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第7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

今年的戛纳，出现了这样一幕。

在主竞赛影片《神圣无花果之种》（豆瓣开分8.8）的首映礼上，伊朗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举着两位主演的照片，走完了红毯…

穆罕默德·拉索罗夫

图源：网络

早前，伊朗当局曾勒令拉索罗夫退撤片。

并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处其鞭刑、8年监禁、没收财产。

摄制组也遭到了审讯和禁足。

在此之前，拉索罗夫已多次身陷险境——

2010年，因影片的拍摄许可问题，获刑6年（最终得以保释出狱），禁拍20年；

2017年，护照被伊朗当局吊销；

2019年，获刑1年，被限制出境，且终生禁拍；

2022年，因在社交网络发表抗议言论被逮捕…

这次，拉索罗夫所要面对的刑罚，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

他选择以偷渡的方式逃离伊朗，流亡欧洲。

5月24日，拉索罗夫如期出席了《神圣无花果之种》的首映礼。

仍被禁足的主演，只能以照片的形式出席。

可以说，这部新片能从伊朗走到戛纳，再拿下“特别金棕榈奖”，本身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电影。

《神圣无花果之种》剧照

拉索罗夫创作的影像，总是充满尖锐的表达：抨击强权专政、批判国家暴力、呼唤司法公正、争取女性权利…

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对拉索罗夫的职业生涯，有着非凡的意义。

四年前，正是这部“偷拍”的影片，在柏林电影节夺得最高奖。

而拉索罗夫也因这部影片惹怒伊朗当局，被判处1年监禁——

《无邪》

电影由4个情节独立的短片组成。

同时，它们又有着统一的主题：伊朗的死刑。

短篇合集，是导演在穷途末路的创作环境之下，妥协再妥协的结果。

当时，导演处于被官方终生封禁的状态，拍电影似乎已经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导演并没有轻易言弃。

他隐姓埋名，继续创作剧本。

然后以助理导演的名义，将4部短片送审（短片相对来说比长片好过审），最终拼接成一部长片。

第70届柏林电影节，《无邪》荣获金熊奖

戏剧冲突最激烈的，当属第二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伊朗某监狱。

凌晨两点，普亚辗转反侧，焦急不已…

为期两年的兵役，刚刚开始。

但在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要去完成一个可怖的任务：踢开死刑犯脚下的板凳，执行绞刑。

在伊朗，并不是所有士兵都要常驻监狱，隔三差五处死刑犯。

普亚是运气不好的那部分人。

一夕之间，普亚的三观遭受重创…

每执行一次绞刑，士兵就能获得3天假期。

倘若违抗命令，后果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没收护照，吊销驾照，无法找工作，不能开店，家人也会麻烦缠身。

普亚的一名室友，因为不受上级待见，被困在监狱里4年，退伍之日遥遥无期…

普亚发疯似的联系哥哥和女友，想让他们托关系把自己调走。

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绞刑离普亚越来越近。

有室友提出，如果普亚拿出5000万里亚尔（约合8600多元人民币），就能代替他执刑。

这名室友的妹妹身患重病，急需用钱。

此前，他已暗中交易过多次…

可是，如此紧迫的情况下，普亚无法在短时间内把钱打到室友的银行账户。

与此同时，针对这一行为所潜在的道德危机，寝室内部起了口角之争：问题在于烂根的体制，而非被命令强制转化的刽子手。

没办法，普亚只能走向刑场。

临行前，室友塞给他一张监狱的平面图。

室友在暗示什么，不言而喻…

几十米的走廊，像几千公里那样漫长。

越向前，普亚越感觉腿软、胸闷气短。

他的双眼，蒙着晦暗的绝望。

普亚借口上厕所，趁机抢走了狱警的枪。

如果今天绞死了人，那么余生将会在深深的愧疚中度过，所以他必须孤注一掷，越狱逃生。

普亚先后控制住狱警、大门警卫，然后头也不回地朝远处跑去。

也不知跑了多久，一束车灯打在普亚的身上。

一个美丽的女人走下车。

是普亚的女友！

普亚曾向女友许诺，将来的某一天会与她私奔到奥地利，在那里支持女友的音乐事业…

两人驾驶着车，在意大利游击队歌曲《Bella Ciao》中，像邦尼和克莱德那对亡命鸳鸯一样，把城市抛在身后，向远方疾驰而去…

Bella Ciao,群星

虽然情节上并无关联，但导演似乎用《无邪》的第四个故事，回应了普亚和女友未来的命运。

一名原本有着大好前途的医生，因拒绝行刑，葬送了一生：没有驾照、禁止行医、不能出境。

女儿出生后便被送往欧洲，妻子在偷渡前往欧洲与女儿团圆时不幸遇难。

20年来，这名医生为躲避迫害，背井离乡，住在沙漠里养蜜蜂。

面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医生却不曾后悔当初的抉择：如果我回到服刑的日子，假如我不得不再次处决某人，我将再次拔出我的武器对准警卫，然后逃跑…

伊朗是每年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

滥用死刑，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伊朗，儿童犯、同性恋、艺术家、少数民族、违反着装规定的女性、“异见者”，甚至游走于街头的小偷，都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像绞刑这种，能让罪犯感受到巨大生理痛苦的行刑方式，屡见不鲜。

纪录片《德黑兰七冬》中，19岁的雷哈内赫失手刺死意图强奸她的男人，却被伊朗的舆论塑造成谋杀犯，律师拒绝为雷哈内赫辩护，“受害者有罪论”满天飞。

在监狱里度过漫长的7年后，雷哈内赫被判处“血亲复仇”——

一种被害人家属有权决定，是杀死凶手还是宽恕凶手的裁决。

也就是说，在雷哈内赫案中，强奸犯的家属，最终决定绞死受害者…

雷哈内赫的判决结果

《无邪》是2020年的电影。

电影公映的两年后，22岁的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未正确佩戴头巾而被道德警察逮捕。

