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任弼时同志还是不要参加了”。

站在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庄严宣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心里所想的，却是那位缺席的友人——任弼时。

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候，毛主席为何不让任弼时到场？跻身五大书记之一，任弼时又是为何被称为“国士无双”？

1924年7月，是任弼时结束莫斯科东方大学三年学习的日子，身居这里三年，在即将分别的时候，他却没有一丝留恋，相较于这片陌生的土壤，革命运动正整装待发的新中国更需要他。

他在八月份顺利抵达上海，也顺利接过三项与青年工作有关的职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奈何眼下了解这个新兴党派的人还是太少了一些，笔杆子成了最有用的武器，报刊书籍成了最便捷的沃土。

任弼时所在的青年团开始为《中国青年》等刊物供稿，作为中坚力量的任弼时就整日窝在上海成都路福康里的一间屋子，不分昼夜的为刊物写稿。

奇异的“怪象”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读过任弼时的文章，却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不过，人才之优秀是永远的，扬名只是早晚的事情，任弼时参加革命不为出名，正因如此他才敢勇敢指出陈独秀的问题。

那是1927年的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叛变革命，无数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为蒋介石自己的贪欲买了单。

无独有偶，等到五月份的时候，长沙的马日事变也爆发，工农的血充满了许克祥的猩红之眼。

革命面临着退却或进攻的关键时刻，陈独秀却在这个问题上一直纠结，是任弼时的不卑不亢，亦是他的意识清醒，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总方针。

总指挥固然是毛主席，但任弼时却起到了丰富武装斗争思想的作用。

这次的决断将任弼时推向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高位，不过革命总没有停歇的时候，1935年9月，贼心不死的蒋介石又纠结了130个团的兵力，发动“围剿”，妄图夺权。

摆在所有共产党人面前的，是如山一般的困难，无可比拟的兵力、军事上的层层封锁，没有人说放弃，但是在红二、红六军团屡次尝试却依旧没有找到突破口的时候，党内还是泄气了。

是任弼时咬着牙站了出来，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鼓动士气的，但重新崛起的红二、红六军团不仅成功突破了封锁，还过五关斩六将，走到哪夺回哪，在六月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

等到1937年的秋天，任弼时已经跟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一年之后的2月27日，他从前线回来，组织决定将他派往苏联，去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

险要的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也是任弼时自己，因为这一年他的身体已然非常之不好，不过为了革命，他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只是强忍着病痛，在3月5日的延安坐上了前往西安的卡车。

车子每颠簸一下，任弼时身上的痛楚都要再加一分，可当同行人员提出休息的时候，他却总是不同意。

20多天的舟车劳顿终于抵达，在4月14日的大会上，任弼时不负重托的向主席团递交上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

到这一步任弼时的任务已经完美完成，不过为了毛主席，他却又用俄语做了补充说明，大多数的委员都拜服在任弼时的发言之下。

是因为任弼时一遍遍的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为毛主席赢得了政治上的支持，这对革命起到的作用，是把驶向错误的念头掰直，这才有了革命的胜利。

但其实，这只是任弼时对毛主席肯定的一小步。

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三年时间里，他是一有时间就去宣传毛主席的著作《持久战》，很多人从他的口中知道毛主席，对于这位朋友，毛主席也是颇为感谢，因此在1940年3月，任弼时与周总理一起回国的时候，延安包括毛主席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导，都赶去了机场迎接。

承载着期待，背负着敬重，任弼时却并没有因此失去自我，相反，他的清醒贯穿了一生。

任弼时的父母是乡村教师，他本人又是最早的留苏“海归派”，职位一直没有低过，很多人觉得任弼时唯一“掉队”的，就是他的婚姻。

他的妻子陈琮英并非是革命路上相识相知的同事，两人的结合是家庭的包办，不过，对于这段婚姻，任弼时却是非常满足的。

他时常真诚的一遍遍告诉妻子“琮英啊，这场婚姻给了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虽然陈琮英读的书不多，在别人的眼里，她甚至只是一个别无所长的农村妇女，可事实胜于雄辩，陈琮英身上的优秀品质，足以让之与任弼时比肩而战。

作为任弼时的家属，属于男人们的动荡总会牵连到家里，1928年的秋天，任弼时被捕入狱，为了营救自己的丈夫，陈琮英第一时间去购买火车票想要前往长沙。

遗憾的是，票卖完了。

所有人都再劝陈琮英再等等，国民党不会对任弼时同志怎么样，要她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

这个时候的陈琮英刚刚生产完，但她实在没有办法安安心心的去坐月子，于是她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爬上了一辆前往长沙的货运火车。

