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任特务处长
1932年4月1日，戴笠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处长。接任后不久，戴笠在南京着手创立了特务警察训练班，这是一个专门的培训机构，旨在培养一批忠诚于国民政府的秘密警察力量。这些警察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党和政府的各种秘密行动，包括对内对外的情报收集和处理突发事件。
同时，戴笠还兼任浙江警官学校的特派员，这一角色使他负责在杭州地区的各项特务工作，包括监控政治动态和策略布局。
在蒋介石的直接指示下，戴笠执行了多项高风险的政治任务。他的操作风格独特，常常是既秘密又迅速，以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而不引起过多的公众注意。其中，他组织并指挥了针对多名与国民政府立场不一致的军阀和政治人物的暗杀行动。
戴笠曾策划并成功组织暗杀军阀张敬尧。此次行动通过密集的情报搜集，精确地锁定了张的行踪，并在一个精心安排的时间点执行了暗杀计划。紧接着，杨杏佛也在一次枪击中被杀，事后证实这也是戴笠手下所为。
在诸多人物中，戴笠对王亚樵最敌视。1935年11月，王亚樵指派手下孙凤鸣在上海刺伤了时任行政院长汪精卫。这次刺杀虽然未能致命，却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王亚樵由此更加被国民政府视为头号危险人物。然而，王亚樵并未因威胁而停止行动，他多次在南京、上海、庐山等地策划暗杀蒋介石，试图通过行动阻止蒋的独裁统治。然而，这些刺杀计划都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1936年10月，王亚樵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当时，他在广西梧州遭到军统特务的暗杀，这一事件被认为是蒋介石亲自下令清除的结果。
对于王亚樵的评价，毛主席曾给予高度评价，称其“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检点，大事不糊涂。”与此同时，曾任国民党军统少将的沈醉也对王亚樵评价极高，他直言：“世人都怕魔鬼，可魔鬼却怕王亚樵。”
军统局的争议行为
军统局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的迫害尤为集中且手段多样。针对这些目标，戴笠指挥下的特工们利用监听、跟踪、渗透等手段，展开了一场隐秘而全面的打压行动。无论是在城市中心的隐秘会所，还是在偏远地区的地下组织，军统局几乎无处不在，他们的高效行动让许多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和民主人士难以隐藏。一旦被捕，许多人便再也没有回到公众视野中。
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局的行动延伸到了对抗日本侵略者及其支持者的战线上。戴笠带领军统局在战场后方与日军展开了情报与秘密战。他们潜入日军驻地，截获军事情报，同时也针对那些与日军合作的汉奸展开了一系列有计划的清除行动。
然而，戴笠的目光并不仅仅停留在外部敌人身上。国民党内部，尤其是蒋介石的政敌，始终是军统局的隐秘打击对象。戴笠通过复杂的情报网络，长期监控蒋的潜在对手，无论是在党内的高级官员，还是地方势力的掌权者，只要对蒋的权力构成威胁，便会成为戴笠行动的目标。
在对这些政敌的打击中，戴笠采取了多种策略。他通常先通过情报收集掌握对方的弱点，然后逐步推进行动。有些目标因贪腐或其他罪名被曝光，直接被蒋介石清洗；而另一些则在隐秘行动中被彻底排除。
戴笠的飞机失事与家庭悲剧
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青岛搭乘专机准备前往南京。当飞机接近南京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恶劣的气候使得南京机场的降落变得十分危险，飞行员被迫做出改变航向的决定。选择改飞上海后，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因为上海的天气状况同样不适合飞机安全降落。经过进一步的评估，飞行员再次调整航线，计划飞往徐州。多次改变航向让飞行时间大幅延长，增加了飞行员和飞机设备的负担。然而，飞行途中，飞机最终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地区发生了坠毁事故，戴笠在这场事故中不幸身亡。