拘留期间，阿米尼“离奇”死亡。

在此事件引发的全国性抗议中，死刑成为伊朗当局镇压恐吓抗议者的工具。

至今，已有多人被判处死刑。

把目光放近，今年4月份，伊朗说唱歌手图玛吉·萨利希（Toomaj Salehi）因一些声援阿米尼的歌词，而被判处死刑。

不公正、不透明的审判，仍在持续上演…

更可怕的，是环境对人的异化。

荣获柏林电影节最高奖的伊朗电影《出租车》，有这样一场戏。

出租车上，两名互不相识的乘客就小偷该不该被判死刑，展开了讨论。

男乘客认为：小偷是道德败坏之人，会危害社会，必须判处绞刑，以儆效尤。

更何况，比盗窃更轻的罪名都能被绞死。

如果小偷一直猖獗，一定是执法不当的锅…

女乘客辩称：对只是盗窃了汽车轮胎的小偷判死刑，未免太过于草菅人命，这样做完全失掉了法律应有的尺度。

透过现象看本质，揪根源问题，才是正解…

这个对立场面，何尝不是伊朗社会的缩影。

正如电影中，导演借由普亚室友之口，对腐坏体制的控诉——

这是伊朗，这里没有法律，只有金钱和裙带关系。

There Is No Evil是《无邪》的英文片名。

直译过来其实更加切题：邪恶并不存在。

邪恶不存在于哪里？

第一部短片（与电影同名）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奇观故事，揭示了片名所指。

主角赫斯马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薪资待遇不错，单位还会定期发放生活物资。

他顾家、疼爱老婆孩子、孝敬老人、热心肠、不抽烟不喝酒，绝对算得上一个好男人。

短片时长约30分钟，几乎有29分钟都在展现赫斯马特极其寻常的一天，情节非常劝退——

接老婆下班、一家人逛超市、给老婆染头发、为老母亲收拾房间…

但，导演始终没有交代赫斯马特的工作性质。

观众只看到，这个男人不苟言笑，情绪是近乎呆滞的稳定，经常盯着红绿灯和闪烁的广告牌，怔怔出神。

他需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然后在凌晨时分，驱车前往一个戒备森严的庞大建筑，打卡上班。

短片的冲击力，在最后一分钟爆发。

赫斯马特来到办公室。

沏茶、洗水果、整理衣衫。

墙上的指示灯由红转绿，赫斯马特趴在小小的玻璃窗上观察片刻，然后果断按下了按钮。

接着，是一组特写长镜头。

绞刑架的支撑板被放下，数名囚犯双腿抽搐，直至失禁…

赫斯马特的工作，是执行自动化绞刑。

从他的日常，看不到邪恶的蛛丝马迹，但机械执行、一味服从使他看起来像被摄魂一般，沦为一具行尸走肉。

而第三个故事，是被爱情包裹的残酷。

一名处于服役期的士兵，用执行绞刑换来的假期与女友相聚，却发现女友所在的村子被悲伤笼罩着。

前不久，一位对女友来说非常重要的好友，被处以死刑。

看到死者遗像那刻，士兵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那人正是死于他手…

在伊朗，士兵通过不断执行绞刑以换取更多假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无邪》是一部现实意义大于艺术成就的影片，第70届柏林电影节将最高奖授予它，其实有着不小的争议。

但，导演拉索罗夫孤注一掷，倾尽所能讲述时代轰鸣的创作精神，比一座金熊奖重多了…

伊朗电影人，是一幅刚毅的黑白群像。

也许有人会说：拍电影而已，犯不着玩命。

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言：迄今为止，电影仍然是最具公众性的艺术形态。最全面触碰和覆盖今天世界正在发生的，主流和非主流的，被凸显和被遮蔽的事情的，只有电影。

戴锦华

无尽的削弱之下，仍能产出震撼人心的好电影，这或许就是伊朗电影人给我们的，最直观的启发。

贾法·帕纳西（Jafar Panahi）的创作路径，就是最好的说明。

帕纳西的护照被吊销，曾多次被捕，还身负一个长达20年的封杀令。

在这种光是举起摄像机就足以威胁到生命的状况下，帕纳西不仅拍了，还为伊朗电影赢得多项重量级荣誉。

贾法·帕纳⻄

比如，2015年的《出租车》。

帕纳西用伪纪录片的形式，通过几组性别、阶级、立场各异的乘客勾勒出一副众生相，伊朗的社会图层跃然于银幕。

影片斩获金熊奖时，帕纳西的侄女代其走上领奖台，哭泣着举起了金灿灿的奖杯…

再比如，2022年的《无熊之境》。

帕纳西再次自导自演，躲在边境线上“云拍片”，闯入蒙昧的伊朗乡村，遭遇一系列的荒诞与魔幻。

影片获得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

表达，向来没有唯一出口。

把一切问题推给审查，习惯自我阉割，才是对电影的致命一击。

最后，用《出租车》里，那位女律师乘客的台词结束这篇文章吧。

她叫纳斯林·索图德（Nasrin Sotoudeh），常年坚守在平权一线，曾被判38年有期徒刑、148次鞭刑，家人也遭到迫害。

电影中，她把一支红玫瑰递到镜头前。

然后洋溢着笑容说道——

这朵花送给戏院的观众，因为戏院的观众都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