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漳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2年9月)，陈宝英口述，邱水才整理，原标题《艰苦的历程，难忘的岁月》
正文
陈宝英同志在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是革命接头户。
她英勇机智，与敌人周旋，掩护党的领导同志，为革命作出了贡献。笔者几次访问了她，承其讲述当年革命战争的实况，至为感人。陈宝英同志已不幸病逝，现在整理出这篇文章，作为对她的悼念。
陈宝英同志的家住在漳平县永福公社后盂大队宝山村。全村只有十三户，八十一人。处于岩（龙岩）、南（南靖）、漳（漳平）交界地,海拔一千一百余米，群山环抱，交通不便。在闽西三年（1934年至1937年）游击战争时期，宝山是岩南潼县委的后方基地。每当回忆那些艰难的岁月，陈宝英同志说：“我的心很不平静。”
一
最难忘的是193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狂风暴雨夹杂着电闪雷鸣,宝山顶上黑沉沉的。这时村子东面的傍山小道，有一长溜人，借着雷电的闪光，走走停停，涉过山溪涧，来到我家门口。
岩南漳县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魏金水同志用暗号敲门，小声喊我的名字。我急忙打开门，一探头惊呆了，站在我面前十几个人，都被雨沐得湿沌的像落汤鸡！我立刻迎他们进屋，和我丈夫黄国锥赶忙在厅里烧起火堆，让大家取暖，並为大家烧姜汤、煮热饭。寂静的小屋，顿时热闹起来。
当时我夫妇是革命接头户。但这晚到我家的人，除熟悉的邓子恢同志外，大多数不认识。他们是遭到国民党独立第三十七旅追击，退到这里来的。
正当同志们围着火堆取暖，屋外的暗哨，突然传来了夜腾的啼叫声。我立刻断定是地方民团跟踪追来。六家感到有些紧张，最成问题的是一业拆下来擦洗的手枪，还没有装好！敌人在屋外不远的地方嚎叫：“你们被包围啦，快缴枪投降！”听到喊声，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我从门缝中向 外张望，发现小溪那边有手电光，敌人迫近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急忙打开后门，让同志们迅速摸黑爬上山岗。
这时敌人可能听到动静，即朝我家开枪，扫了一阵子弹，然后猛扑过来，冲入我的屋子。
敌人尽管翻箱倒柜，但什么也没发现。因为我早已趁同志们向山上撤退，敌人尚未闯入我家的一瞬间把尚未装好的手枪零件与湿衣服裹在一起，沉入装有猪饲料的大桶楻[huáng]里去。其他凡是可疑的东西，也都全部收拾妥当，敌人指着火堆，恶狠狠地问我：“这是干什么？”我举止自然，若无其事地说：“在烤笋干嘛！”敌人张眼看，竹架上果真有笋干。这些土匪兵抢着抓笋干往衣兜里塞。
敌人在我家查不出有什么可疑之处，只得哭丧着脸退去。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从屋外倒转回来，气势凶凶地对我吼叫道：“有言在先，往后倘若有发现共军，要及时到永福五星楼向杨特派员报告！否则，那就是一人通匪，十家连坐。杀亲灭族的！”我心中有数，连连点头，並顺其意附和着：“那当然，那当然！”我口里应付着民团，心中却惦念着山上红军首长。他们不仅在淋雨，而且还未吃晚饭。于是我赶紧叫丈夫上山叫他们回来，自己转身升火煮饭。
敌人走了不久，魏金水同志领着一行人，从山上又摸黑回到我家。邓子恢同志一进门，第一句就问我：“宝英嫂，刚才我们那来不及带走的家伙可为难了你？”我装成一本正经地回答：“那还有东西！敌人全部拿到镇上报功去了！”邓子恢同志和其他同志听了以为是真的，心里都凉了半截。于是我笑着说：“这样吧，一支手枪拿一百元光洋来赎！”大家听我这么一讲，都高兴地朝我围来，齐声问道:“家伙你都收藏了？”我点着头，催促同志们赶快吃饭。同时我赶忙把沉在桶楻[huáng]里的东西捞起，洗净，拿到灶上烤，放入锅里炒。邓子恢同志端着碗，一边吃饭，一边坐到灶前帮着烧火。当同志们吃过饭，安全离开我家还不到一刻钟，敌人又倒扑回来了……。