对于这场意外的原因，至今仍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些人认为这是纯粹的自然因素导致的飞行事故，由于天气过于恶劣，飞行员难以操控飞机，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另一些人则提出了阴谋论的可能性，怀疑是有人刻意策划，利用恶劣天气制造出一场“事故”来谋害戴笠。更多的说法涉及到飞机本身的性能问题，认为机体状况不佳也是导致这场坠毁的潜在原因。这些猜测和争议使得戴笠的死亡成为历史上一桩扑朔迷离的谜案。
戴笠的个人生活与其职业生涯一样复杂多变，充满波折。他与妻子毛秀丛的婚姻并不幸福。戴笠因性格专横且多有外遇，最终导致两人分居。毛秀丛于1939年因子宫癌病逝，结束了这段破碎的婚姻。两人唯一的儿子戴藏宜并未因父亲的显赫地位而得到庇护。新中国成立后，戴藏宜因父亲的历史背景和自身的行为被江山县人民政府判处死刑，于1951年在保安乡被执行枪决。
戴家后代的分离
戴笠的孙辈们在分隔的两岸成长，各自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1954年，戴藏宜的遗孀郑锡英为了保护两个儿子，带着他们离开了大陆，通过香港辗转前往台湾。这两个孙子戴以宽和戴以昶从此在台湾生活，背负着特殊的家族背景，而戴眉曼和戴以宏则留在大陆。年幼的戴眉曼被寄养在汤好珠家中，改名为廖秋美，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度过了她的童年。
戴以宏小学毕业后，已经16岁。他在孤儿院的生活结束后，很快被劳动人事部门分配到安徽省合肥市棉纺厂工作。当时正值国家大力倡导青年“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热潮。戴以宏毫不犹豫地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第一个报名响应号召，决定前往农业一线支援建设。不久，他从棉纺厂调往安徽枞阳县农场，分配到普农山分场，成为一名拖拉机手。在农场，他学习并熟练掌握了拖拉机操作技术，但随着工作的调整，他后来转为农场的机械修理工，负责机器设备的维护和修理工作。
国家开展“三查”活动，主要针对家庭背景和政治历史的清查。就在这时，戴以宏才意外得知自己竟是戴笠的孙子。这一消息无疑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当时，造反派试图借助这一点做文章，利用他的家族背景来发难。然而，戴以宏以事实回应这些指责。他告诉造反派，他9岁便被送入孤儿院，是政府养育了他，他与祖父戴笠毫无直接关联，甚至连他的模样都不曾见过。戴以宏的态度坚定，再加上他平时工作踏实、表现积极，这场风波最终平息，他顺利通过了“三查”。
1976年，戴以宏在普农山分场与一位来自上海的下放女知青结婚。这段婚姻开始得平稳，但随着时间推移，女方在1984年回到了上海，婚姻因此结束。尽管经历了离婚的波折，戴以宏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停滞。不久后，他与农场的一位女工再婚，重新组建了家庭。此后，他的生活逐渐恢复平稳，夫妻俩共同努力，日子过得踏实而安定。
与亲人再次见面
改革开放后，两岸关系逐渐解冻，分隔多年的家庭终于迎来了重逢的契机。这些年，分隔的戴家人始终没有放弃联系的希望。1991年，通过多方努力，戴眉曼和戴以宏终于与台湾的亲人取得了联系。那一年，戴眉曼第一次跨过海峡，踏上了台湾的土地，见到了多年未见的母亲郑锡英。
相见时，郑锡英的身体状况已经十分虚弱。长期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她需要卧床休息，行动变得十分困难。她的身体状况虽然不好，但精神上却显得尤为激动。
在团聚的日子里，郑锡英向子女们讲述了自己在台湾的生活。尽管背井离乡，她始终惦记着大陆的亲人和故乡的记忆。她谈起了自己的丈夫戴藏宜，以及那些过去的种种。
郑锡英在最后的日子里，表达了她最大的心愿。她希望戴眉曼能够代她回到大陆，去看看故乡，去拜访戴笠的墓地。
郑锡英临终前的心愿让戴眉曼感到了沉重的责任。为了完成母亲的嘱托，她开始积极寻找祖父戴笠的墓地。在那个时代，关于戴笠的历史争议很大，其墓地的具体位置也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模糊不清。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找到了戴眉曼。这位老人自称曾是戴笠的部下，多年来一直关注着戴家后代的消息。他了解戴眉曼母亲的遗愿后，决定伸出援手，帮助她完成这项使命。通过这位老人的指引，戴眉曼终于得知了祖父墓地的具体位置。
在老人的陪同下，戴眉曼踏上了前往墓地的旅程。墓地的位置位于一个偏僻的地方，周围草木茂盛，显得冷清而安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