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句话深刻揭露了社会的残酷性与史书的欺骗性，也因此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红大火后曾说过一句话：“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史料，而是历史观”，重在以社会人心的常识性、常理性揭露真实的历史。

然而，直到如今，中国真实历史上的“三大骗局”依然有人深信不疑。

明朝末年是个多事之秋，内有党派斗争不断，外有后金军事入侵劫掠，各地又天灾不断，流民四起，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李自成与张献忠。张献忠原也是陕西一个普通平民，家乡遭遇旱灾、蝗灾，田地绝收，没饭吃只能带着家乡人扯旗造反抢粮杀官，并最终依靠开仓放粮、裹挟流民、聚拢亡命之徒变成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首领。

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灭亡，张献忠也趁机入主四川，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此后张献忠与两个义子驻守川蜀十几年，多次和清军、南明军爆发大战，但心中仍有家国大义，因此才在临终前让义子李定国决不能投降异族建立的满清朝廷，让其为汉人而战。李定国秉承张献忠遗愿，加入南明，成为汉人最后一个民族英雄。

那么，关于张献忠效仿唐末黄巢大兴屠刀十年屠光四川、立“七杀碑”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答案是：清朝的野史记载和故意抹黑。当年清军攻入四川，四川之所以呈现十室九空的状况事实上是因为十几年的战争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和出逃，而且四川是抵御满清入侵最坚决的地方之一，遭到了清军的报复性屠杀，为了掩人耳目全部将血债推到了张献忠身上。

后世评判康乾盛世的标准之一是中国人口从一亿飙升到了三亿，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但事实上康乾时代却是由于番薯、土豆等外来口粮物种的引入以及可耕地的提高导致了人口大爆发，而人口多，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条件的好转，这一点大可参考现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印度，当时的康乾盛世大抵便是如此，含水量极大。

曾到访中国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曾写过一部中国游记更具真实视角，其中关于乾隆时代“江南十八岁少女编制麦草当围裙、穷苦百姓全家人共穿一条裤子”的记载触目惊心，完全与中国人自嗨的康乾盛世“四海升平、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大相径庭。

而《利马窦札记中》中描述的街道干净整齐、百姓穿戴得体、外国使团会被发放服饰、乞丐流浪汉有专门收容所等关于明朝中叶的社会描述也在康乾时代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街道脏乱差、百姓衣不蔽体、流民乞儿占据街角等。

那么，清朝这个康乾盛世是怎么来的？

一方面是满清朝廷的自我标榜，一方面是后世学者以“领土版图”、“军事实力”做出的间接判定，可是，国家再强再富，百姓生活条件水平差劲，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人权尊严，更毫无幸福感可言，这又算什么盛世？

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已经一统中国的秦始皇下令焚毁书籍、坑杀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从此造成了“六艺缺焉”。

没错，这一《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在后世被引做“坑儒”的论据，导致逐渐形成秦始皇实施残酷暴政、毁坏儒学根基的“历史事实”。

但是真实的历史并非“焚书坑儒”，而是“焚诗书，坑术士”。根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秦始皇采纳宰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国史书之外的列国史记，将不属于博世馆收藏的《诗》、《书》列入烧毁禁绝的目标，同时将诽谤秦国与始皇的卢生、侯生等方术士坑杀，以统一思想，禁止以古非今，禁止以私学诽谤朝政，加强舆论控制与集权控制。

也就是说，秦始皇烧掉了六国史书和部分儒学典籍，但并未烧掉医学、农业种植、放牧、卜卦、天文星象等技术实用型书籍，而其他如兵家、法家、墨家等百家学说也没有遭到禁绝。至于提倡以吏为师，要做官就要学律法，贬低儒学更是不值一提，与汉武帝时期儒生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诸子百家学说思想文化造成的毁灭性破坏相比，秦始皇的手段相当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