货物荡起的尘埃将陈琮英的身上弄得灰扑扑的，可她只是用随身带着的毯子小心翼翼的保护女儿，抵达长沙之后更是与党组织碰面，顺利营救出了自己的丈夫。

结果看似大团圆，其实不然，女儿没能成为拯救父亲的英雄，刺骨的寒风冻着可这个孩子，她感染上了肺炎，在医务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不过几日就夭折了。

幸运的是，老天爷眷顾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家，在任弼时与陈琮英双双踏上长征之路的时候，他们的女儿降生了。

可无论是孑然一身，还是有了家庭，任弼时从来不会考虑用权力为自己谋私，他人生之三怕，关乎工作少，关乎用钱多，关乎麻烦人，却从来关乎过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身上并无铜墙铁壁不侵的盔甲。

作为党员，任弼时绝对是称职的，在担任延安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时候，就连谁吃大灶，谁吃小灶的事情，任弼时都要管。

他不仅管，并且还管的很好，所有人都称呼他为“党内的老妈妈”，但任弼时又何尝只是党内的老妈妈，他更是全国人民的“母亲”。

因为深知群众疾苦，于是任弼时会尽可能的缩减开支，减轻地方政府负担，由此人们见到中央纵队用旧报纸糊的信封，起草文电的是废旧印刷品的背面。

就连炕上的床品已经破的不成样子，任弼时说的依旧是“我什么都不缺，情况允许的话，请多给别的同志要点东西吧”。

明明是这么好的人，奈何生命之长度却是短暂的，不过造成任弼时早逝的，两次被捕的经历绝对有一份责任。

任弼时第一次被抓，罪魁祸首是当地的地主，那是1928年，他来安徽进行指导工作。

这段时间正逢“双十节”的来临，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为了鼓舞同志们的斗志，任弼时想到在会上派发传单的好方法。

敌人自是不会允许这样的行动，他们好不容易才用各种肮脏蒙蔽了一部分人的心智，自然不会允许拨乱反正现象的发生。

就在“黑白”对战的关键时刻，党内出现的叛徒背刺了组织，省委机关不得不被迫进行转移。

可是革命不能放弃，任弼时还是秘密参加了在香油寺举行的党团骨干会议，叛徒们尾随而来，等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员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自卫队包围了。

任弼时因此被捕，不过不管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不论敌人将怎样的酷刑加到自己的身上，任弼时的态度永远是不卑不亢。

成功被营救出来之后，被抓的经历也并没有成为任弼时心中的“阴影”，相反，他变得更聪明了，有集会的时候他不在活动，等到安静的时候，他却继续革命，给敌人一种自己并非是他们要抓之人的假象。

没有一位革命同志是主动被抓的，只是在刀尖舔血的时候，不小心伤到了自己，可即便这样，当任弼时知道组织为了营救自己而花了不少钱的时候，他却总是一脸愧疚，觉得自己花了中央太多的钱。

任弼时是我们党的“骆驼”，是干部的“被子”，是党内的“妈妈”，他的优秀人尽皆知，他的功劳有口皆碑，可为何在劈旧开新的关键时刻，毛主席拒绝让任弼时站上天安们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其实，这般的例外，并非是因为毛主席不关心任弼时，而正是因为太担心，所以才下令吩咐不准。

羸弱的身体，高血压与糖尿病的双双摧残，因为担心一激动会加重病情，所以1949年10月1日的任弼时才未能与战友站一块，而是躺在玉泉山的休养所，红着眼眶的对妻子说“胜利来之不易，咱们一定要珍惜它啊”。

一时未能的比肩不能代表什么，因为在任弼时修养的时候，中央领导的同志时常来探望他，朱老总每次来，都会给任弼时带些他爱吃的东西，可有一次与毛主席的会面，却是让任弼时有些“不开心”。

那是任弼时身体稍微好转的时候，他专程去看望了毛主席，为了给他改善口味，吃食上一向简陋的毛主席特意吩咐厨师做了湖南口味的辣酱烧黄鱼。

这是家乡的味道，是毛主席日思夜想的一口，他与任弼时是老乡，所以想要为之解解馋，不过他并不知道这道菜任弼时能不能吃，所以还特意吩咐了厨师去做两道不放盐的菜。

答案自然是不行的，看着一脸想吃的好友，俏皮的毛主席是幽默的说出一句“弼时啊，不是我不让你吃，是医生的话我不能不听啊”。

戏谑的打趣是关系好而非不在意，因为在1949年的11月21日，是毛主席专门给斯大林打了个电话，商量将任弼时送去医疗手段更为发达的苏联去养病的事情。

因为共同走过风雨，所以彼此的气氛才会轻松愉快，因为深深热爱着这个国家，因此即便身在病中，任弼时也竭尽所能的在为党和人民工作。

只是病魔无情，在1950年10月27日的时候带走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生前的亲密战友都赶来，覆盖在任弼时身上的是党旗，更是所有人浓浓的不舍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