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不了解袁隆平的贡献，只是在街上偶遇他时，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世代务农的老农，而正是这样一位“老农”创造出了巨大的贡献，1966年在《科学通报》发表的那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更是一段神话的开始。

其实，袁隆平也与许多新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华国锋就是其中的一位。

离不开华国锋的支持

在袁隆平的自传中曾提到了自己的往事，他的父亲毕业于东南大学，曾给西北军将领孙连仲当过秘书；而其母亲早年间曾在江苏教书，袁隆平最初就是跟着母亲学习英语的。

即便在那个年代，袁家也并不普通。

小学春游的时候，袁隆平被老师带去了一个私人园林参观，当时年幼的袁隆平看到树上的红色桃子就走不动道了，再加上深红色的葡萄、青青的苹果，这一幕幕都令他倍感新奇，一个想法浮现在脑海里：学农。

后来袁老还笑着说：“若是当时老师带我们去农村看看，那我肯定就不会学农了。”

很显然，这句话是一句玩笑话，因为在1953年23岁的袁隆平大学毕业，他在志愿上就写了一句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里，袁隆平在这将整个青春都奉献了，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令他无比心痛的往事：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自然灾害频繁，他亲眼看到了两个被活生生饿死的人横尸荒野。

从此刻开始，他已经彻底坚定了内心的想法，通过研究农业促进粮食生产，解决更多人的饮食问题。

杂交农作物在那个年代已经在国际上很火热了，袁隆平更是潜心钻研，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株长势凶猛的水稻，便赶紧做了个记号，这也成为一切的开端。

1966年那篇论文的发表，彻底推翻了当时“水稻不具有杂种优势”的言论，这一切也是万幸，若是他的论文再晚发表一年，恐怕就要等到1973年了，那么所有进度估计都会落后。

光有想法和方向对于袁隆平来说是不够的，关键是得要有人支持。

第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聂荣臻元帅。

起初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熊衍衡读到了这篇论文，立即将此文推给了局长赵石英，赵石英读后感到事关重大，马上将情况汇报给了聂荣臻。

为了袁隆平的研究，聂荣臻有了指示，国家科委也给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发函，明确提出要求支持袁隆平的工作。

有了这一层“关系”之后，袁隆平才得以顺利度过那段历经波折的岁月。

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另一个关键人物也出现了：华国锋。

那时，谁都不知道华国锋的未来将会有这么高的地位，在1959年7月之后，华国锋就开始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并且主要负责农业相关的工作，过去华国锋也在湖南多年，长期都在基层，对一线十分熟悉，诸如洞庭湖排涝、韶山灌区等工作都是他负责主持的。

长期调研的工作方式，也让华国锋十分关注粮食增产的问题，那么他与袁隆平的相识也是一段必然。

1970年6月湖南省第二次农业科技大会在常德召开，华国锋点名要让袁隆平前来参会，还请他在会场上发言。

站在台上面对诸多领导，袁隆平介绍了杂交水稻科研存在的实际情况，也明确说明了技术问题要解决有难度，可能会愧对省领导的关注和大家的期望。

华国锋听后说：“周总理也过问过杂交水稻科研的事情，希望能继续把它研究下去，尽快搞成功。”

这项工作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最初研究的过程中大家都没有搞明白“三系”的内在关联，搜集了一大批品种与不育系杂交后始终没有找到保持系，国外人工制造保持系的方式也没有成功。

一个好的领导并不是只会提要求，他能从其他事物中汲取经验并推广到其他领域，华国锋便是如此。

他高瞻远瞩地勉励袁隆平：“要把水稻雄性不育试验拿到群众中搞。”

这句话也给了袁隆平很大的灵感，他通过研究全国各地水稻的特性，发现“以扩大核质之间的矛盾，很可能是突破不育系及其保持系的可靠途径”，研究组的成员也在海南崖县的普通野生稻中发现了一株花粉败育野生稻，这更是打开了突破口。

为了能让袁隆平尽量排除一切阻力，华国锋更是说：“我们还是一家人咧。”

在那个时候，袁隆平关注的是全国百姓的粮食问题，并不是他个人的荣誉，“野败”被发现后，袁隆平更是将这种野生稻分发给10多个省市的科研人员，并且就在当地支起小黑板为大家讲课。

有了华国锋的支持，他更是有了攻破难关的动力，为了能早日见到成果，他经常背着腊肉和干粮坐火车辗转云南、海南、广东各地研究，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还用了个有趣的形容：候鸟追太阳。