二
早在1935年6、7月间邓子恢、魏金水同志就到过我家，当时设在龙车的岩南漳县委，派人通知我，党要在宝山设立基点，叫我担任秘密接头户。
没多久，敌人在一个雷雨交加的黑夜，悄悄地摸上宝山村。在我家四周布下暗哨，伪装成红军，轻轻地敲门，学着红军的口吻，叫：“同志嫂，开门！”我听了刹时紧张起来，一时也摸不着头脑。我丈夫要上前开门，立刻被我拖住。这时门外敌人又喊：“同志嫂，请开门，我是邓子恢！”我一听这叫声不对头，心里亮了，因为邓子恢同志曾经告诉我，敲门的暗号是三长二短，凡是红军干部彼此间都不叫同志，名字都用代号。立刻判断是敌人在耍阴谋。就回问：“你们是谁？我这里没有叫同志嫂的，找错门了吧？”这时门外敌人才说是:“国军”，我立刻装成高兴的样子，点起灯火，和我丈夫一起迎出门外，跟他们周旋应付。
敌人因为对我怀疑，这一夜就赖着不走，要在我家过夜，叫我烧饭，准备床铺。我装着笑脸说：“欢迎，饭有，可就是没有菜。床铺很脏。”敌头目吸着烟，伸着脖子说：“没关系，邓子恢、魏金水他们能睡的床铺，我们也能睡。”我一想，知道话里有话，就义正辞严地说：“邓子恢、魏金水是谁？我不认识。如果你无中生有把‘共案’往我头上扣的话，我就要推你们出去！”敌人抓不到我什么把柄，便改口说：“我给你开个玩笑，何必当真。”我说：“长官这样的玩笑，我可担当不起啊。”
三
记得一九三六年六月间，蒋介石的李延年第三师，进驻永福，开展“清剿”红军。为了组织对付敌人的新攻势，岩南漳县委和军政委员会领导机关迁上宝山村。于是，我家就成为首长们办公常驻之地。
一天上午，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付主席邓子恢同志的主持下，在我家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会后邓子恢同志伏在桌上写文件，魏金水同志忙于送走各路来开会的人。中午时分，龙岩游击队领导人廖成美同志，从龙岩来宝山，汇报工作。我刚在准备中饭，突然从村口传来“牛吃菜啦！”的喊声。我忙闪出门外探望，发现敌人在对面的小溪边，有几个已经快到了我家外面的土坪！我火速回头倒关上大门，边叫大家不要慌，边赶紧打开后门，让同志们迅速爬上后山。我急入邓子恢、魏金水同志的睡房。一看，床上还放着党的文件，墙角还有一子弹，桌上放着一袋光洋，满地是香烟头！怎么办？我急中生智，先掷动旁边的大尿桶，把党的文件压在尿桶底下；又火速抱起子弹箱和光洋，裁入厕所，進上稻草；回头再打扫烟头，倒入灶膛。前后就那么几分钟，一切业拾得干净利索。当敌人撞开大门，冲到我跟前时，我已在房问里叠热被子。敌人追问我：“红军呢？你把他们藏在什么地方？”我歆作惊疑，反问道：“红军？我没看到呀！”这时从门外又闯进一个高个子来，用枪托在地上一顿，吼道：“真他妈的混蛋：那你为什么久久不开门？真的没看到吗？那么我问你，是谁家的牛吃菜，在什么地方吃菜？说……”我努力使自己镇静，面无改色，答道：“长官，我连大门都没有出，哪知道这些？”忽然又有一个长脖子家伙，朝我挤来，大声吼着：“你真不知道吗？那刚才从你家后头爬上山的那七八个人是谁？我们在对岸明明看到屁股后面挂着手枪，枪把上还飘着红布条！”我这时心里震了一下有些慌，但很快又镇静下来，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安闲地说：“哦，那是我村上的妇女，听说土匪来了，心里害怕，就背着小孩从后山跑了。你们看到的红布条，可能是她们背孩子的红背毯或红包布！”敌人看我神态自然，又经过接查，家里确没有被发现什么可疑之处，便也罢了。恰巧，天上雷声隆隆，闪电划空。敌人因要赶路，集合队伍，匆匆撤走。
