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 两 晋 南 北 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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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长河中，曹魏的灭亡犹如一场精彩绝伦的戏剧，而司马炎的登基则是这场戏剧的华丽谢幕。公元265年12月17日，司马炎在咸熙二年这一天，像是被历史的洪流推上了舞台，正式宣告自己成为晋朝的皇帝，国号“晋”，改元“泰始”。次日，他一挥手，二十七位司马氏亲族被封为诸侯王，开启了西晋王朝复用分封制的华丽篇章。

说到分封制度，大家可不要小看这个制度，它可追溯到商周时期，天子将土地分给王室子弟和功臣，诸侯国、封国、藩国等名词应运而生。受封者被称为“诸侯”或“藩王”，在封国内享有世袭的统治权，同时还得向天子朝贡，承担起保卫王室的责任。然而，分封制在不同朝代却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西晋的分封制度与东汉及曹魏时期的封国制度，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在曹魏时期，诸侯王的权力几乎可以用“虚无缥缈”来形容。皇帝对诸侯王的猜忌如同对待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频繁更换封地，令他们在权力的游戏中无所适从。《三国志》上记载，曹植在短短十一年内被调动多次，犹如在玩一场“换地大作战”，这不仅对他的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更是让他在诸侯王的名号下，连个“家”都找不到。连第一等的藩国也只有百余名士卒，连看家护院都显得捉襟见肘，何谈拱卫皇室？

正因如此，曹魏的诸侯王在面对司马氏集团的权力擅取时，显得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天下易主，曹魏政权如同一颗易碎的玻璃球，最终在权力的争斗中破裂。许多人都认为，曹魏的灭亡主要是因为对分封制的误用，过度束缚和防范宗室，导致皇室孤立无援，成为历史的牺牲品。

咸熙元年，司马炎继承晋王之位，任命裴秀为尚书令，主理官制之事。裴秀一上任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上书请求恢复周代的“五等侯制度”，即按照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来分封诸侯。司马炎欣然接受，但为了避免重蹈曹魏的覆辙，他对“五等侯制度”进行了适当的“升级改造”。首先，五等变为三等，分别是王、公、侯；其次，异姓不再封王，只能封郡公、郡侯。这样一来，宗室的地位和权力被抬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简直就像是给他们穿上了“权力的铠甲”。

更重要的是，新制规定了王、公、侯国的领兵制度。大国有民2万户，置上中下三军共5千人；次国有民1万户，置上下两军共3千人；小国有民5千户，置一军共1500人。后来的修订甚至让一些大的诸侯王的食邑达到8万户，成都王司马颖更是有10万户，简直是“土豪”中的“土豪”。

晋武帝即位之初，封王二十七人，后续增封，最后总计封王五十七人，诸王甚至可以自选王国内的长吏。这一系列举措显示了司马炎对分封制度的倚重和信任，仿佛是在为自己的统治铺设一条稳固的基石。

然而，历史的风云变幻无常，八王之乱的阴影悄然逼近。尽管在晋武帝执政初期，分封制度的确巩固了司马氏的王权，但随着藩王在地方势力的逐渐巩固和扩张，晋惠帝登基后，贾南风的干政使得宗室藩王与外戚世族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最终引发了持续十余年的八王之乱。这场权力的纷争不仅消耗了西晋的国力，也让这个曾经雄心勃勃的王朝走向了衰亡的深渊。

所以，曹魏的灭亡和司马炎的登基，不仅是历史的转折点，更是权力游戏中的一场大戏，值得后人细细品味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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