神话的出现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3年10月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上，袁隆平发表了《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一文，这也宣告了“三系”配套已经宣告成功。

第二年袁隆平就在海南试种20多亩，平均亩产量一度超过650公斤，这更是从实际层面说明杂交水稻具有增产优势。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袁隆平依然没有成功，他的目标是找到一款能够普遍推广种植的水稻，时任农科院革委会副主任的陈洪新表示：“应该大胆地去推动这种赶超水稻，只有培育出不育系的种子，才能完成这一步。”

陈洪新将着眼点放在东南沿海地带，不仅是因为“野败”是在海南发现的，更是因为这里有着有利气候条件。

那是在1975年的北京，大家都很忙，陈洪新的汇报工作也同样进展缓慢。

为了能早点解决好这个问题，陈洪新思来想去，还是得找华国锋。

华国锋早在1971年就去了北京，从1973年之后，周总理对他也更加信任和倚重，那年10月中央还决定增补华国锋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并担任副组长。

当年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和毛主席、周总理等主要领导同志坐在第一排，周总理还指定华国锋参加东北、华东、西南这三个小组的会议，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他52岁。

在陈洪新四处找人汇报时，华国锋已经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了。

考虑到华国锋对杂交水稻的事情早就知情，也始终关心着科研进度，于是陈洪新就把现有的所有材料和计划写成了4页纸的汇报，并请人向华国锋提出：希望能当年汇报。

汇报信是在12月20日发出的，仅仅到了当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就给陈洪新打去了电话表示：“下午3点华国锋副总理将要来听汇报，你暂时不要外出，会有车过来接。”

接到这个电话后，陈洪新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待他抵达现场后更是发现，除了华国锋本人亲自到场外，还有陈永贵和杨立功。

陈永贵当时是分管农业的副总理，他更是创造过“大寨奇迹”，而且非常接地气，对农村、农业上面的事情了如指掌，这两位副总理能同时出现，对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进度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在所有领导都公务繁忙的时间段，华国锋更是听取了3个小时的汇报，且在陈洪新汇报时经常提出疑问，将对方的回答记在本子上。

最后，他也明确表示：“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又要扎扎实实推进，领导重视、全面布局、搞好样板、以点带面。”

考虑到科研需大量经费，华国锋更是拍板拿出150万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再给广东配备15部解放牌轿车。

有了中央的支持，袁隆平将这一切推进下去就很顺利了，在1975年冬天，大批农业专家赶到海南拉开了大规模南繁制种，第二年就在全国推广了228万亩，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项巨大突破。

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杂交水稻，比如国内外第一家杂交水稻专业科研机构就是在1984年成立的，从提议到建成一共就用了1年时间，这种办事效率可谓相当之高了。

10年后“两系法”获得巨大成功，这与最初成功的“三系法”每公顷增产750公斤到1500公斤，直接使得我国在杂交水稻领域的领先地位得以稳固。

2004年的亩产800公斤一直到2014年的亩产1000公斤，袁隆平始终在推进这个高度。

回过头来看，最初的每一步都是万分艰难的，少了任何一个要素都会举步维艰。

袁隆平曾明确表示：“若是当时没有华国锋的大力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

华国锋也在2008年回忆往事时给出了支持袁隆平的理由，中国本就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毛主席也十分重视农业发展，始终鞭策着华国锋在农业领域的深耕。

而到了1970年，华国锋和袁隆平初次见面时，就被对方身上那种质朴、科学思维、视野深深吸引，当时华国锋就告诉袁隆平：“对于科学研究我是外行，你放心去搞，我要求有关地市和部门大力支持。”

即便华国锋对于杂交水稻中的科学知识不太了解，但他知道：农业科学的进步不能离开农民和土地。

离开湖南去了北京后，华国锋也一直关注着袁隆平的动态，当他听闻了陈洪新的汇报后，更是明令要求南方13个省、市大力推广，这也直接促成了袁隆平的巨大成功。

他说：“这不仅是袁隆平个人的成功，更是中国的成功，是炎黄子孙的成功。”

随后的几十年来，华国锋与袁隆平的友谊始终没有中断过，2004年袁隆平当选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后，看到电视新闻的华国锋还专门让秘书给袁隆平打去了电话，让他多多保重身体。

2006年，袁隆平去北京出差时还专门去华国锋家中探望过，当时华国锋非常激动，两人保持着握手的姿势聊了半个多小时，更是体现出英雄惜英雄。

参考资料