暴雨过后，邓子恢、魏金水同志先派人下山了解情况，知道没有发生意外后，八个人又从山上回到了我的家。邓子恢国志一选门就问：“宝英嫂，刚才那些东西……”没等他说完，我说：“海，跑都来不及，那还顾得了那些东西！告诉你们，这一次可就不比前一次了！”魏金水同志看我说话那样安然自若，知道我在开玩笑，他也风趣地说：“怎么？没有把你一起带走啊！”大家笑了，我便跑去抱来那箱子弹和那袋白银！邓子恢同志高 兴万分，伸手接过那箱子弹，说：“好呵！我们的头等宝贝！”我说“”快吃中饭吧，肚子早闹革命了！”但是邓子恢同志还在拨弄着子弹箱，好久才坐下来，向我讲了红八团和岩南漳支队，在漳龙公路线上的新祠，付出代价，好不容易得到这箱子弹的惊险故事。
有一次，邓子恢同志前往永定开会，宝山只留下魏金水同志等几个人。敌人趁黑夜突然包围了宝山村，并搜查了我的家。这一次比前几次更凶险。我看再没有撤退之路，暗示我丈夫黄国锥叫魏金水同志爬上房间阁楼顶。魏金水同志身材魁梧，正当年轻力壮，他看到阁楼也不安全，便用手臂顶开桷板，从屋顶逃走。敌人听到响声，一齐从门外冲入魏金水同志的睡房，在这关键时刻，我朝厨房跑去，故作大声喊：“在这里！”敌人听到叫声，以为抓住了红军，都掉头向我冲来。我看到这些笨蛋，冷冷地说：“是猫打破了我的水缸！”我这样与敌人磨蹈周旋，赢得时间，让魏金水同志脱险。
四
正当李延年趾高气扬，颁布“五光十杀”令、“移民并村”令、扬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党人”、“两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等，杀气腾腾，白色恐怖绝罩整个永福地区。当时，我红八团和游击队的领导同志日夜研究敌情，采取对策，有一天邓子恢同志派我的丈夫到永福去赶圩，与地下党陈文尧、陈学卓等同志接头，了解敌情，我丈夫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以后我红军用“引蛇出洞”的办法，组织了一场著名的永福吕坊伏击战。
我记得是一九三六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日早晨，雾气朦胧。红八团与岩南漳支队，事先在后盂、吕坊一带埋伏着。然后派出四个人沿吕坊溪直下，到天主教堂门口对岸，对着伪军师部开了几枪，惊动了敌人，伪团长陈林莹派一个连向吕坊追击，进入红军伏击圈，全被我军牙灭，接着他又亲率全团出击，一过吕坊柳树巷，又遭红军的袭击，四面包围，打得伪军昏头转向，四散奔逃，我军大获全胜。
吕坊伏击战是给敌人“移民并村”一个反击。战斗结束后，红八团于当天夜间返回宝山休整。指战员一天没有吃饭，我发动全村群众升火烧饭，部队吃过饭后，为了不暴露目标，连夜向世旺村方向转移。
伪政府发布“移民并村”的命令，限三天内完成，我们宝山群众遵照党的指示，如期迁移到永福吕坊的破庙里。敌人对我们残酷迫害，手段十分毒辣；一是对岩南漳边的所有村庄进行封锁，妄图困死红军，二是强迫迁出来的群众“烧香叫鬼”，要宣誓永远与共产党断绝关系。第五天，即农历六月二十八日，永福区伪区长陈良才亲自督令宝山群众跪着点香“叫鬼”。联保主任吕新模带头喊：“我如果今后再接济共军，愿全家砍头！”要我们跟着他这样宣誓，我当时加上一个“不”字，说；“我如果今后再不接济红军，愿全家砍头！”我的话被吕新模听见了。我灵机一动，连忙抢先改口大声喊：“联保主任怎么这样带领我们发誓？”区长陈良才站在一旁，辨不清真假，斥责吕新模说：“混蛋，重来一遍！”我不禁暗暗发笑。
我们宝山群众虽然被赶下山，但并没有断绝对山上红军游击队的接济。 在敌人严密的封锁下，我们千方百计，用了许多巧妙的办法,把游击队急需的物资，送上山去，如“串担”装盐（捣通竹节,装上盐当扁挑）“双层粪桶装米”（上层装肥料，下层装米），妇女背孩子藏盐等。我和我丈夫经常利用白天敌人允许我们回宝山耕作的机会，送物资，送情报，源源不断。那时敌人对通往边区根据地各条道路，岗哨密布，搜查严紧，有一次我在山下路口看见伪兵多方刁难，就把大粪桶有意在哨兵脚前一顿，让粪便溅了满地，哨兵忙捂住鼻子，怒骂我：“妈的，还不快液！”我立即挑起粪桶就走。就这样，我们每天来往畅行无阻。
