3、全世界的人民都不支持战争,包括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反对战争的,并没有大战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4、当时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在那种形势下,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为此,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裁军后的“现代化建设”正是基于以上考量,1985年6月4日,诸多高级将领云集北京京西宾馆。
在会议上,邓公发表了长达90分钟的重要讲话,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决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裁军100万。
要知道,裁军100万人,约占当时中国军队人数的1/4。
裁军100万人,对中国军队来说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是对一个庞大的机制实施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还在裁军问题上讨价还价,争论不休之时,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时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
后来,国外舆论一致认为,我国的这一做法,要完成裁军100万,是不可能的任务,不过是一种姿态,一个口号罢了。
但没过多久,那些舆论都被“打脸了”。
1987年4月4日,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当时中国代表徐信正式宣布:
“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裁减员额100万后,军队的总定额为300万!”
事实证明,邓公当年的决策是正确的,英明的。
通过精兵简政,国家有效减少了不必要的军事开支,从而得以将更为丰厚的资源调配至国家经济建设的核心领域。
后来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攀升,军队现代化建设也得到了充分的资金保障。使得中国军队在装备水平、作战能力等多个方面均实现了质的飞跃。
他敢于直面军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勇于承担改革所带来的责任与挑战,以身作则地推动了那场深刻而必要的变革。
他甚至以敢于“得罪人”的精神,助推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他也深知,一旦改革,势必会触动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但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还是面对了一切可能得挑战。
他的功绩是伟大的,值得我们深切致敬。任历史再过百年,邓公伟业仍旧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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