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从苏联回到中国后遇见了周恩来，这个名字让他感到很陌生，但这个人却给了他很多帮助，让他从一个皇帝变成了普通人，这种变化让他觉得自己活得更舒服了，虽然有些人还是把他当皇帝看。

在一九五九年的冬天，我站在中南海西花厅的时候，看见周总理和一群人坐在那里聊天，我觉得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表现自己，就一直说自己以前做错了很多事情。

周总理看出了我的不安，他很温和地对我说话，告诉我不要总是想着过去的事情，建议我写一些回忆录，给国家做点事情。

那天的谈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周总理说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中国人民翻身的事情连外国人都知道了，我连忙说是的，现在比清朝时候好太多了。

我听着周总理说这些话，心里特别感动，因为他没有把我当成敌人，反而像对待一个普通人一样跟我说话，这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可以重新开始。

有一次在崇内旅馆，一个服务员拿来两封信，说是有两个老先生要见我，我打开一看差点气晕过去，竟然是用红纸写的请安信。

这两个人一个是清朝的翰林院编修，一个是度支部主事，他们还把我当成皇帝，这让我特别生气，我当场就说不见他们。

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跟我说这说明改造人的思想真的很难，有些人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即使我这个皇帝都不想当皇帝了，他们还是改不了。

这件事让我更加坚定了要做一个普通人的想法，因为我不想再被那些旧时代的东西束缚住，我想活在新社会里。

周总理问我想做什么工作的时候，我说我想学医，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些医书，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也学过一点医学知识。

但是周总理说这个不行，他说如果我给人看病，治好了还好说，要是治坏了就会有很多闲话，建议我去做别的工作。

最后我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研究热带植物，这份工作很适合我，让我能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不用担心别人的眼光。

一九五九年我写完了回忆录，有四十多万字，周总理看了一半就说这个很有价值，但是需要修改一些地方。

他说我记性很好，而且思想有进步，因为我敢于说出自己的错误，这在以前的皇帝里是没有的。

周总理还说这本书就像一面镜子，能让人看到旧社会是什么样子，也能看到我是怎么变成新人的。

到最后，我因为肾癌去世了，周总理还为我的病费了很多心，虽然没能治好，但是他对我的帮助我一直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