五
一九三七年农历四月十七日，是我难忘的一个日子。我的小叔黄国安同志在永福镇古井巷，由于叛徒出卖，被敌人抓去了。叛徒当面证实他就是黄国锥的弟弟—一岩南漳县委情报员。伪军头子杨岳斌、吴尧亲自出面劝降、诱降，企图从他口中得知红军领导人的住处，黄国安同志非常坚强，一句话也没说。当天下午，敌人押着黄国安上宝山到了我家，吴尧问我：“你认识吗？”我心里早有准备，说：“认识，他是我小叔！”吴尧向后眨眼暗示随从把黄国安押出门外，回头对我说：“那好，这次你该承认你和共产党有联系了吧！”我强抑住自己沉重的心情，说：“长官，不知道你讲什么！”杨岳斌从一旁插话说：“不要装蒜啦，刚才黄国安什么都供认了。他说邓子恢、魏金水长期住在你家！”我心中一震，心想：“难道小叔经不起考验？”但我很镇静摇头说：“我不认识他们！”吴尧暴跳如雷,说：“好，等一下我就要把邓子恢、魏金水抓到你面前，看你认识不认识！”说着扬长离去。
我跟着出去在门口站着，看敌人押着黄国安向村的西北方走去，心里怦怦直跳，象一根针直刺我的心脏。我想：那正是通往邓子恢、魏金水他们的住处乌石溪头草寮，通知是来不及了，急忙在门口烧起火堆，放入两根竹筒，用爆竹来报警。
这一天，我夫妇俩心乱如麻，坐立不安。第二天一个噩耗传来了，黄国安同志在龙车光荣性牺了。原来昨天敌人叫他带路去抓邓、魏等同志，而他却把敌人引向别的村庄。敌人因扑了空，就把他杀害。后来有人告诉我，邓子恢同志当时听到黄国安牺牲的消息，很悲痛，用一根竹片写着：“忠诚的战士”表示悼念。
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邓子恢同志率领闽西健儿北上抗日，临行前他从龙岩白土寄来一封信及一件他自己穿过的棉衣给我的丈夫，首长的关怀爱护，是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宝山村十分关怀，多方照顾，豁免全村粮食征购，公路开到了宝山村，我们有了拖拉机，有了水电站，大家过着幸福的生活。
邓子恢同志和其他首长，对我夫妇俩更是关怀备至，1953年冬邓老回到龙岩，特地派人到宝山请我们到龙岩去会见他，会见前由吴潮芳同志发给我俩各一套新衣裳。第二天和张鼎丞、刘亚楼同志一起接见我俩，亲切地跟我们握手，坐在一起话家常，问寒问暖，邓老还回忆复述了当年在宝山时，我在锅边炒衣服，他在灶前烧柴火的往事，邓老笑着对我说：“这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正如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亲切的教诲，永世难忘。1961年邓老来福建视察，又特别关心宝山，探询情况，指示有关方面要给宝山人民以照顾。1962年1月漳平县委书记田若同志赴北京开会，邓老又对他问起宝山和我俩的情况，田书记回县后，特地赶到我家住了一个晚上，带来了邓老对我俩的关怀。1963年我俩患了重病，去信告诉邓老，他随即回信，关照有关部门帮助我俩解决治病的困难，派人将我俩送到龙岩治疗。
1964年我到福州，当时任福建省长的魏金水同志在百忙中接见了我，亲切温暖，关怀备至。后来人民政府给予我俩“革命接头户”的荣誉称号，按月给我俩生活费，得以安度晚年。
我和宝山人民不会忘记党的关怀。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教导，发奋图强，艰苦奋斗，发展生产，老区人民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作出新的贡献！
资料来源：
《漳平文史资料》第一辑(1982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